澎湃思想周报丨玻利维亚“政变”；“喝风辟谷”生意经

【国际】玻利维亚政变：马乔·卡马乔的雾月十八日

玻利维亚大选前夕，总统莫拉莱斯（Evo Morales）原本还在信心满满地准备竞选，却在大选后突然提出辞呈。莫拉莱斯究竟是在社会运动的压力下被迫辞职，还是被右翼政变推翻？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下，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对这个事件有着截然不同的论述，而围绕着“这是不是一场政变”，国际左翼知识界也掀起了一场大讨论。Versoblog近日刊出由Ashley Smith与两位长期研究拉美的学者杰弗里·韦伯（Jeffery R. Webber）和弗雷斯特·海尔顿（Forrest Hylton）一起进行的访谈，尝试理解这场“政变”。

两位受访学者首先谈到如何理解“政变”，将玻利维亚所发生的事件标记为“政变”，无非是关乎如何理解这个事件的政治合法性。在拉丁美洲，左翼政府和一些颇具名望的左翼政客宣称这次事件为“政变”，而如巴西、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等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则拒绝将其命名为“政变”。

而特朗普对玻利维亚的“政变”发来贺电，他在官方声明中写道：“莫拉莱斯的离职维护了民主，为玻利维亚人民表达自己的声音铺平了道路。”这个声明与伯尼·桑德斯在推特上发表的“发生在玻利维亚的是一场政变”的谴责形成了鲜明反差，而英国工党的党魁科尔宾则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辞：“我谴责针对玻利维亚人民的政变，并与他们一起捍卫民主、社会正义与独立”。

政变是一种需要放置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进程之中来理解的事件，需要在事件与进程的关系之中来把握二者。在拉丁美洲范围内，玻利维亚所发生的事大致可以置于洪都拉斯2009年的“硬”军事政变，和分别于2012年和2016年发生在巴拉圭（弹劾费尔南多·卢戈 [Fernando Lugo] ）和巴西（逼迪尔玛·罗塞夫 [Dilma Rousseff] 下台）的“软”议会政变之间。不过这次玻利维亚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变发生前夕，首先爆发了由城市中产阶级主导的中间派群众抗议活动，而极右翼紧接着劫持了这场示威，并把它引向了暴力——最终导向政变。在拉丁美洲，没有一种统一的政变模式，它们都可以被看作一种在更广泛谱系上的推翻政权、以修复《华盛顿共识》为目标的尝试。

“政变”始末

2006年通过（左翼-原住民）社会运动上台，并执政至今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ovimiento al Socialismo，MAS）的原住民领袖莫拉莱斯，原本正在寻求第四次连任。自上任以来，他一直有着极高的支持率，其主要反对党的选票与他相差悬殊。但今年却呈现出（自他参选以来首次）票数两极化的局面，这幅图景暗示了多年来玻利维亚地区间的割裂，并勾勒出卡洛斯·梅萨（Carlos Mesa）背后的右翼反对派的谱系。梅萨曾担任德·洛萨达（Gonzalo Sánchez de Lozada）的副总统，在后者被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赶下台后，于2003和2005年间短暂地担任过总统。梅萨领导着“市民社区”（Comunidad Cuidadana）联盟，他大概正是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塔里克·阿里（Tariq Ali）所描绘的“极端中间派”。基于先天无能，在10月20日，他被极右翼人物卡马乔（Luis Fernando Camacho）以惊人的速度赶到了一旁，这个极右翼人物是圣克鲁兹市公民委员会（Santa Cruz Civic Committee）主席，他自称“马乔·卡马乔”（或“充满男子气概的卡马乔”，Macho Camacho，Macho意为“充满男子气概的”）。迄今在圣克鲁兹的东部低地部门之外都鲜为人知的他，捕获了这场运动，成为了全国范围内（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起义）的领袖。

莫拉莱斯开始丧失民意事实上是从2016年2月21日他输掉那个关于“是否要修改宪法以允许莫拉莱斯在2019年十月的大选中第四次参选”的公投开始。在腐败指控下，51%的人投了否决票。而他无视这一结果，依然参与了今年的竞选。那次公投最后成为了城市中产阶级以及地方公民委员会希望拉莫拉莱斯下马的动因，但他们在选举政治中很难做到。

今年10月20日的大选，由于快速计票系统网站的实时转播在票数统计到83%时突然被关闭，此时莫拉莱斯以45.3%的票数领先，而梅萨以38.2%的票数排名第二。根据玻利维亚选举制度，胜出者倘若没有拿到票数的50%以上，则必须在40%以上并超过第二名候选人至少10%，否则就要进行第二轮选举。此时似乎预示着第二轮选举不可避免。不过，几天后出炉的官方正式计票结果显示，莫拉莱斯得票率47.08%，而梅萨则是36.51%——以10.54%的差距宣布了莫拉莱斯这一轮的胜出。尽管支持率在下降，“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AS）牢牢把握住了立法选举中的多数席位——在众议院拥有130个席位中的68个席位，在参议院拥有36个席位中的21个席位。

美洲国家组织（OAS）和梅萨一直暗示着选举舞弊，但是并未找到任何确凿证据。然而系统的突然关闭给了梅萨指控莫拉莱斯选举舞弊的口实，并在官方计票结果出炉前就掀起了席卷全国的由梅萨领导的反对派示威运动。正式结果出炉后，此时仍由梅萨领导的反对派对选举舞弊的主张变本加厉，但却拒绝重新计算选票，他们要求抗议活动升级以迫使莫拉莱斯下台。

反对派的诉求很快又从逼莫拉莱斯辞职，指向对总统、副总统和整个内阁的关押。暴力的流氓犯罪团伙烧毁了莫拉莱斯及众多政府部门要员的居所。11月6日那个时刻标记着这场运动从中间转向极右翼：主要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学生与警察及支持莫拉莱斯的矿工发生了冲突，学生们大喊：“我们都是卡马乔！”

到了11月7-8日，警察部队也在各大城市叛变了，他们开始支持反对派。11月10日晚，卡马乔站在警车上，由叛乱警察护送着，被反对派群众簇拥着，在拉巴斯（La Paz）的街道上骄傲地游行。莫拉莱斯和副总统莱纳（Álvaro García Linera）则逃到了科恰班巴省的查帕雷地区，这个古柯种植区是莫拉莱斯和“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AS）的诞生地。

卡马乔进入了克马多宫殿（Palacio Quemado，总统府），在地板上一面折叠起来的玻利维亚国旗上，放了一本圣经，双膝跪地，宣布“上帝回到了总统府”。总统府外，一面印加旗帜（Wiphala，象征着安第斯山脈的不同美洲原住民）被卡马乔的支持者烧毁，以宣告他们击败了共产主义。圣克鲁兹市的警察也集体摘掉了他们制服上的印加标识。

公开的种族主义情绪浮出地表——在玻利维亚历史上，种族主义到了莫拉莱斯执政时期才第一次令人瞩目地被驯服——比如针对女性和LGBTQ+的反动意识形态迅速升温（尽管性别不平等问题一直存在，但是莫拉莱斯时代的妇女问题取得了显著政治上和立法上的进步）。在卡马乔的反女权、白人至上主义和法西斯主义（facho-macho-blanco）的街头政治之外，另一个表现是，韩裔福音派医生、牧师Chi Hyung Chang的得票率上升到接近10%——位居第三名，他不遗余力地宣讲撒旦在莫拉莱斯政府中的显形，以及政府崇拜原住民“大地母亲”（Pachamama）的观念之罪恶性。这再一次让人联想到巴西。

在内阁部长们接二连三的辞职后，玻利维亚武装部队总指挥“建议”莫拉莱斯辞职。11月10日，莫拉莱斯和副总统莱纳辞职，两天后流亡至墨西哥，他们在那里谴责这次“政变”，并承诺抵抗会到来。接下来，国会上议院和下议院的主席分别辞职，依照宪法，他们两位理应是接替莫拉莱斯的临时总统候选人。

11月12日，埃尼兹（Jeanine Áñez）被宣布成为玻利维亚临时总统，她曾经是东部低地的贝尼省的右翼议员，民主统一党的成员，曾担任参议院的副主席。她承诺将“尽快举行选举”，但她进入总统府的第一个行动是手持圣经跑到二楼的阳台上抛头露面，左右分别站着卡马乔和波托西市公民委员会主席马可·普马里（Marco Pumari）。她以总统名义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是和玻利维亚警察与武装部队指挥官，二者在会上宣布对新总统的效忠。她随后致函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感谢巴西政府的支持。事实上巴西是承认玻利维亚政变后政府的第一个国家。

被极右翼整合的各方反对力量

梅萨的核心的基本盘，是主要由城市中产阶级组成的21-F运动，这个运动诞生于2016年公投。尽管这次大选宣传战役开始之际，这个运动便开始式微，其中的七个反对党也决定参与到选举之中，尽管他们仍然质疑莫拉莱斯参选的合法性。然而，中产阶级的情绪在选举后马上被调动起来，立刻加入到了反舞弊的暴动之中，并最终被右翼劫持并激进化。

运动的核心组织基础由各大城市的公民委员会提供，这些组织近年来从相对休眠的状态中重新恢复了活力，并直接与那些动员种族主义青年进行暴力骚乱的极右翼势力结成了同盟。在选举之前，这些力量就组织了起来准备着对抗莫拉莱斯最终的胜利。还值得一提的是由沃尔多·阿尔巴拉辛（Waldo Albarracín，玻利维亚最好的公立大学UMSA的校长）领导的“民主捍卫委员会”，它原本是玻利维亚军政府独裁时期民众抵抗的产物，现在却在反莫拉莱斯的自由主义旗帜下重生。

与劳工党统治下的巴西类似，由于底层和原住民地位的提升，城市中产阶级认为他们的地位在莫拉莱斯执政时期受到了损害。新的小资产阶级原住民阶层逐渐形成，玻利维亚的原住民传统也在公立学校系统中重新得到了重视——尽管公共教育的质量仍然堪忧。原住民首次按照比例被吸纳进国家官僚机构，这切断了肤色较浅的有着良好专业素养的中产阶级一条传统的就业途径。社会生活和消费模式的地形发生了变化，因为从前如机场、购物中心等由白人混血（white-mestizo）中上阶层独享的空间，如今相对民主化了。比如在拉巴斯（La Paz）修建的由政府补贴的缆车公交系统，连结了底层-原住民的El Alto地区和时髦的城市南端，成为了一条便宜、快捷的通勤路线。

同时，各种各样的资本在莫拉莱斯和“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治下的玻利维亚，从未找到天然的政治庇护。在“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执政的头几年，如圣克鲁斯市主要的工商业联合会CAINCO这样的组织就开始发起一场全面破坏社会稳定的运动，以推翻莫拉莱斯政府为己任。然而在2008-2010年被击败后，他们便与政府，及农业综合公司、境外油气矿业资本同时达成了妥协。金融资本与莫拉莱斯的关系也类似。就像卢拉执政时期的巴西，只要利润率高，右翼选择并不切实可行，他们就学习与左翼政府和平共处。莫拉莱斯对2016年公投的反应暗示了资本也许短期内很难在这个国家找到直接的政治代理人，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开始寻找退路，最终在这次政变中为新的还未当选的总统提供支持。

对于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在莫拉莱斯任期经历了可观的数量增长）而言，总统无视2016年二月公投的结果，以及这次快速计票系统可疑的关闭，都让莫拉莱斯政府的合法性降低。可预见的是，在东部低地地区，与农业综合公司、石油天然气采掘公司以及种族主义准军事化的青年团体相关的激进化的低地右翼紧随其后。

梅萨终于被自己所帮助释放出来的黑暗力量所吞没。

卡马乔来自圣克鲁兹市的一个富裕家庭，对农业公司和金融业感兴趣。他曾经领导过新法西斯青年团体（Union Juvenil Cruceñista，UJC），该团体在2008年反对莫拉莱斯的行动失败后，开始了对圣克鲁兹市的流动原住民小贩的街头暴力。UJC在过去经常使用卐标识，并参与玻利维亚法西斯主义政党“弗朗哥社会主义玻利维亚”（FSB）的行动。

这位重生的福音派基督徒，现年40岁，与巴西的博尔索纳罗的共同之处可不止一点：二者都与福音派，都与准军事组织和牧场主建立了稳固联盟。在经历了多年无效的、传统右翼反对派之后，卡马乔从2019年开始占据了圣克鲁兹市公民委员会内部由权力争夺而带来的权力真空。这个机构长期以来要为这个区域包括土地、金融、商业、工业和毒品等不同部门的资本与反动低地精英的利益聚合而负责。这种利益集团在1960-1970年代的军事独裁期间，和紧随其后的1980-19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的党政（partidocracia）期间，被系统性地鼓励。

卡马乔做到了把反对派中完全不同的脉络融会了起来，其中包括过去四五年来与莫拉莱斯渐行渐远群众运动团体，如来自西部高地持不同政见的艾马拉土著组织Ponchos Rojos，来自Yungas森林地带的可可种植农民，以及部分国有矿业工会和运输工会等。至关重要的是，他还与波托西市公民委员会主席马可·普马里（Marco Pumari）结成联盟，普马里是一名矿工的原住民儿子，也是波托西地区与国家政府之争端的领袖——就该地区就锂资源采掘在未来所产生的财富如何分配问题。

其它群众运动团体在这次事件中也与政府保持了距离，或是出于对所谓“选举舞弊”的不满，或是长期积累的怨恨，比如高地原住民组织CONAMAQ和低地组织CIDOB在2011年（以及最近）与政府就“在原住民领地上修建铁路、高速公路、国家公园”等问题发生公开冲突，他们的领导层被政府干预和瓦解。女权主义组织Mujeres Creando这次也动员了起来反对政府，因为政府未能在加剧的性别暴力和美洲大陆最严重的针对女性的仇恨谋杀率等问题上采取有效的行动。低地的其它以领土为基础的原住民组织一直处于与政府斗争的前线，政府与跨国资本合作的采掘产业在启动对当地进行矿物和自然资源采掘的发展项目之前，并未征得原住民社区的同意。

而与此同时，那些与政府结盟的民间组织——六个古柯种植者工会联盟，“玻利维亚农村工人统一联合会”（CSUTCB，玻利维亚最大的农民工会）的高地及高低山谷的原住民农民，矿工，无地工人运动等——对这次事件反应都很迟缓。这也是可以预期的，因为他们几乎完全被收编进国家机器了，运作官僚化，并且丧失了自治和动员的能力，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抗将极端中间派置于其控制之下的反动潮流。这也让人想到巴西的劳工党。

所以，政变的两个短期催化剂一是对选举舞弊的普遍认知（这是梅萨在选举之前就制造出来的认知，选举后又在系统性地强化它），二是作为这次大选幕布的2016年那场公投。运动的动员主体是城市中产阶级，同时也纳入了一些群众社运团体和流氓无产者（比如低地金融和大型农业综合公司的资本所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势力）。尽管独立的左翼和原住民运动对政府有着合情合理的牢骚，但他们没有对选举后的政治动态产生任何影响，而中间派的不满则被卡马乔领导下的极右翼引流。最终在警察与军队的决定性支持下，政变得以成功。

不过，莫拉莱斯的群众基础仍然在，这些亲“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群众社运组织仍然拥有大量的成员，我们或许将很快看到持续的反抗力量。毕竟，莫拉莱斯在前一轮选举中赢得的选票并没有人能够真正挑战。

中长期的政治经济困局

倘若不把这个事件放置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在玻利维亚的回响，以及“采掘新发展主义”（extractive neodevelopmentalism）的政治经济模型的内生性矛盾之中，我们就很难真正理解它。两位受访者在解释莫拉莱斯获得长久支持的原因的同时，也从左翼视角提出了对莫拉莱斯政府的批判。

莫拉莱斯执政近14年，持续保持着民众支持率，这源于这一新政治经济模型鼎盛时期的活力。选举前的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大抵对玻利维亚的经济状况满意。莫拉莱斯执政期间，在脱贫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根据世界银行的指标，极端贫困人口从38%降到了18%，如今在城市里不足10%。玻利维亚成为了世界银行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

莫拉莱斯执政的第二任期（2010-2014），被认为是他的“保守主义转向”，他的政治方案很明显是自上而下由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方案——二十世纪民族革命运动的改良版，在那些运动中，“社会主义的胜利”概念只是幻觉，因为革命归根到底是民族主义的。在大宗商品繁荣期间，政府的经济战略一直依赖于低通胀，财政保守主义以及大量外汇储备。

自2010年以来，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其政治联盟开始取决于与东部低地地区的金融、跨国油气资本和国内外农业工业资本的协议。在财政方面，莫拉莱斯任职期间为国家银行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国家银行的资产在2008至2017年间增长到了3.6倍，从7亿美元增至25.5亿。随着时间流逝，莫拉莱斯政府的核心社会基本盘已经变成了原住民小资产阶层，他们由商人、小采掘主、小规模工业生产商和为出口服务的商业化农业的中规模生产商构成。大宗商品的繁荣期的背景下，这个阶层在莫拉莱斯第一任期内壮大，因此改变了莫拉莱斯核心基本盘的阶级构成。采掘部门中大型外国资本的逻辑，与原住民小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力量相伴而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广泛的莫拉莱斯的消极支持阶级，他们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因为在玻利维亚，收入越卑微的往往越有可能是原住民，而原住民则更有可能把选票投给莫拉莱斯。

过去三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已从2013年的6.8％高位回落至4.2%的平均值——仍然令人惊叹。采掘租金被补贴给那些劳动密集型部门，使得玻利维亚保持了低失业率，精准扶贫也在脱贫问题上取得了显著效果。这些都可以解释莫拉莱斯的高支持率。他是自这个原住民占大多数的共和国从1825年成立以来首位原住民总统。

但是玻利维亚经济，对于更广泛世界市场的走向仍然是反应敏感的。它的外汇储备已经枯竭，正利用债务杠杆来维持公共支出并掩盖其下的现实困境，尤其在前一年（或者说是选举的准备期）。与巴西一样，“新发展主义”模式让其挣扎于对初级商品的过分依赖、对进口的过分依赖（进口产品在货币增值下变得更加便宜了），以及与前者密切相关的非传统和制造业出口的下降。自2014年以来，商业赤字一直在增长，财政赤字和债务也在增加，而在此期间，外汇储备每年以20亿美元的速度下降。 

对于经济中占比越来越重的采掘主义，市场条件的恶化并没有造成采掘活动的放缓，反而转变成“谁能为跨国资本提供更有利可图的采掘条件”的竞争。就像莫拉莱斯政府的所作所为所暗示的——在征询原住民社区意见之前，就把他们的领土开放给采掘发展计划。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当下动力造成的社会生态灾难正在加剧。今年夏天发生在亚马逊的大火，不只在博尔索纳罗的巴西境内，也波及了玻利维亚50万公顷的领土。莫拉莱斯政府与东部农业综合体密不可破的关系，是让火焰蔓延的原因。

就像我们在为卢拉出狱这个民主运动的成果而欢庆的同时，却不必给他任期的政府投射过多的激进想象一样；我们也不用靠宣称莫拉莱斯的社会主义血统来谴责这场政变的反民主本质。除非我们理解这些国家对“新发展主义资本主义”（neodevelopmentalist capitalism）的实践及其背后的内生性矛盾，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2016年发生在巴西的把劳工党赶下台的“软”政变背后的右翼势力的动力及其所获得的显著的群众支持，更无法解释今天发生在玻利维亚某种程度上更“硬”的政变。最后，两位受访人意味深长地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作为他们这篇访谈试图解释的问题的回声：“阶级斗争如何创造出了形势和条件，让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国内】“喝风辟谷”的生意经

庄子在《逍遥游》里讲述了一个“藐姑射之山神人居”的故事，他“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两千年后，西安喝风辟谷国学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不仅赋名于这个典故，还开展了一系列线上线下“辟谷”课程，而且还跻身曲江新区政府的双创补贴名单。这一事件引发了当地民众乃至广大网友、媒体的关注和质疑。

“辟谷”本是传说中神仙的生活方式，而这家公司却试图将其可操作化、普罗大众化，并宣称能够治疗失眠、鼻炎、糖尿病、瘫痪、癌症等大大小小的疑难杂症。该公司公众号“喝风免费辟谷”上的文章多为“87岁父亲：辟谷救了我女儿，我必须试试”、“我的乳腺癌干死了，还顺带减肥57斤”等。而相应的，有一些重病患者寄希望于“辟谷”治疗，其中一些病情持续恶化，重则殒命，比如复旦大学博士于娟、杭州徐女士等。

这似乎显而易见且老生常谈的伪科学为何仍能登堂入室，引得各年龄段、各收入、文化水平的学员趋之若鹜？

对此，《新京报》在《“喝风辟谷公司”的生意，满满的都是套路》中分析“该公司的课程，也有着先进、成熟的操作模式”比如“线上线下交叉并行，以网授为主、面授为辅”。另一方面，“课程收费昂贵，一套导师课程下来需要25800元，给人造成‘物有所值’的错觉”。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学员上完导师课程后，便可‘出师’传授别人，也有传销的影子”。将“一个并不靠谱的养生疗病方法，推成了能治百病的良方，而且成倍地、变相地挖取它的商业附加值，打出了一整套商业营销组合拳”。

更为深层的是，重金修习“辟谷”这一行为本身可能成为了一种精神安慰乃至符号。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澎湃号”转载的《我参加过的辟谷班：断食、打坐、服气、偷食》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以为，用购买美容减肥产品的方式购买古老的东方辟谷术，就能让自己对身体的控制在消费的瞬间即得以实现”，“法国学者布迪厄在《区隔》一书中说，社会阶级间区隔的重要因素并不在于个体所占有的经济资本，而在于他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不同的文化资本决定了不同阶层的欣赏趣味或是品味”。明星、企业家、国际政要的追捧为“辟谷”带来巨大的广告效应，据称“王菲、李亚鹏、乐嘉、张纪中、樊馨蔓、凯特王妃等，他们中的不少人每年都到缙云山找李一道长去辟谷静修”。古老的东方辟谷秘术精准地迎合了处于上升阶段并急于证明自身社会地位的中国新中产阶层。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谭江华总结道，“辟谷成为了一种符号消费的商品。人们在选择辟谷商品的过程中，追求的并非商品的使用价值, 而是商品所附加的能够为他们提供声望、表现个性、社会地位以及权利等带有一定象征性的概念和意义。辟谷本身给他带来的是身份认同和自我地位的建构”。

但事实上，“辟谷”本来其实并不乏科学之处。《南风窗》在《喝风辟谷，养生为啥总走歪路？》中试图澄清，“辟谷在《淮南子》《太平经》《二十四史》、药王孙思邈的《千金翼方》，葛洪的《抱朴子内篇》等典籍里都有所提及”。取其精华也不失为一种健康饮食指南，中文医学核心期刊《中华中医药杂志》《中医杂志》的很多结论最终提到，“辟谷提倡的‘节制饮食’思想是可取的，适量的饮食习惯有益身体健康，对于身体肥胖、糖尿病、高血压患者等群体来说，少吃确实能帮助减轻身体负担”。但断章取义，将其吹出奇效，原有的合理性由此被边缘化和污名化，实则为一种捧杀。

不仅如此，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次事件也引申出了中医乃至整个国学实用主义的尴尬处境。文章进一步指出，舆论中的“喝风辟谷”正打着“国学文化”的旗号从政府和辟谷爱好者处圈钱。南怀瑾有个比喻深谙此点，孔孟是粮店，道家像药店，佛学像百货店。中医养生即是“滋生旁门左道的重灾区。层出不穷的荒诞伪养生就是一边打着国学、中医的擦边球坑蒙拐骗，一边进行抹黑”，“我们还没把中医安排明白，中医养生却早已把它污名化”。

目前，据“澎湃新闻”跟进报道，《西安“喝风辟谷”公司，被取消政府补贴》；相关公众号由于涉嫌发布不实信息被停用；该公司的经营内容和经营资质受到投诉，也已暂停营业。但该事件的发生逻辑和程序依然值得注意，《钱江晚报》在《喝风辟谷获政府补贴，审核把关在哪》中的追问不无道理：“这种公司怎么注册营业执照，进行税务登记的？还能挂名文创产业园入孵企业，和文创产业挂上钩，堂而皇之地开业运营，最后还能享受补贴，审核关到底是怎么通过的？”《长江日报》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岂能鼓励“喝风辟谷”这样的伪创新》，“‘双创’是鼓励创新，但喝风辟谷公司……是一种伪创新，不仅扭曲了我们期待的创新，而且有可能从文化根基上摧毁创新”。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补充道：“各类‘伪养生’的崛起与倒掉，这既有某种权力的‘扶持’，也有个别媒体推波助澜。产品固然可以轻易销毁，但如果生产的流水线依旧，监管和执法仍然缺位，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停止。当然，需要补上科学课的，不只是普通民众。”总之，该公司是如何进入并通过政府补贴名单的，是比“它是否应该进入”更重要的问题。

聊以慰藉的是，“喝风辟谷公司”在名单公示期间自下而上地遭到质疑并最终被取消资格，这可以说是信息公开的正面价值和期望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