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硕｜古典战争的“存在与时间”：《特拉法尔加战役》的价值

《特拉法尔加战役》，[英] 朱利安·S.科贝特著，陈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2016年4月出版，544页，79.00元

“亚马孙”号巡洋舰给纳尔逊带来了惊悚的消息：十天前，那支在他眼皮下失踪的法国舰队已经与西班牙舰队会师、驶向外海。现在，它可能正在去往爱尔兰、甚至伦敦登陆的途中。即使纳尔逊舰队火速回师英国，他们看到的可能是已经被拿破仑占领的伦敦，或者乐观一点，是英国军事法庭的审判……

百年前的海军战史经典

这是英国海军战史研究者朱利安·科贝特的名著《特拉法尔加战役》（陈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中展现的一幕场景，但并非该书原文，而是本文作者的提炼改写。

朱利安·科贝特（1854-1922），生于英国伦敦富商家庭，受过典型的英国上层教育，年轻时曾游历世界，热衷文学创作；中年后对英国海军战史产生兴趣，1898年出版《德雷克与都铎海军》一书，随即被英国海军档案协会吸纳，利用英国海军档案进行战史研究工作，1902年成为格林尼治海军学院讲师，相继撰写了多部风帆时代海军史著作，其中的《特拉法尔加战役》出版于1910年。此后科贝特的研究转向更晚近的蒸汽战舰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被英国国防委员会和海军部委托，撰写关于“一战”中的海军战史，这项事业到他离世尚未完成。

在科贝特的诸多作品中，目前有中文译本的是《特拉法尔加战役》一书，它的高潮和结尾，就是1805年10月21日发生在西班牙南部特拉法尔加海角的大海战，纳尔逊指挥的英国舰队击败了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纳尔逊之前曾在埃及歼灭拿破仑舰队（1789年），已经在英国声名赫赫，他战死于特拉法尔加，也和这场战役一起载入了英国史册。

但特拉法尔加这场只进行了一天的战役只是该书的一小部分，《特拉法尔加战役》一书的主要篇幅，都在展现战役之前近一年时间里双方海军的对峙与备战。因为战役在何时、何地展开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两方统帅的决策都有更长的背景，两国海上力量的长期对峙、追逐、集结过程，都使会战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严格来说，此书命名为《1805英法海战：走向特拉法尔加》更为恰当。

《特拉法尔加战役》的特点是严谨、权威，因为科贝特是服务于英国海军的专业研究者，能够查阅海军官方档案，如从首相、海军大臣到各舰队司令、舰长的各种手令、报告，各军舰的航海日志；当时法国、西班牙方面也已经公布出版了关于1805年海战的各种战史档案，此外还有各种参与人士的回忆录、书信，《特拉法尔加战役》对史料的运用极为充分，是从英国视角描写这场战役的经典作品。

科贝特此书的第二个优点，是不局限于战役本身，而是尽量展示当时影响海战的诸多国际因素。特拉法尔加战役的缘起，来自拿破仑试图打破英国海军封锁、登陆英国本土的设想，而拿破仑的对英作战计划又和他在欧洲大陆上的军事、政治活动互相影响，比如：拿破仑吞并意大利半岛，与奥地利、俄国的陆地战争，这些因素时而促使拿破仑试图尽快攻占英国，时而又使他无暇顾及。从英国方面看，在防备拿破仑的集结舰队、登陆英国之外，还要提防法军在其他方向的攻势，比如攻击中美洲的英国殖民地，或者入侵西西里，甚至经奥斯曼帝国远征英属印度，需要这些可能的军事威胁做出反制措施。

科贝特把上述因素都纳入了研究和叙事范畴，在更广阔的时间、空间背景上展示了英法海上争霸全过程，只有了解欧洲当时整体军事形势，才能真正理解特拉法尔加战役为何、如何发生。

不过，国际政治格局并未占据《特拉法尔加战役》太大篇幅，它着墨最多的，还是英法两方（还可以包括西班牙）从最高统帅到舰队司令、舰长们的战争行动。这可能是《特拉法尔加战役》最难读懂的部分——该书中译本出版以来，受到的关注并不算多，读者评论普遍认为过于艰深、枯燥，但这恰恰是全书最有趣、有价值的内容，因为它暗藏着理解“前现代战争”的密码。读者如果能够理解《特拉法尔加战役》为何显得如此晦涩，也就理解了在电报、电话产生之前的传统时代，军事统帅、将领们面对的真实世界是如何难以捉摸——这将是本文将重点介绍的内容。

“信息传导延迟”与战争决策

《特拉法尔加战役》表现的拿破仑时代，距离有线电报的产生还有三四十年时间，当时只能用人力传递信息，所以必然有“信息传导延迟”。当时西欧陆地上的马车交通，列国之间的通信一般要花费数日，稍远的会超过十天；大海之上的信息传递更为困难、脆弱，如，当时风帆舰队从欧洲跨大西洋去往美洲，单程也需要一个月左右，所以舰队出海之后基本处在“全失联”状态。

身处这种通信的迟滞和不确定状态，传统时代的统帅摸索出来一些应对办法，比如在制定军事计划时，要提前规划好不同港口内各舰队的通盘行动原则；发给舰队司令的行动规划往往比较宽泛，还会预设若干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分别列出应对策略，这和计算机编程工作有些类似。另外，事先制定的作战计划只是一种简略的任务要求，它的落实还要靠下级主官的工作，这同样是对抗“信息传导延迟”的努力：舰队或舰艇在出海之后，要探听各种信息，与后方或友邻舰队尽量保持联系，针对变动的敌情随时调整己方行动，并尽量取得后方统帅、友邻舰队的知情与配合；舰队司令派遣军舰离队执行任务，也要提前约定好汇合的时间、地域。

上述只是“信息传导延迟”时代的总体战争规则，而《特拉法尔加战役》展现的主角很多，从两方统帅到大洋上正在独自航行的某一位舰长，他们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信息进程”特点。比如，一位舰长在若干天前离开了主力舰队，从此就与主力舰队断了联系，也许在最近这几天内，主力舰队已经被敌军歼灭，对于更遥远的后方国土上发生的动态，舰长更不可能得知；但舰长在单独行驶途中，可能发现敌军大舰队的踪迹、去向，这很可能是己方舰队司令未能掌握的信息；舰长在遇到商船或者靠港补给时，也会听到各地或海洋上的各种信息（往往是若干天前的内容，它的后续进程只能靠猜测），其中有些信息会对己方舰队司令很有价值，舰长必须想办法尽快通知自己的司令；同样，己方舰队这些天来的最新动向，也是这位放单的舰长急需了解的……

一位舰长面对的“信息传导延迟”已经如此复杂多变，构成整场战争的双方统帅、各舰队司令，都处在各自的小信息世界内，同时都在尽量获取新、推导构建出最新的全局实时情况，并将自己获取的信息尽快发送给上下级。对于当时的军事统帅或者各级主官，如何建构“现在的世界”是一大困难。因为视野之外的敌军或友军的当下状态都不可认知，有限的情报能够提供的，只是那些敌军、友军若干天前的状态，军事主官只能通过这些极为有限的过时信息努力构建出“当前的世界”，这种构建越接近“真实”，其行动方案才更有可能成功，也就是变成未来的真实。从这个层面说，只有善于构建“当前世界”，才能实现自己想要的“未来世界”。

可以说，试图完整再现这种传统时代的一场海上战争全景进程，是一个异常“烧脑”的工作，读者理解一位舰长、一位司令官的信息世界尚属困难，何况要了解大大小小的多个“叙事线头”，这对读者的理解力、记忆力都有很高的要求，往往要前后翻阅几次，才能理解《特拉法尔加战役》书中展现的一个片段。

可以做一个古今对比：在无线电技术普及之后，战争就告别了“信息传导延迟”，而进入了“共时性世界”；到今天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人已经习惯了全球信息的共时性，生活于其间的不自知状态，而从现在回望，我们才能感受到“信息传导延迟”的特性，它是传统和现代社会的重要区别。

无线电产生之后的“共时性世界”只有一百余年历史，此前的漫长时代都处于“信息传导延迟”之中，对这个古今差异，古人没有做过太多研讨，现代人也就没有形成显著的认知，这本身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究其原因可能是：人类的多数信息，只有和现实的影响伴生才有真正意义，古代的“信息传导延迟”本身也是“影响传导延迟”，人们自然不会加以注意。用现代的例子说，对于南半球冬季的人，他知道现在的北半球正是夏季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对他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只有准备去北半球旅行的人，才会注意携带冬装。同理，古代的“信息传导延迟”导致不同地域的人互相交流、影响很少，从而对信息的延迟不太在意，它决定了“古代”的特质，这是一种倒过来的因果关系。比如，商业界本应对各地物价差异比较敏感，但在全行业都无法实时获得各地信息的条件下，这方面的时间差就不太重要了。

但古人对“信息传导延迟”并非全然麻木，其中最敏感的就是战争，因为两军行动的一步之差，就可能决定关键胜败，所以在军事领域，古人一直在和“信息传导延迟”作战，这比尚未进入视野的敌军更为直观可见。但越是古代史料越少，军事家们这方面的努力很少被记录下来，只有更晚近的阶段，这方面的史料记载才稍微多一些，拿破仑时代属于电报产生前夜规模最大的战争（1830年代有线电报诞生；1850年代跨大西洋电报线铺设），是记录、研究古典战争好的案例，所以《特拉法尔加战役》对此展现得最充分；而在此书写成的1910年，无线电报刚刚进入实用阶段，朱利安·科贝特显然对这种即将改变海战形态、也即将改变人类信息传导方式的技术非常重视，他由此反观百年前拿破仑时代战争，深入挖掘了“信息传导延迟”时代军事家们的种种努力。这两个时间节点叠加，导致了《特拉法尔加战役》的不同寻常。

本文开端展示的场景，就是“信息传导延迟”时代军事将领最容易遇到的困境。它的背景是：英国将领纳尔逊指挥的舰队本来在地中海内，负责防堵法国土伦港内的舰队，但在3月30日，土伦舰队寻找机会溜出，从此在纳尔逊舰队的视线中消失；在法军土伦舰队离港后的20天里，纳尔逊都在误判，以为法舰队要攻击地中海里的目标，所以他守株待兔多日，也没能找到法舰队的踪迹。

到4月20日左右，纳尔逊终于得到一艘巡洋舰送来的报告：法国土伦舰队已经在十天前出现在直布罗陀海峡外的西班牙加迪斯港，和搭载步兵的西班牙舰队会师，然后一起驶向外海；纳尔逊判断，这支联合舰队可能要在爱尔兰登陆，或者前往英吉利海峡、威胁伦敦，所以纳尔逊急忙率舰队驰援英国本土，在出发前，他要用快船向海军部报告自己的行动计划，下面摘抄的这一段报告原文，能很生动地展示当时将领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以及在各种不确定性之中实施行动的原则（方括号内的解释文字为笔者所加）：

敌军舰队[即法军土伦舰队]在很久之前就通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并在[西班牙南部港口]加迪斯与一些西班牙战舰会合。我已派“亚马孙”号去[中立国葡萄牙首都、海港]里斯本打探消息，而我则将尽快驶向[西班牙西南端的]圣文森特角。我希望“亚马孙”号能在那里与我会合，并带给我关于敌军目的地的确切信息。

考虑到他们[即法军土伦舰队]与西班牙战舰一道从加迪斯出海，我认为他们并不是要驶向西印度群岛，而是要与[西班牙西北部港口]费罗尔的舰队汇合，再直接扑向爱尔兰，或者布雷斯特[法国海港，在英吉利海峡南端入口处]——我相信法国战舰上搭载了陆军。

因此，如果我没有得到足以改变目前推断的有效情报，我就将从圣文森特角出发，前往[英国最南端的]锡利群岛（(Scilly）以西50里格处，慢慢地驶近群岛，以确保任何传令的船只都能找到我的舰队。之所以选择这个位置，是因为一旦有需要，从这里去布雷斯特或爱尔兰都同样便利。

我相信这个计划能够得到各位先生的许可，我很乐于带回11艘优秀的战舰，在娴熟的指挥之下，它们的秩序与状态都像刚刚出海时那样完美……

附记：我将把这封信的摘录同时发送给爱尔兰舰队与[英吉利]海峡舰队，让他们的司令官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

从这个报告可见，舰队司令要根据刚刚获得的情报——其内容肯定是若干天之前的——推测当前和未来敌军的位置，并由此制定自己的计划；书面报告要尽量说明自己行程，以便友军或信使能够尽快找到自己，继续进行联络。

而且，纳尔逊写这个报告时，正处在贻误战机的恐惧之中，他这个书面报告对可能已经发生的最坏结果都避而不谈，比如，这时的纳尔逊知道，一支运送英国陆军的船队正在驶向地中海，在他写这份报告的时候，这支船队很可能已经被法西联合舰队拦截并歼灭了；纳尔逊舰队从启程到抵达英国近海，最快也需要十几天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法西联合舰队可能已经在爱尔兰或者伦敦地区登陆……

中国读者的接受

人习惯的认知方式是“所见即所得”，“信息传导延迟”很不符合人类的认知天性，《特拉法尔加战役》恰恰是努力用文字展现这种游戏规则，能够进行解读的读者自然不会太多。

对于表现和研究“信息传导延迟”时代的各种特征，对比一下现有的各种表达方式，可能文字（书面作品）是比较适合、且成本最低的；用影视剧的视觉方式几乎无法表现这种特征，这也是视觉表达方式突出的短板（所以把《反恐24小时》翻拍成古代题材就像缘木求鱼）；最适合表达这种特征的媒介，可能是战略类电子游戏，从统帅到每一位舰长，每一个角色在特定时间、地点所掌握的信息，根据这些信息能做出的决策选项，都可以用数据库记录和表现，这也是军事领域计算机模拟的对抗演习方式。

除了表现“信息传导延迟”的难度，科贝特此书确实也写得过于严谨，他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在原始文献中勾稽出各种战争要素，这导致他没顾得上提炼出一条精彩、有悬念的叙事线，影响了作品的可读性。

在科贝特写作《特拉法尔加战役》的时候，其目标读者只是熟悉这一段海军史的英国人，对于中国读者自然显得比较陌生。比如英、法、西、葡海岸线的各海港名称，中国人大多闻所未闻；当时英国海军主要将领的名字、各自统辖舰队所在的海域，中国读者也不可能太熟悉，《特拉法尔加战役》书中习惯用舰队司令名字代表其舰队，且经常省略舰队所在方位介绍，这难免让中国读者一头雾水；书中有时还按地点称呼舰队，比如“布雷斯特舰队”，这其实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被围困在布雷斯特港内的法国舰队，一种是港外执行封锁任务的英国舰队，其具体含义要根据上下文来判断。

幸运的是，该书中译本的译者很熟悉海军史，翻译得很准确，对书中主要人物都附有小传，但为了方便更多的非英国、非专业读者，此书还需要改写成一个可读性更强的通俗版本。

在电报、电话和网络普及之后，人类似乎进入了“共时性世界”，但即时性新闻能够报道和改变的只是世界的表层部分，还有很多深层领域仍处在“信息传导延迟”的游戏规则之中。这有人为保密造成的影响，也有人类认知能力拓展的局限性和偶然性。比如，2001年美国911事件开启了反恐战争，但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的行踪一直不为外界所知；2011年5月2日，美国特种部队击毙本拉登，2019年10月26日，击毙ISIS首领巴格达迪，美国反恐战争已经持续近二十年，但它的开端的运行过程仍未被充分揭露。

再如，科贝特的《特拉法尔加》在问世一百零六年后才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而科贝特的更多著作、关于西方海军战史的更多著作尚未进入中文信息世界，这属于迟滞上百年的“信息传导延迟”。当中国海军航迹已经遍布五洲四洋，中国人对海军文化的探究才刚刚起步，它需要接续、重新解读自古希腊时代以来历经两千余年的的海洋历史传统；这也是一个例证，说明我们存在的世界并非只有共时性与线性进化，对于任何人群，“自身传统文化”都不应该自鸣得意、故步自封的借口，而应该在更广阔的文化场域中重新寻找、界定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