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皇帝的权力构架

咸丰皇帝（1851—1861年）

1850年12月1日，天色微明，年轻的咸丰皇帝已起床。他步出养心殿的庭院，沿着纹路分明的青石，到御花园散步。按照往日的习惯，他会赶往寿康宫向皇太贵妃（养母博尔济锦氏）请安。而今天他却踱到养心殿西暖阁那间著名的三希堂，在暖榻上坐了一会儿，直到从窗棂外透来的晨光让每一处阴暗的角落清晰起来。咸丰帝突然长身而起，像是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让身边的内侍太监急召太子太傅、大学士杜受田进宫。

也就在这一天，一道朱谕《罪穆彰阿、耆英诏》传出宫门。内容是革去道光帝时期备受恩宠的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职务，同时将文渊阁大学士耆英降为五品顶戴，以六品员外郎候补。这份诏书非比寻常，它所产生的影响不亚于一次宫廷政变。紫禁城的政治空气随之降至冰点，而京城各大衙门也陷入沉默凝重的气氛之中。

也就在不久前，尚未满20岁的新帝下诏举荐人才，耆英还自我良好地上了一道奏折，其中大谈君子与小人之辨，更是发表了“用违其才，虽君子亦恐误事。用得其当，虽小人亦能济事”的言论，俨然以帝王师自居。

咸丰帝的谕旨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一吐胸中块垒：“今年耆英于召对时，数言及英夷如何可畏，如何必应事周旋。欺朕不知其奸，欲常保禄位，是其丧尽天良，愈辩愈彰，直同狂吠，尤不足惜。穆彰阿暗而难知，耆英显而易著，然遗害国家，厥罪维均。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

这道谕旨犹如一道闪电掠过帝国的天空，引得惊雷滚滚而来，京城内外大小臣工私底下无不拍手称快。咸丰帝说出了他们内心隐忍多年的想法，新皇的表现让他们眼前为之一亮，仿佛让他们看到了王朝复兴的希望。

咸丰皇帝在外交事务上一改道光时代的软弱之风，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强硬姿态。他早就不满穆彰阿和耆英在对外事务上的“应事周旋”，而不使用强硬手段。与此同时，他着令地方衙门查明林则徐“能否来京候简”，为尔后起用林则徐作张本；起用在鸦片战争主持台湾抗战后被降职的姚莹办理两淮盐务；批准军机大臣陈孚恩、大学士潘世恩退休，并将闽浙总督刘韵珂病免，将福建巡抚徐继畲解职召京；后又革去陕甘总督琦善的职务。

在此期间，咸丰帝在部院大臣的安排上也做了一些调整。从他登基后的一系列人事调整来看，他所重用的是这些对外持强硬态度的官员，罢黜的是那些对外持和议的人士。咸丰如此做法，究其原因，是在他登基未久，英国军舰驶入天津大沽，送交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巴麦尊致穆彰阿、耆英的一封信引起的。虽然后来证实这不过是一场虚惊，但对于年轻好强的皇帝而言，显然是无法接受的。鸦片战争这场“千年奇变”所带来的那种屈辱感受，一直存在于他的心中，难以消解。

咸丰皇帝决心再次起用林则徐。当他的谕旨落下“钦此”二字时，遥远的福州城，林则徐正饱受病痛的折磨。这个六十六岁的老人并没有躺在故乡的安乐窝里回忆自己并不平静的一生，那场让他饱受质疑的战争已过去十年，从遣戍新疆伊犁，到重新起用后驻节于多事的陕甘、云贵，衰惫之躯已越来越让他有昏然老去之感。

1850年10月，新皇谕旨抵达福州，林则徐是在病榻之上接下的这道谕旨。这个在正统史家眼里，近乎神话般完美的人物在儿子的辅助下完成了接受谕旨的全套礼仪。咸丰帝起用他的理由是，广西地界天地会和拜上帝教两股造反势力如沸水翻腾，派他前往这一地区平复。林则徐不顾病体难支，带着三儿林聪彝和幕客刘存仁等，就匆匆忙忙地上路了。或许在那一刻，他的内心正默念着他的那句著名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虽然精神略有振奋，但更多的是垂暮之年的苍凉之感。

行至漳州地界，林则徐的旧疾复发，疝气下坠。至广东潮州，泄吐不止。

就在咸丰帝昼夜不舍地搭建自己的权力构架时，又一道惊雷炸响在紫禁城的上空，林则徐病逝于广东普宁县。据说林则徐在临终之际，一声声喊着“星斗南”，迟迟不肯闭上眼睛。广东硝烟的思虑操劳、开封河工的冲锋在前、万里流遣的郁闷与缺医少药，都使他伤损过甚。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口授遗折，奏曰：“自料万无生机，伏枕望阙碰头，悲号欲绝……未效一矢之劳，实切九原之憾。”这个尝试从铁屋里探出头，开眼看世界的官僚，也只能将个人的遗憾与隐痛留待后人解读。

有一种说法认为，林则徐死于广州十三行所收买的厨师下毒，但并无实据可考。林则徐就这样走完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也终结了一个属于他的时代。

登基不久的咸丰帝要的是堂而皇之的胜利，而不是那种在暗地里使诈占得的小便宜。他对在夷务问题上暗地里使诈的官员越来越苛责，一次次地催促他们在对外事务中要采取断然措施，不可拖泥带水。而当时的儒家士子们，也希望在外交事务中能够看到电光石火般的直接对抗，对于表面上向洋人露出谄媚之色的官员十分反感，对于他们暗地里使诈所采取的“制夷手法”也并不了解。

那些习惯于纸上谈兵的士大夫，不相信堂堂天朝上国会败在区区岛夷的手里。在他们看来，战争的失败在于林则徐等人的抵抗主张没有得以实现，在于耆英、琦善这帮奸佞之臣的不抵抗，而穆彰阿又蒙蔽了道光帝。

中国传统史学中有一套相对固定的逻辑：乱世之所以乱，是由于奸臣当道，一旦时逢圣主，扫除奸佞，起用忠良，那么纷乱之世便会走向清宁，走向中兴。而这一套逻辑在咸丰帝的心里也是根深蒂固，他决心身体力行，做一个有为之君。穆彰阿罢斥了，耆英降革了，道光朝的病灶被根除了。

面对一个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国家，尤其是面对它们咄咄逼人的进犯之势，应当采取何种策略？这里既有思想角度需要把握，也有政治角度需要认知。前者讲究的是正义性，而后者强调的是可行性。主战虽是图一时之爽利，但给国运民生带来的后果不堪设想。那些像耆英一样所谓的投降派，他们的错误不在于主和，而在于苟合，这一时期的日本也败，但却利用失败换来和平局面，换来一场明治维新，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

年轻的皇帝长于深宫，平日里读的又是圣贤书，他又如何能够找到一条正确的制“夷”路径？内外臣工们也多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他们不是要求强硬以对，就是要求妥协以生，谁也无法说清“夷”为何物，谁又能凭空想出一套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些主张对外强硬的官员，他们大多远离战区，没与西方人打过交道。奏折制度的机密和各地奏报中的文过饰非，让他们无从了解实情真相。诚如茅海建先生所说：“他们的判断也不是一句敌我力量之对比，而是为了恪守传统的‘夷’夏之道，顺昌逆亡。他们相信义理的力量不可战胜，认识战胜逆夷的手段不在于器物，而在于人心。”

本文选自《晚清军政启示录2：帝国命运的决战》

宗承灏 著，现代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