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怒汉》又被翻拍了，这次是韩国人

1954年，美国导演富兰克林·沙夫纳根据雷金纳德·罗斯的小说《十二怒汉》拍摄了一部只有50分钟的同名电影，没有多大影响。3年后，西德尼·吕美特重拍了《十二怒汉》，终成经典，获得当年的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以及奥斯卡奖3项提名。之后，这部影片先后被美国、俄罗斯、日本以及中国翻拍。今年，韩国导演洪承完也借鉴这个故事拍了一部《陪审员》。这么多导演乐此不疲地拍摄这个故事，说明陪审团制度是多么的具有吸引力。于是，结合这部韩国电影聊聊陪审团制度顺理成章。

影片《陪审员》根据2008年韩国试行陪审团制度时的真实案件原型，讲述了8位陪审员参与审理一个儿子涉嫌杀死母亲的刑事案件，力挽狂澜洗清被告人冤屈的故事。在分析电影之前，需要先说明一下韩国陪审团制度和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区别。陪审团制度是英美法系的核心内容之一。美国法律规定，陪审团负责裁定案件事实，确认被告人有罪或无罪，法官负责适用法律量刑，判处被告人具体刑罚。而韩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实行法官纠问制，宪法赋予法官最终裁判权，诉讼以法官的个人裁量为中心。他们的陪审团只起到提高公民参与度的作用，不具有案件最终决定权。把两个陪审团制度相提并论是不合适的，把发生在美国的故事直接搬到韩国来也是水土不服的。所以，影片《陪审员》在剧情上就出现了不少改动，事实上把主审法官也当成了陪审团的编外成员，以解决法官和陪审团意见不一致的问题。

就像所有的宣传固有的简单化风格一样，《陪审员》显然竭力强化了审判中陪审员的作用，而刻意淡化控辩双方以及法官的作用。影片开头就指出，这是一个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审理过程只要考虑重罪轻罪即可。于是，检察官指控蓄意杀人，辩护律师辩称是意外，直到被告人突然翻供，法庭才不得不开始审理是否构成犯罪问题，控辩双方都无所适从。这显然过于贬低了控辩双方，而把理应由控方或者辩方完成的工作放到了陪审员身上。略有点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官也好，陪审员也好，只是在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基础上，居中判断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而不必劳心劳力去发现和提供新的证据。影片中在法庭上让被告人做能否使用锤子的侦查实验，结果伤了法官，又兴师动众到犯罪现场进行模拟，都是荒唐可笑的。这种理应由辩方律师提出的意见转嫁到了陪审员身上，显然非常牵强。

尽管《十二怒汉》的故事不断被翻拍，陪审员制度一直被神化，但是我们依旧可以发现，英美法系和陪审员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灵丹妙药。就像影片《陪审员》中表现的，未经过严格法律训练的普通公民虽有着基本的良知、逻辑和经验，但却容易感情用事，缺乏理智，偏激片面。影片中那位法官上司说得好，把认定无罪的权力交给一无所知的平民，不就等于把手术刀给了普通人么？美国畅销书作家约翰·格里森姆新写了一部非虚构作品《无辜的人》，讲述了发生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冤案。虽然有无罪推定，有米兰达规则，有陪审团，但是两名缺乏证据的被告人还是被判有罪，甚至被判死刑。直到十几年后DNA检验鉴定技术的出现，冤案才被纠正。这个冤案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愤引导陪审团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回到《陪审员》这部电影，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编剧和导演为了宣传陪审员制度，刻意把剧情简单化。影片中这个案件并不是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而是确确实实的无罪，从而证实了陪审员的英明。影片开始时，有一个有趣的提问：“被告人有罪的可能性一半，无罪的可能性也是一半，那时该判他有罪还是无罪？”按照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法律规定，正确的回答是“判无罪”。只要有一点无罪的可能没有被排除，就不能轻易地确认被告人有罪。这才是保护无辜者规则的意义。影片最后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案件真相，恰恰就淡化了陪审员制度的意义。

其实，陪审员制度的意义在影片的一句台词里已经说的很清楚了。8号陪审员在被逼问最后的决定时说：“连我也说无罪的话，那就都结束了啊！”当所有的陪审员都认为有罪时，最后一张票就显得极为重要，所以陪审员制度要求全体意见一致才有效。只有合理解释了所有的怀疑之后，才能明确地投出那张有罪票。这无关乎有罪无罪，只关乎证据是否确实，怀疑是否得到合理解释。可惜，这样的理念也被朴素的伸冤理念冲淡了，《陪审员》也终归于平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