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房中术与欢喜佛

马叙伦

马叙伦撰《石屋余渖》和《石屋续渖》由建文书店于1948年和1949年相继出版，内容多为掌故逸闻，事多亲历，颇可增广见闻，间或衡文论艺，时出己见，亦耐人咀味。多年前曾先后蒐求到旧版，可惜纸质粗劣不堪，翻阅时稍不留意便满手碎屑。最近见到许嘉璐主编的《马叙伦全集》已经先期推出数种，其中就有这两部笔记的整理合订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当即购置以备日常翻检。

整理本前有《出版说明》，在介绍校订情况时说：“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上海书店复制建文书店版出版两书，后来又收入民国丛书三编第八十七册。此次将两书合刊，均以上海书店一九八四年版为底本，重新标点，并补足若干缺字。”与此同时，卷首所附书影也源自上海书店的影印版。此举不免令人感到费解，为什么在整理过程中舍本逐末，不径以建文书店的旧版作为底本呢？虽说现代出版影印技术精湛高超，依照旧版原样复制，照理应该纤毫不爽，但是否会在不经意间出现疏忽纰漏呢？就好像古籍中的各类翻刻本、覆刻本、影钞本等，不管如何标榜摹印精工，校勘审慎，和原刻本相较，总难免会有讹谬失真甚至逞臆妄改的情况。

闲居多暇，一时兴起，便将整理本与建文旧版略作比勘，果然发现其中大有蹊跷。建文版《石屋续渖》在“俳优 戏剧 歌舞”和“国号不宜省称”两条之间原有“房中术”一则，在整理本中居然被删削殆尽，荡然无存。不惟如此，整理本还移花接木，将原先位置靠后的另一则“车夫之言”移至该处，用以填补“房中术”条被剔除后的空缺。简而言之，这个经过精心校订的新整理本非但内容有删剔，编次也经过改窜，并没有如实呈现原书的面貌，所谓“全集”，颇有些名实不副。

被删去的这则“房中术”篇幅并不大，可资谈助的地方却不少。文章开头提到与叶德辉（字焕彬）的一面之缘：“长沙叶焕彬，余于四年一见之章太炎坐上，其博学过王先谦。”章太炎自民国三年（1914）初因言贾祸，即遭到袁世凯的软禁监视，直至两年后才恢复自由。其间有不少友朋门生陆续前往探视问候，马叙伦正是其中之一。他在《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书店，1947年）中对此有过详尽的回忆：“这年的下半年（四年），北京大学请我在文学院担任教课。那时，章炳麟先生被袁世凯软禁在北平东四牌楼的钱粮胡同，住宅是前清小贵族的遗产，着实堂皇。可是除他本身以外，一概由警察总监吴炳湘包办。……客人呢，起初只许两个人进去，一个是清史馆纂修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是章先生的弟子；别一个我忘记了。后来马裕藻、钱玄同、吴承仕和我都陆续可以进去了。我有时在北大上课后去看看他，有时我星期日去看他，一谈就是一天。有时他还要我吃了晚饭走。……他是三教九流无所不通的，寻常言语，休想打动他，幸而我还有几套，忽然谈孔孟，忽然谈老庄，忽然谈佛学，忽然谈理学；谈到理学，他倒感觉兴趣，原来他对这门，以往还缺少深刻的研究，这时他正在用功，所以谈上劲了。”可见两人当时往来的频繁密切。

而在清末民初易代之际被章太炎许为“杀之则读书种子绝矣”（叶德辉《两知己诗·章太炎》自注，收入《观古堂诗集·书空集》），因而得以幸免于难的叶德辉感念旧恩，同样在探视人员之列。双方论学虽然多存异趣，可是章太炎在家信中依然甚觉欣慰，“得叶德辉一人，可与道古”，足以排遣寂寥，还特别强调“叶为力攻康、梁二人，遂以顽固得名，其实知识远过壬秋”（《与龚宝铨》其四，写于1914年7月24日，收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评价其才学识见远胜于前辈王闿运（字壬秋）。马叙伦正是在此期间偶遇叶德辉的，平日和太炎见面天南海北地闲谈，想来也会偶尔涉及叶氏。

作为近代湘学的后起之秀，叶德辉时常被拿来与乡贤王先谦、王闿运相提并论，自旁人看来这无疑是值得自诩夸耀的，可是他本人私下对二王却多有腹诽不屑。其受业弟子杨树穀、杨树达昆仲合撰的《郋园学行记》（崔建英整理，载《近代史资料》1985年第四期，又收入《崔建英版本目录学文集》，凤凰出版社，2012年）开篇就提到：“同、光之间，时论推县人王葵园阁学师先谦、湘潭王湘绮侍讲师闿运为尊宿。吾师特与二王师鼎足，于是有长沙王叶、湘潭王叶之称。顾吾师之学迥与二王宗派不同，吾师恒言阁学师不出桐城古文范围，于经学有中年出家之弊；侍讲师乃六朝文士，不足当经学大师。”马叙伦称道“其博学过王先谦”，章太炎也认为“其实知识远过壬秋”，正可与这番评议参看。

马叙伦接着又提到叶德辉“好色”，“所为《丽楼丛书》中多言房中术者，大氐多出道藏中；余未之读也”，所述不免有耳食之过。叶氏因为“好色”而热衷搜集、传刻房中术一类典籍当然毋庸讳言，但其编刻的《丽楼丛书》共收录九种文献，计陈田夫《南岳总胜集》三卷、司马光《七国象棋局》一卷、司马光《投壶新格》一卷、洪遵《谱双》一卷、李清照《打马经图》一卷、朱河《除红谱》一卷、阙名《绘图三教搜神大全》七卷、鱼玄机《唐女郎鱼玄机诗》一卷和王构《修辞鉴衡》二卷，“悉用旧本覆刻，尚可观览”（黄永年、贾二强《清代版本图录》卷五，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因此颇为藏书家所重，但内容则与房中术毫无关联。与房中术相关的其实是他同时编刻的另一部《双梅影闇丛书》，内有《素女经》一卷、《素女方》一卷、《玉房秘诀》一卷、《洞玄子》一卷、《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一卷等。马叙伦当时正在北大讲授老庄和程朱，对这类“旁门左道”自然不会措意，所以也坦言“未之读也”。而他之所以张冠李戴，或许也情有可原。叶德辉藏书极富，章太炎曾应邀撰《奂彬同学属题丽楼图》（载1915年《甲寅》第一卷第五号），内有“叶君何卓跞，储书满园丛。旧臧摷潭建，次及皇明中。自从卢鲍来，改窜不足重。礼失求四夷，采伐穷瀛蓬”云云，表彰其旁搜远绍、发幽起潜之功。大概正是受到这些诗句的误导，未及细究详辨，马叙伦才会将《丽楼丛书》和《双梅影闇丛书》混为一谈。

尽管并没有读过那些房中术典籍，可是马叙伦随即就根据《白孔六帖》所引《广弘明集》《正理》《笑道论》等文献，略考房中术与道教的渊源。事涉专门，此处姑置勿论。不过他最后又引申说：“董仲舒言《春秋》而信五行，五行之说，古巫家哲学之原子论也，其书亦言游房，亦可证也。”“游房”之说见于《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所述的“君子甚爱其气而游于房，以体天也”，确实和房中术息息相关，足见其博闻强识。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到的“古巫家哲学之原子论”，令人不禁联想到他和傅斯年之间的一桩公案。马叙伦此前在北大讲授《庄子》，编有《庄子札记》作为课程讲义，由北大出版部于1918年付梓刊行。正在北大国文门就读的傅斯年当仁不让于师，不久后就撰文予以严厉批评。在傅氏指摘的诸多问题中，有一项是《札记》“有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竟然抄袭剽窃了北大同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所举出的证据中，就包括马叙伦在解释《庄子·至乐》篇“种有幾”一句时称“幾如大秦言原子”云云，依照傅斯年的看法，“皆胡先生说，特字句不同，又多抄录耳。考前人未有为此说者，胡先生此讲义印于去冬，马先生《庄子札记》刊于今夏，同教一堂，不得云未见。见而不言所自来，似为贤者所不取也”（《出版界评·庄子札记》，载1919年《新潮》第一卷第一号），言辞相当激烈。

马叙伦见状丝毫不敢怠慢，当即撰写《释〈新潮〉中评〈庄子札记〉》（连载于《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18日、20日、21日）回应，对“原子说”的来源特别予以澄清，“如原子说发于章太炎先生《齐物论释》，伦实本太炎，不与胡先生相涉”；并进而指责傅斯年此举出于偏见而居心叵测，“然则谓伦攘取胡先生说者，乃傅君用意在抹杀伦书无一是处，遂以其所认为胜义者，亦不许出于伦，而适胡先生有相同之说，则更坐以攘美之罪耳”，“傅君必以为攘美，伦愚实不能承君之盛意”，竭力为自己辩白。章太炎《齐物论释》确实提到过“诸寻实质，若立四大种子，阿耨、钵罗摩怒、电子、原子是也”（据王仲荦校点《齐物论释定本》，《章太炎全集》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但并非针对《至乐》篇而言。倒是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19年）里详细研讨过该篇，明确指出“我以为此处的幾字是指物种最初时代的种子，也可叫做元子”（见该书第九篇《庄子》第一章《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马叙伦恐怕很难与此彻底撇清关系。马叙伦随后在《札记》的基础上精益求精，另撰《庄子义证》（中华书局，1930年），《自序》中预先申明“所见前人及并世师友诠释惬当者，皆为收录。其所不知，阙如也”，但耐人寻味的是，在《至乐》篇中却改称“是幾者，谓种之极微而万物所由生者也”，绝口不提“原子”，看来也是想尽量避免嫌疑，以免再次招惹是非。——附带提一下，《马叙伦全集》已将《庄子义证》和《庄子天下篇述义》汇为一编整理出版（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出版说明》中说：“《庄子札记》中的校订成果，也经过修改收入《庄子义证》之中，因此这次整理《马叙伦全集》，就不再收入《庄子札记》一书了。”看来也有些不妥，至少在考察马、傅两人的争论时缺少了可资验证的重要依据。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还提到，“五行之说大概起于儒家，《荀子·非十二子》篇说子思‘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可以为证”，“到了汉朝这一派更盛。从此儒学遂成‘道士的儒学’了”（见该书第十二篇《古代哲学的终局》第一章《前三世纪的思潮》）；其后又在《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上海中国公学，1930年）中补充道，“五行之说大概是古代民间常识里的一个观念。古印度人有地、水、火、风，名为‘四大’。古希腊人也认水、火、土、气为四种原质。五行是水火金木土，大概是中国民族所认为五种原质的”（见该书第一章《齐学》）。马叙伦将“五行之说”与“原子说”等量齐观，或许与此也不无关联。尽管一个说的是“原质”，而另一个讲的是“原子”，字面并不相同，但其实异曲同工，正如先前一个说“元子”，而另一个称“原子”，并不妨碍傅斯年将两者联系起来以成定谳。可供参酌的是马叙伦在《读书续记》（商务印书馆，1931年）卷四中曾提到“孔、孟皆不言五行”，“以五行为古代神教之说，如印度婆罗门之说四大，与儒家立义相谬”，和胡适所主张的意见恰好针锋相对，对其说想必不会陌生。主旨相悖而采其片言，自然也并非不可能。

马叙伦在“房中术”中还说：“余谓房中术于巫觋之关系，即故都雍和宫之欢喜佛可以知之。”在《石屋余渖》中正好有一则“欢喜佛”可资印证。而再次将新整理本与建文旧版稍加比对，不难发现前者仍有删改。马氏在文中转引了李湘帆《金川琐记》中所述喇嘛寺内供奉的欢喜佛，“多至千百，皆青面蓝身，作男女交构状”，“更有所谓牛头大王者，形如夜叉，独立诸欢喜佛间，瞠目注视，似未得其偶而有流涎之状，下阴翘然，手自捧持，云是护法菩萨”。原书标点误植为“形如夜叉独立，诸欢喜佛间”，以致文意扞格难通。整理本已予以径改，值得称许。不过与此同时，整理本又将“交构”改作“交媾”，似乎唯恐读者不明其意，却不知原文本通，多此一举；还将“而有流涎之状”以下数句悉数删去，似乎又在担心读者深明其意，令人啼笑皆非。如此老婆心切般的整理方式，显然并不可取。马叙伦《读书续记》卷一中还有一则与此处所述颇有关系，不妨参看：“京师雍和宫，清世宗潜邸也，中奉欢喜佛。向曾据李湘帆《金川琐记》，谓是仿西域为之。顷观沈景倩《敝帚斋余谈》云：‘余见内庭有欢喜佛，云自外国进者，又有云故元所遗者。两佛如璎珞严妆，互相抱持，两根凑合，有机可动，凡见数处。大珰云：帝王大婚时，必先导入此殿，礼拜毕，令抚揣隐处，默会交接之法，然后行合卺云云。’然则不始于清，所谓‘故元所遗者’近之。”正是针对《余渖》“欢喜佛”一则中“雍和宫欢喜佛虽不多，而状一如此记，然则仿西域为之者耳”所做的补正修订。但愿日后整理出版《读书续记》时，不要再将“互相抱持，两根凑合”之类也连坐删去了。

将上述《石屋余渖》和《石屋续渖》中的这些内容加以删剔改窜，始作俑者其实倒并不是现在的新整理本，而且也不仅是这个新整理本的问题。两书此前还有1995年山西古籍出版社、2012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整理本，覆按之后也莫不如此，追根究底都是由于校点时采用了上海书店的影印本作为底本。在影印中出现如此莫名其妙的荒唐行为，恐怕也另有隐情，不必求全责备。正当出版社在1984年着手准备影印两书之前，刚刚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尽管没过多久就戛然而止，并未愈演愈烈，可设身处地来推想，编辑们势必心有余悸而宛若惊弓之鸟，看到书中的这些字句就自觉有诲淫诲盗的嫌疑，才索性越俎代庖以防患于未然。只是今天的整理者如果不明就里，依然承谬袭舛，以讹传讹，就不免愧对作者，也贻误读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