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动态｜刘守英：乡村振兴要先活业，再活人，最后活村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探讨中国城乡发展道路时提出了“小城镇论”，倡议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兴办乡镇工业以巩固农村经济，实现农业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安置，从而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然而，多年来的城市化发展和国家结构转型并未按照费孝通当年的设想进行。大城市日益繁荣而乡村却逐渐衰落，城乡间产业结构、资金以及人口流动出现矛盾，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流动，如何进行乡村振兴成为了城乡结构转变中的焦点。

11月18日，“城乡融合与乡村现代化”主题讲座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举行。此次讲座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主办，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协办，邀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发表主题演讲，分析中国乡村衰败的根源以及未来城乡结构转变的方向。刘守英认为，乡村振兴的合理路径需要实现城乡由“通”到“融”，重构乡村产业结构，实现以要素组合为核心的农业工业化。

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农民与土地的黏度由不变到减弱

一个国家的结构转变关乎国家发展，其核心就在于国家“如何从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工业份额和城市化率的上升都是体现结构转变的指标。“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在结构转变中被大家忽略的问题，我们看一个社会结构转变的本质，除了城市和工业，更重要的是看乡村的变化。”刘守英表示。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世界上发达经济体结构变迁的趋势主要体现在农业占GDP份额与农业就业占总体就业份额均出现同步下降，随着农场大型化，农业回报率提升，在城市化率过半后还出现了郊区化的城乡融合现象。但是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只带来了农业GDP份额的下降，农业就业份额依然占比将近三分之一，农业成本利润率也呈现下降趋势。而且在城市化率达到将近60%的今天，中国的乡村反而出现了衰败的趋势，与世界各国的情况相比有些“反常”。

刘守英提出，社会结构的转变方式决定了乡村结构变迁的方向，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结构转型并未给乡村带来活力。中国社会结构转变的历史导致农民离土程度慢于农民对农业经济依赖程度的减弱，农民的入城率小于农民在城市的经济活动率，农业要素无法重新组合，中国的乡村转型才因此遇到了困境。

第一次结构转型始于近代。古代农耕文明的稳定性一部分得益于将农业生产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有机产业模式，农民并非单纯以农业为生，还会参与手工业、开商铺，从而形成了一种高度自治的农工混合经济。随着西方机器工业品的进入，乡村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乡土工业失去了市场，原先农工互补的结构遭到了破坏，导致乡村只能依托于农业。但是农业本身的目的是解决生计而非盈利，由此农民陷入了贫困。贫困导致青年劳动力与资本迅速撤离乡村，乡村治理失去了自治的基础与活力。

第二次结构转型出现于计划经济时期。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的背景下，农业在国家战略中的角色是提供农业剩余与低价农产品，从而满足城市低价食品供应的需求，保障国家工业化的低工资和低成本。为此，国家曾经分别出台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集体化人民公社制度以及户籍制度。“这套制度安排确实帮助建立了中国最全的工业化体系，但是工业化把农民束缚在了集体土地上；（这套制度也）确实实现了结构转变，但是农民没有离土也没有离村。”刘守英通过数据分析指出：1952年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83.5%，1979年这个数据依然是72.5%。由此可见，农民并未随着工业化趋势离开土地。不仅如此，这次结构转型使得乡村的产业更加狭窄化，“只有粮食了”，粮食的价格又由国家统一规定，最终造成了农民收入相对更低、农业绩效与城市相比更加落后的情况。

第三次结构转型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这是中国开启农村改革、进行乡村工业化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土地性质从集体所有、集体支配转变为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并且允许农村的非农用地可以从事工业化。由此，农民参与到了乡村工业化的进程中，开始使用集体用地开办乡镇企业。然而，刘守英认为，这种乡村的工业化是在城市体系对乡村封闭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带来了农民的分工分业和农业经济的多样化，但城市工业以及城市空间并不接纳乡村工业与农民，因此依然没有成功辅助乡村企业和农民离土。

第四次结构转型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经历了高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农民在其中开始卷入跨区域流动，真正出现了离土出村的现象。但是，刘守英认为这一时期的离土出村并没有真正带来农民与土地的断根，参与了城市工业化的农一代因为知识素养有限，依然选择回到乡村。而且，随着国家实施新土地管理法对耕地进行保护，乡村的功能再次变得单一化，所以乡村变得衰而未亡。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发展到今天，“已经发生了一场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这种转变终于让农民开始离土离乡，也带来了城市对乡村的新回归。乡村不再只是生产粮食的地方，也成为了城市人以休闲、自然教育、历史记忆等为主题的活动目的地。“城市对乡村新的需求提升了乡村的价值，为单纯以农业为主的产业增加了许多功能性，实际上形成了围绕农业产业的多样化的经济活动。”

刘守英提出，这种城乡关系的转变有赖于两个特征的“革命”。首先是农民的代际革命。农二代比起农一代来说更加期望融入城市经济，对职业选择和置业都更加重视去农化，在乡下建房与在城里买房的比例也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情况。而且，农二代更注重子女的教育，80后的农二代有70%的收入都在城市中被消费掉，只有30%汇回乡村，相比之下60后的农一代有60%的收入都会汇回乡村。第二个方面则是农业的产业革命，随着粮食安全管理观念的变化，国家开始鼓励对除主粮外的其他农产品进行市场化，这种观念转变为农业经济活动创造了特色化发展的可能性。

乡村振兴要“先活业，再活人，最后才能活村”

刘守英认为，村庄是农民跟农民、农民跟乡村、农民跟政府发生的各种关系的综合载体，城乡型中国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村庄的未来会是什么？“我自己的观点是，在整个中国未来三十年期间，村庄不会完全消失，村庄的功能会调整，村庄是一套制度装置。”

中国未来乡村演变将会出现村庄的高度分化，少部分村庄“能活”，大部分村庄需要维持的则是“体面”。刘守英解释，“体面”有三层涵义。首先，村庄的基本公共服务到位，能够满足村民的生活需求即可。其次，各地的乡村建筑形态需要保留其原有的特色，而非依照统一模式去安排与设计。最后则是要关注乡村老人，近年来，乡村老人自杀或者患抑郁症的现象愈发严重。在农二代带着自己的孩子离村进城时，乡村老人成为了留守群体，“体面”也意味着维护他们的权益、丰富他们的生活。

“活业”“活人”“活村”才能带来乡村振兴，而三者的发展顺序对于乡村振兴是否真的能够开展起来也十分重要。刘守英认为，乡村振兴的顺序要先“活业”，产业发展起来，才能“活人”，有人看到机遇后愿意留下来从事这项产业，最后才能“活村”。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比较常见的做法是先“活村”，想让人回到乡村，结果很可能是一直都只有几个示范村有发展，其他村庄依然逐渐衰败，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发展顺序的重要性。

想要“活业”，就需要农业真正实现产业革命。刘守英表示，工业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变化，产业升级则指的是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成功的乡村工业化依靠的就是这两方面的变化。乡村工业化并不是在乡村发展工业，而是农业本身采取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是一个农业产业化的成功案例，当地的主导产业是茶，这并非是政府单方面规划的结果，企业和村庄根据当地资源条件做出的主动选择发挥了主导作用。湄潭地方政府能够耐心对茶产业进行持续培育，并适时在农民培训、市场建设、公共品牌培育、市场监管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在这一背景下，湄潭的茶产业生产要素重组和产业升级，产业链从几千亩扩大到了60万亩，整个地区的农业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都有了大幅提高。

除了农业产业改革以外，“活业”还需要中国的城乡关系从单向的城市化走向城乡互动与融合。刘守英提出，城乡间壁垒的打破有利于资源的双向流动。在城市机会逐渐减少的大背景下，资本下乡意味着企业先看到了乡村蕴含的机遇。“企业在乡村寻找机会的过程就是乡村各种要素重组的过程”，城乡的互动与融合能够促进乡村产业升级。

在讲座最后，刘守英总结：“中国未来的乡村有没有戏？有戏的，但是不能瞎来；中国未来的城市有没有戏？也有戏的，但是城乡必须要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