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上人生：明星化妆师的欲望与恐惧

原创： 于蒙 GQ报道

化妆师是名利场中隐形的高收入者，日薪可达数万。他们的身价与明星深度绑定，随对方咖位变化，也和明星保持着极近的工作距离，近得连呼吸都要控制。

而另一方面，这种高度的人身依赖，也让化妆师的工作和心态随时处于动荡之中。他们对镜工作，自身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时尚话语权的更迭以及泡沫般快速发展的娱乐圈。

“咬牙切齿的”

魏扬向右前方探身，凑近明星的脸。这是一张值得上保险的脸，肌肤白皙，大眼睛薄嘴唇，有亚洲人少有的立体轮廓。魏扬与之物理距离只有几十厘米。他的一次性口罩被拉到鼻子以下，露出鼻孔。他有鼻炎，口罩会阻碍呼吸，他控制自己缓慢地呼气，防止面前的明星察觉气流。除了偶尔回身拿化妆工具，他将保持这个姿势1~2个小时。

镜子中的另一张脸——魏扬，从业11年的资深化妆师，他有令同行羡慕的精致五官，曾有摄影师说他完全可以去做明星。但化妆过程中他无法顾及形象，曾有位明星感觉到异常，说，你在用力，他才发现自己腮帮子紧绷，“咬牙切齿的”。

除了控制呼吸用力，“咬牙切齿”也因为他时刻精神紧绷。化妆师与明星签的合作依靠一次又一次的口头邀约，没有书面合同，最坏的情况是——“我现在合作的明星，他们可能统一明天不找我，我可能第三天就失业了。”

魏扬化过的明星超过一百位，大部分合作都是悄无声息地结束。刚入行时，他为一位女明星化妆，那时后者正遭受网络暴力，甚至被骂“滚出娱乐圈”。他们合作了一年，他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明星团队不再联系他，大约几个月没接到邀请，他就知道这合作结束了。

这情况他后来又遇到过一次，那时他是某一线男明星的化妆师，已经合作了两三年。突然他发现男明星连续拍了五六条广告，没一次让他去化妆。对化妆师来说，化广告妆容的收入几乎是杂志和活动妆的两倍。他质问经纪人，“为什么广告不让我化？”这种质问显然僭越了某种界限，经纪人很冷淡，“你觉得这活儿没钱，那以后其他活儿我们也就不找你了。”

他曾与男明星合作度过了最忙碌的一段时间，有时一天三场活动，一个月里几乎天天见面。在欧洲，男明星和团队在工作结束后为魏扬庆祝生日，他捧着蛋糕吹蜡烛，大家为他唱生日歌。一次男明星在酒店门口被冲上来合影的粉丝绊住，男明星想脱身，有人突然抓住他的领子。魏扬看见，快步冲上去把粉丝推开，大声呵斥，为男明星解了围。

这种工作中产生的情谊并不会自动延续工作。合作突然结束，这个人再也不会出现在生活中了。没人告诉他为什么。

魏扬今年29岁，现在为几位一线明星化妆，一天的酬劳是5位数。现在，他又到了和另一位明星“分手”的时候了。他只能猜测，女明星团队想在新的一年为她匹配更大牌的化妆师。明星选择化妆师时往往向上看齐，以此证明自己的地位。几年前魏扬还是那位男明星的化妆师。男明星当时更知名，女明星团队选择了魏扬，意味着女明星也和男明星一样红了。

在化妆师中间，“爆红的明星一定会换化妆师”甚至成了一种共识，谁也不会觉得被换掉的化妆师遭遇了不公。但有一个特例，朱一龙有一位自始至终使用的化妆师，即便他2018年在《镇魂》播出后突然跻身顶级流量，也没换人。朱一龙的化妆师并未详谈这背后发生的事情，只说朱一龙“是特别容易合作的一个人，就是性格特别好”。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押对宝”的故事在化妆师中间广为流传。

这次替代魏扬的就是与几位老牌明星合作多年的化妆师。魏扬能理解女明星团队，当时他们放弃别人选择自己，现在自然也能放弃自己选择更好的人。

“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出来的”

第一次采访，魏扬约我在一家人均消费472元的咖啡厅见面。要找到这家店颇费一番周折，先在商场5层的角落里找到前台，由服务人员引领进入专属电梯上到顶层，穿过花草环绕的廊道，再下一层楼梯，才到达咖啡厅内部。

从沙发座后面的落地窗可以远眺中国尊，座位旁挂着白色鸟笼，里面真有一只明黄色羽毛红色喙的鹦鹉在嘎嘎叫。采访过程中，旁边的空座位渐渐坐满人，精致的下午茶点装在三层塔里端上来。他们被允许在室内抽烟。

采访后半，魏扬谈起他那天上午刚卖了一辆奔驰，又新买了一辆奔驰。都是性能车，前者价值六十多万，后者一百多万。这是他近两年的新爱好，原来他喜欢买奢侈品、衣服和包，现在他不太在乎这些了，都在淘宝买。

这是他不曾想象的生活——2008年，18岁的魏扬没读大学，从东北老家来北京上化妆进修班，持续一个月，学费6000元。魏扬与三位同学合租在一间Loft公寓，为每个月400多块钱的房租发愁。据魏扬自己回忆，有一次他实在馋麦当劳，兜里只有不到20块钱，就在家门口的小店把手机卖掉，换了一台最便宜的老年机，用差价吃了麦当劳。

每位老师上课前都先把全班学生臭骂一顿——你们这帮学生，上课还不听讲，你们知道吗，你们毕业相当于失业，这圈很饱和，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出来的。

魏扬没想过如何“出来”，他只想能赚钱糊口。他零散地接年会、车展、文化节的化妆工作，每次赚一二百块钱。

为了赚钱他也去夜总会化妆。交几百块钱入场费，在夜总会的化妆间里获得一个摊位，二十多个化妆师坐在自己的摊位前，等夜总会里的女孩来化妆。每天一人最多化上两三个，30块钱一个妆，贴一副睫毛加收5块到10块。女孩说，你给我免费贴吧，魏扬说，不行，要收钱。一位组织化妆师的老大负责统计每人化妆的数目，一个星期结一次钱。

2007年，魏扬来北京之前，曾在沈阳哈佛美容美发学校学化妆。课程宣称“一千块钱包会”，教新娘妆、影楼妆，还有盘发。老师口中的榜样是一位班长，他毕业后到蒙娜丽莎影楼工作，一个月赚2000多块钱。

魏扬回家告诉爷爷——他幼时父母离异，爷爷抚养他长大——“化妆师以后毕业了，能去影楼化妆，一个月挣两千”。爷爷本不同意魏扬学化妆师，这个月收入数字说服了他。

他对于化妆师工作的憧憬，来自一场珠宝品牌走秀的后台。那是他第一次做化妆助理，工资一百块钱一天。现在他已经记不清当时的场景了，仿佛模特都穿着睡衣，有的在盘头，有的在烫头，有的在化妆，大家手里都举着红酒，那种“高级”的感觉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场景。

那场活动的主化妆师都从北京来，他当时想，我一定也要去北京。工作过程中，有一位化妆师打开了魏扬的化妆箱——他在学校里按要求买了明艳牌的整套化妆品，一瓶粉底20块钱，还有一些欧莱雅、美宝莲。他特意拿上朋友送的一瓶迪奥的试用装粉底，那是他拥有的唯一一件大牌化妆品。那位化妆师很惊讶地说，哇，你这些化妆品我真的很久没有看到过了。然后他发现了那瓶迪奥粉底，特意拿出来说，但是你还有一瓶这个。魏扬说不出话。

在北京，他所在的班里很多同学用全套的MAC、Bobbi Brown、植村秀化妆品，总价都要上万块钱，而他只买得起学校推荐的1800元一套的化妆品。他默默记下了那些品牌的名字，上网搜索它们属于哪些集团旗下，集团还有哪些彩妆护肤品牌，然后都背了下来。

魏扬在沈阳有二十多位同学，北京的进修班有八十多人，大家同样在纸上练基本功，一条眉毛起码画50遍，直到画得和示例一模一样，魏扬从不是最好的那一个。然而魏扬是这些人中唯一一个所谓“出来的”，现在与他同时活跃在娱乐圈的仍是当年那些泼冷水的老师们，他的同学们都逐渐失去了消息。

最近三四年，除非关系很好的编辑邀请，魏扬几乎不化杂志妆容了，因为“钱少”。时尚杂志10年前给出的酬劳是500元，现在涨到1000到2000元。这和北京的居民年平均工资收入涨幅在同一个数量级。而魏扬的收入跟合作明星绑定，对方身价涨，他也涨。最开始是2000元，等他逐渐化到更红的明星，开价也涨到5000、10000元。

一位时装编辑几年前刚入行时认识一位化妆师助理。她们差不多大，都在帮老师打杂。第二年她们再见，编辑发现化妆师已经全身名牌，办了2万块钱的美容卡。再过一年，很多她认识的化妆师都在北京买了房子。

黄金时代

2011年魏扬的日薪达到1000元，第一次攒到两万块钱。他去金融街购物中心的连卡佛逛街，走进巴黎世家买了一个经典款机车包，一万块钱。他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买，好像也没有很喜欢，没背几次就送了人。但当时这种冲动常常出现，有时他与人约在三里屯，等人的空隙也能花掉一两万买衣服。

他把工作当成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你在每一场工作中都有可能遇到你的伯乐”，同时每一场工作又都可能成为最后一次，所以“你要不停地绷着那根弦”。购物就像战斗后收集战利品，犒劳自己紧绷的神经。

伯乐总是可遇不可求的，魏扬的朋友李思也是化妆师，他很理解这种紧张和不安，“你再往上走的话，其实这也就看命了”，“你接下来缺的就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你自己不可控的，而且机会也不会因为你做出了任何的改变，它来或者不来。”

魏扬很幸运，入行一年就遇到了一位伯乐，被推荐去时尚杂志化妆，他至今很感激有那次机会。他的同期化妆师们有的转行了，一位与他合租过的同学回到老家开了一家店，做韩式半永久。他替同学感到可惜，“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做半永久的东西很土啊……但凡有办法，谁不想做时尚化妆师”。

魏扬第一次化的名人是张艺谋和孙红雷，拍杂志封面。拍摄前他和编辑开会，主动表决心要把妆化好，具体讲了妆发的想法。编辑说，其实没有什么想法，化干净就好了，发型就是干净利索，帅一点儿。

这比化美妆片容易多了，他接连化了七八个男明星或名人，“我觉得我已经化上一线大刊了，或者说我已经化上哪个明星了，我觉得很牛逼了。”

魏扬在杂志最“黄金”的时候进入行业，在短时间积累了大量工作经验。他的活儿多得接不完，明星拍摄、美妆大片，他全都化。杂志给他日结工资，一个妆300元，后来涨到500元。最忙的时候他一个月工作30天，有时候还得“卡活儿”——每天有两三个工作，化得差不多就留下助理收尾和盯妆（在拍摄中随时补妆），自己跑去下一场。

短短几年间，魏扬从杂志化到明星，合作的摄影师、造型师、编辑都处在时尚圈的核心。一位摄影师的影棚化妆间装修得就像五星酒店，连洗手液都是爱马仕的。人们谈论最新的化妆品、奢侈品和潮牌。他开始觉得自己化一个妆赚500块钱太少，比身边的人差太远。他早就把在老家影楼工作月入两千多的那位班长抛诸脑后了。

那时魏扬一个月收入几万，除去吃饭和房租，全都买了衣服和化妆品。他非大牌化妆品不用，那些他背下来的品牌，每次到柜台他都要买全套，一次花一两万。他觉得这样才配得上自己所处的圈子。现在他回过头去看那时的自己，“之前是靠那些堆出来的”。

魏扬在化妆技巧上也开始“放飞”自我，有一次为了拍与“甜”有关的主题，魏扬把巧克力烤化了，黏在模特头上。把颜料涂满模特全身更是常事，模特一个星期都洗不掉。魏扬已经算手下留情的，有的化妆师甚至往模特头上撒面粉、抹凡士林，模特光洗干净头发就花了半个月。更多东西可能出现在模特脸上——珠片、颜料、毛线、衣料、纱、蕾丝、电极板、钢丝、塑料袋。

时尚行业热火朝天，杂志有拍不完的大片。一次最普通的拍摄是这样的：几十人的团队乘坐租用的房车，清晨到达郊外的庄园（有时也是长城、颐和园、太庙），化妆师、造型师首先为十几个模特做妆发造型，摄影师调光、摆道具，此时接近中午，工作人员轮流吃饭，等模特准备好了，再由摄影师指挥，为这一群人摆位置、重新调光、设置道具。从早忙到晚，最终呈现在杂志上的只是一张照片，占据2页。

拍摄前期的准备时间更长。先把妆发师请来开会讨论策划，借来的服装堆满两三个会议室，再把模特请来试妆，试妆照的拍摄也不能马虎，一定要用拍立得。

这样的拍摄费时费力费钱，但杂志不在乎。一组大片拍两天花七八万很正常，到国外拍摄，二三十万也没问题。有客户找来想赞助，编辑根本不考虑。

但这种话语权并未坚挺太久，几年后纸媒衰落，杂志的内容制作费用从每组片子七八万，降到两三万。然后“客户”出现了。大约2015年开始，杂志内页开始有品牌的植入，到2018年，客户的产品——主要是服装和手表——开始出现在杂志封面上。

杂志编辑的话语权也随之下降。一位时装编辑发现自己的工作中增加了“讨价还价”这项内容。此前内页拍摄的化妆酬劳一向是1000元，去年涨到2000元，到了今年，明星指定的化妆师开口就要7000、8000元。

服务行业的服务精神

2012年，魏扬得到与明星长期合作的机会。韩火火打来电话请他做化妆师，问费用多少钱。魏扬脱口而出，不用谈钱，不要钱。那时他还不知道，化妆师的开价等同于地位，“贵的就是好的”。韩火火说那一次给你两千块钱吧。魏扬立即答应了。

在纸媒的黄金时代，魏扬与媒体的关系是劳工雇用，媒体按工作量付钱。而与明星绑定后，明星的咖位决定了他的身价。纸媒的黄金时代过去，他拿到了另一个时代的“船票”。

明星选择与某位化妆师长期合作，看化妆技术，更看眼缘。第一印象尤为重要，他对一位女助理说，你的外在形象并不是很好，要剪短发、打底、穿好看些去工作。“你合不合适化妆，你是不是个好化妆师，大家都会看的”，“可能气场达不到那么自信，你跟明星沟通的时候，明星就会产生一些不太信任的感觉，就会觉得你化得不好。”

魏扬很清楚外貌是自己的优势。入行不久，他签约博主经纪公司，出镜录制美妆节目，后来和模特金大川一起拍摄杂志照片。“我的特色吗？长得帅，没有没有——肯定有一点儿，长得好看，技术过硬，有想法，人品好。”

化过明星之后他名气渐涨，其他明星找他时，他也有底气开价了。化妆品品牌但凡有新品，总会第一时间寄给他，有的品牌在口红外壳上刻他的名字，金光闪闪的魏扬两个字。他几乎不需要自己买化妆品了，还有许多用不完的，他时常送给家里亲戚。

但他在工作时化妆台上摆的产品却越来越少。化模特彩妆可能要摆“两米”，他把两手展开形容那阵仗，而化明星妆容只需要“一小块”。三种粉底、两盒眼影、同色系的三四支口红、眼线笔眉笔睫毛膏，再加上一些高光阴影和散粉，魏扬就能搞定大部分明星的妆容。

魏扬自己的化妆标准是“适合”，他讲起一个化妆师间流传的笑话作为反例——新婚夫妻把结婚照挂在床头一个星期，影楼来道歉说照片拿错了，他们才发现里面的人不是自己。影楼的妆容特点是“都化满”和“流水线”——所有化妆步骤一个不少，对所有人的化法都一样。

而明星的化法则因人而异。魏扬化过一位气质型的女明星，他用暗影和高光来突出她的五官，但眼线是虚的，唇色要与整体融合。另一位女明星拥有欧洲人般的立体五官，因此必须要有实在的眼线和相对浓的色彩，否则她的妆容就会“被五官吃掉”，显得人没有精神。有时明星皮肤敏感，魏扬打底会用海绵；化妆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则用刷子；如果要让明星显得皮肤细腻，他会用手来打粉底。

他不认同最近全网流行的“换头级”化妆术。在一段视频里，著名化妆师毛戈平通过简单的改妆让模特整个头部看起来缩小一圈，气质大变。魏扬认为这是一种过时的化法，可以借鉴，而不是全方面模仿，“因为这个他就是为了要给你改变啊……他的眼睛化完之后直接就变了一个眼睛了。”

1995年，毛戈平为《武则天》里的刘晓庆化妆，刘晓庆从武则天的16岁演到80岁，毛戈平把她化得一会儿像少女般灵动，一会儿有垂暮的老态。魏扬很推崇毛戈平在电视时代的化妆术，但这些技术已经不再适合现在的时尚圈。他发现视频中有时出现美颜滤镜消失的瞬间，模特的脸立即变黑了。“你暗影打那么黑，你的脸肯定是会变形的呀，就会变瘦呀”，“平时生活中化这么浓的妆你出不去的”。

魏扬在我的追问下讲解了这些技术细节，他说化妆师之间从不讨论技术，都是“暗中较劲”。另一位化妆师同意这种说法，“你觉得妆容有标准吗？它没有标准，它怎么去讨论？”

只有最好的朋友，或者师徒间才会谈论某种化妆手法。魏扬带过一个女徒弟两年。他画眉毛只用眉笔，不用眉粉。女徒弟独立后坚持这种方式，却经常发挥失误。她发现其他化妆师先用眉粉画轮廓，再用眉笔勾勒，一试之下成功率果然高多了。她只与魏扬聊自己技术的不足，在别人面前不能露怯。她连去看其他化妆师化妆都要偷偷摸摸的。

化妆师们更主动谈到的是一种“服务精神”，毕竟这是一个“服务行业”——至少8位化妆师用这个词描述自己的工作，他们必须首先保证明星感到安全、舒适。即便是年纪和资历都足够老的化妆师，在为年轻明星服务时，也会一路小跑着去取一支口红，在天炎热的时候帮他们扇扇子、擦汗。

李思发现自己服务的那位女明星很了解自己的妆容，眉头怎么画，高光打在哪儿，她都知道，甚至喜欢自己上手画。他的工作慢慢变成了帮明星选颜色、搭衣服，顶多最后再修饰几笔。他不介意以这种让明星感到舒适的模式工作，“你说一个化妆师他的重要性，真的是说他化得有多好吗？有些时候不完全是这样，是他能够给明星带来的那种稳定的安全感的东西。”

魏扬的服务方式是做个“小神通”。他拿去化妆现场的行李箱有五六十斤重，里面除了化妆品和化妆工具，还有消除黑眼圈的按摩棒、冰敷仪器、排肿的仪器。这是他每次工作必带的工具。再往里翻找，箱子里还装着降温贴、驱蚊水、指甲油。无论明星、摄影师还是编辑有任何需要，他都能立即帮忙解决问题。

化妆间里的气味和声音也需要注意。为防出错，音乐最好播放明星手机里的歌单。有位化妆师特别注意化妆间里的气味，他会自带无火香熏，选择木质香气，比如松木或鼠尾草，介于闻得见和闻不见之间最好。绝对不要选玫瑰和樱花，攻击性太强，太突出了。

他形容自己与明星相处的角色则用“暖宝宝”这个词。明星心情不好时，说话要轻、化妆手法更要轻柔，最好为明星准备一杯热饮。还有的化妆师会在妆前为明星做面部刮痧，除了立竿见影地提升面部轮廓，还很能解压。

化妆师总是给人一种“你很重要”的感受。一位杂志编辑记得那时在影棚，魏扬主动提出为她画眉毛，画完了顺手就把眉笔送给她。一次我在化妆间外等魏扬，他化完妆走出来，因没有照顾好我而道歉。之前他已经遣助理出来两回，第一回问我吃饭了没有，让我自己点些外卖，第二回直接举着手机说“你拿我的手机点”，并且再三确认我的包里有水，不会渴着。

这种贴心呵护显然是值得的，有位化妆师说，在拍摄期间，化妆师补妆的手从明星脸上拿走的那一刹那——有时化妆师的手还在镜头里，明星的表情在这一刻最放松自然。

这或许是一种条件反射，对明星来说，化妆意味着一种私密的放松。拍摄现场，化妆间的门在他们身后关闭，挡住所有他们需要迎合的人——粉丝、媒体、客户。

明星往往戴着帽子低着头，素颜挂着黑眼圈，有时头发也没洗（而且会直接跟化妆师说“我没洗头”）。化妆间的桌上早就摆好了他们喜欢的食品和饮料，化妆台明亮整齐，包装精致的化妆品闪闪发光，提前等候在这里的人们都对他们微笑。

他们坐进那把专属椅子，如果扭动几下表示不舒服，有人会立刻起身去寻找另一把换来——把化妆间的门打开一条缝、挤出去、再关上。

我曾短暂地在化妆间里观看一位女明星化妆。化妆师向明星说明我的来意，然后开始打底，我站在一旁从镜子里看他的手法。女明星本来一直看手机里的综艺节目，突然余光瞟到了我，笑了笑。这时经纪人走进来，女明星看了经纪人一眼，然后用下巴指了指右边的一把椅子——我刚刚坐在那里。经纪人未发一言，转身把我请出了化妆间。

当时我以为那是特殊情况，后来我才意识到，得以在明星到达后还留在化妆间里，哪怕几分钟，已经算是“最高待遇”了。其他化妆师要么直接拒绝我旁观的请求，要么在明星来之前早早把我请出化妆间。

就连化妆师也要在化妆间里扮演“小透明”。有时模特当着所有人的面毫不犹豫地脱衣服、换衣服的时候，你要装看不见。有一次，某女明星旁若无人地在化妆间与人打电话吵架，一边吵一边大声痛哭。化妆师孙倩就在离明星几十厘米的近旁，不能完全装听不见——一个永远不说话的人反而会被防范。她这时会说几句暖心的场面话，“别哭了，咱们要坚强点儿”，或者，“她/他怎么能这样呢”。

明星的情绪变化很微妙。化妆师孙倩曾与一位明星成为闺密，什么话都能聊。一次活动前，她提起明星做得不好的一件事，作为好友直言后者的不足。明星听完立即崩溃，转身去卫生间痛哭。距离活动开始还有3分钟，孙倩只能一边安慰，一边紧急帮明星补妆。

李思也有类似的经历。录制某综艺时他为一位个性极强的女明星化妆，那是他们第一次合作。他在化妆间门口等了20多分钟，女明星一直没有准备好，进去后她依然很焦虑，不停走来走去，嘴里一直念叨：我特别怕换化妆师，每一次都要重新沟通。李思站在一旁听着，等她的情绪发泄完，问，那×姐咱们今天还化吗？女明星愣了一下，说，算了，不说了，我们要不赶紧化吧。

对明星来说，改变往往伴随着风险，他们的造型并不全由自己说了算。有段时间魏扬服务的女明星剪了齐刘海，他为她做了两个发型，女明星都很喜欢。照片发出来，粉丝在他的微博下留言“不要刘海”，“放弃刘海吧，告诉××她不适合”，“你不要听××的，快把刘海弄上去”。还有人专门发微博@魏扬，“如果刘海是××的欲望还请您压制住，不要让她做自己，私下可以留，但在明星荟萃的聚光灯下不行”。

化妆师有时不得不承受明星形象改变的后果。有一次录制综艺节目，女明星因为妆太浓被另一位明星取笑，她撒娇说，都怪我的化妆师。还有一次在时装周，女明星心血来潮自己化了部分妆容，在化妆间里大家都觉得不错，谁知在秀场里妆面严重出油。照片发布后，粉丝在魏扬的微博下留言四百多条，大部分是挖苦，“你是废物吗？能化成这样，你赶紧出道吧，别做化妆师了，求你了”。

他当然不能说实情，但看那些评论实在气得受不了，只能回骂一句然后立即删掉、拉黑。他不再像几年前化模特时可以随意流露情绪。那次他根据编辑的要求把模特的眉毛染成白色，漂白剂接触皮肤很疼，外国模特开始烦躁、踢墙、不配合化妆，魏扬气得把刷子往旁边一扔，模特骂了一句，fuck you。

魏扬立即回骂一句fuck you，转身就要走。其他工作人员来调停，最终模特向魏扬道了歉。但现在他不会再得到工作对象的道歉，女明星知道了他被粉丝骂，开了个玩笑，说他是背锅的人。背锅于是也成了他的工作职责。

魏扬也曾经坚持过自己。他为某组合的年轻男明星化妆，团队要求画眼线和烟熏眼影。魏扬拒绝了，“青春靓丽的小男孩，你保持自己原本的样子挺好的”，他最终只画了淡淡的眼线。后来这个团队再没有找过魏扬化妆。

化妆师知晓许多秘密，但也不能离明星的生活太近。田洪禹是邓超的化妆师和发型师。他去上海，邓超总会邀请他到家里吃饭，他总是拒绝。密切参与进明星的圈子，或者说“social”，在我采访的十几位化妆师中很不被认可。大家都同意“有那样的”，但自己绝不是。同样需要划清界限的还有假装自己是名利场中人，一位化妆师说，“发朋友圈那个，天天发酒店、吃喝什么的，谁还不知道你干吗去了，你干活去了，显摆什么呀。”

“我可能化不到比她还要再好的”

如果重来一次，魏扬说他绝对不会选化妆师这个职业。“我们这行业就是被选择的行业，我不太喜欢被选择”，“我就是这样，你好就夸我，不好（的话）说就好了呀。（但）我想的可能不太现实。”他说他想做跳水运动员，只管一猛子扎进水里，什么都不用想。

最近一年他开始收藏小众香水，卧室床尾的边柜上，几十瓶香水整齐排列，统一右转45度面向窗外。魏扬每天出门前都要站在这里选上一会儿，有时根据心情，有时根据场合，有时就觉得某瓶香水的名字很好听，比如“冥府之路”。出门之前，他还得绕开满地的球鞋——大概有二十几双，鞋柜上面还堆满挂满了各种帽子。

魏扬喜欢被东西包围的感觉，家里的衣帽间塞得满满的，两个衣柜也放满了，两室一厅的另外一间卧室床上也堆满衣服。保洁阿姨打扫一遍他租住的130平米的房子需要8个小时。

“我喜欢把所有的一切踩在我的脚底下”，就像龙把所有喜欢的东西放进自己的洞里，然后躺在上面，“我觉得龙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

这个圈子里，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获得安全感。一位发型师从来不吃牛肉，有人问为什么，他说因为钱来得有点儿邪门，吃牛肉会破运。更多的人选择信佛，有一段时间，一位编辑经常听见身边人讨论“某某跟我是同一个上师”。然而根本不可能存在“佛系”的化妆师，“因为大家都担心被替掉……就算最牛的化妆师，他也会担心被替掉的，我们都是被选择的”。

7年前，魏扬的爷爷得了癌症。爷爷拉着魏扬的手说，你别去北京了，在家待一年。魏扬那时正开始频繁拍杂志，一天接两三个工作。他不敢推掉任何一个工作邀约。“你的职业是被选择的，你长期总推工作，推来推去，可能就没人找你了”。入行12年，他从未休假超过3天，总是随时待命。经常出差回家行李箱都不必打开，因为第二天还要接着飞。

今年，魏扬熟识的一位女化妆师怀孕生子，休息了几个月。一直合作的明星团队得知怀孕消息后再也没发过工作邀请，有的礼貌一些，不再联络之前会多说一句“很期待你复出”。

魏扬很担心女化妆师复工后的境遇，他想起那时爷爷病重，他在老家辽宁阜新陪床，这座城市没有机场，到北京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8个小时的大巴，直到去年底才开通高铁。但他只要接到工作邀约就随时坐8个小时大巴回北京。一个月后，爷爷去世。

他想起过年回家，爷爷问他为哪些杂志化妆，他在纸上写杂志的名字，《智族GQ》、《悦己》、《嘉人》。阜新几乎没有卖杂志的报亭，爷爷就拿着纸条跑去商场里对着买，回家拿给邻居看，说，这是我孙子化的。

魏扬6岁时父母离婚，第二年父母分别成家，第三年母亲又生了孩子。父亲曾经希望他能做个司机或者去当兵，能养活自己就不错。现在魏扬工作优渥，满世界飞，父亲和他通电话，问，你最近要去哪儿？魏扬说要去巴黎。父亲说你再说一遍？魏扬重复。然后父亲转头对身边的朋友说，我儿子明天去巴黎了。

他的童年都是和爷爷一起度过的。爷爷骑自行车接送他上学，带着他去公园遛弯，去澡堂洗澡。周末他们在阜新仅有的一家新华书店看书。每天晚上8点老人就要睡觉，魏扬也只能跟着一起睡。现在他熬夜时总会想起爷爷，如果他还在的话，肯定早就发脾气了。

爷爷耳背，魏扬对他说话必须大声喊——他刚来北京时，总有人说他嗓门大。爷孙俩就用文字交流。老人给要离开家去北京的魏扬写了一封信，让他爱国、爱党，不能偷、不能抢，地上有一根针都不能拿。

他后来常常后悔没能多陪爷爷，但如果重来一次，他知道自己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

去年11月开始，曾遭受网络暴力的那位女明星团队重又开始频繁找他化妆。今年，另一位与他中断合作的女明星也回过头来邀请他。

重又获得认可，魏扬很开心。他不会问这背后发生了什么，就像他从不会问明星是什么肤质用什么粉底，更不会问编辑“光是脆的”到底什么意思。他现在明白了，作为化妆师，“问”就意味着不够专业。

4月，女明星发来短信之后不久，工作人员果然来找他合作。但合作并不顺利，他为女明星做丸子头，需要先烫卷。女明星不满意，说，你做什么发型都要先烫卷吗？这种情况在之前从未有过。

魏扬事后和好友李思聊起，后者劝他趁着还没有完全撕破脸，赶紧结束合作。他替魏扬感到不值，“你就兜兜转转这一个圈子，你只不过接触的人不一样，你干的事永远是一样，永远在寻找，永远在被抛弃，永远在寻找，永远在被抛弃。”

但魏扬下不了决心，“因为太重要了对我，这个人名伴随着我太重要了。我要走了，太丢脸了，除非我不干这行了。我可能化不到比她还要再好的。”

最近他爱上了抽盲盒，每次逛到都会买几个。这有点儿像买彩票，花几十块钱买一个盒子，里面有随机的玩偶，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会得到什么。魏扬第一次就抽到了“隐藏款”，店员告诉他回去转手卖掉，能赚6倍的钱。后来他又抽到过几次隐藏款，更多的时候会抽到自己不想要的。但无论运气好或不好他都能面对，因为起码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总还有下次机会。

应采访对象要求，魏扬、李思、孙倩为化名

本文刊载于《智族GQ》2019年11月刊

采访、撰文：于蒙

编辑：靳锦

插画：Yuuuyang

视觉：张楠

海报设计：张永

运营编辑：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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