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赛先生在中国：中国科学社与近代中国的“科学救国”

 20世纪初，科学革命对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展现出了颠覆性的影响，这极大地刺激了正在欧美留学的中华学子，“科学救国”成为他们的共同认知。他们办社团、译新书、印报刊，将科学技术及其体制、精神输入中国，并由此建立中国科学技术体系，中国科学社应运而生。

中国科学社（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1914年6月10日由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任鸿隽、杨杏佛等九人创立，后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综合性学术社团。

上海社科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剑所著《赛先生在中国——中国科学社研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就是一部针对中国科学社的系统性研究著作，该书通过中国科学社的创立、发展及成员分析，剖析近代中国的科学体制与社会环境。

此外，中国科学社自1914年成立至1960年结束，保留了大量档案资料。张剑研究员与上海市档案馆邢建榕、何品、王良镭，复旦大学档案馆周桂发、杨家润，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林丽成、章立言，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段韬等组成“中国科学社档案资料整理与研究课题组”，目前已选编出版《书信选编》、《董理事会会议记录》、《发展历程史料》，并将继续整理出版相关档案。

11月3日，《赛先生在中国——中国科学社研究》新书发布暨“中国科学社档案资料整理与研究丛书”座谈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关增建（上海交通大学）、邢建榕（上海市档案馆）、张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戴鞍钢（复旦大学）、林丽成（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段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范庭卫（苏州大学）、何品（上海市档案馆）、王良镭（上海市档案馆）、袁哲（东华大学）、陶培培（东华大学）、裘陈江（上海中医药大学）、王郡（上海书店出版社）、张毅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程念祺、周武、马军、施扣柱、沈洁、江文君、段炼、赵婧、冯志阳等学者与会座谈，对中国科学社、科学史及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进行了交流探讨。

历时25年的中国科学社研究

张剑研究员在发言中回顾了自己从事中国科学社研究的历程。他自1990年代在复旦大学读硕士期间即开始对中国科学社的史料进行搜集和研究，后辗转中国科协、上海市档案馆、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复旦大学档案馆等陆续完善资料，在博士论文出版的基础上大幅增订，形成近百万字的著作《赛先生在中国》。他在会上分享了对中国科学社发展中若干问题的思考，包括科学与民主、学术与政治、社团与政治的关系。在发言的最后，他回忆起学术生涯中的三位恩师——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沈渭滨先生、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王家范先生和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科学管理研究所研究员樊洪业先生——在其求学和治学道路上给予的关怀和帮助，令人动容。

因身体原因正在住院的王家范先生在当天意外地出现在座谈会现场，对与会者而言是个惊喜。他充分肯定了张剑研究员对中国科学社二十五年如一日的钻研，并在谈及这本书的价值时表示，德先生、赛先生互动交融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也没有过时，需要在新环境下进一步讨论。“这个课题研究的延长线很长，不是把资料做完就完了。这个延长线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都是有帮助的。”

关增建、邢建榕、戴鞍钢、林丽成、何品、段韬等与会学者也在发言中对这一课题的延伸与扩展表达了期待。

上海科技出版社副总编张晨在发言中表示，当今社会科技展现了无穷的潜力，其影响社会的深度广度速度前所未有；而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体制，正是《赛先生在中国》以中国科学社为例重点研究的。“研究中国科学社，可以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巨变期科学社团的创立与发展、中国科学的发展，更加重要的是作者从科学社会学角度分析了科学发展与制度创新、与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从而彰显这一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张晨说。

“缺席”的科学史与科学家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武认为，“对近代中国造成根本性影响的是科学技术。但在以往的知识分子研究中，往往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对这些理工科知识分子的研究是缺席的，这是很大缺憾。中国科学社这个群体恰恰是当时最前沿的自然科学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这个团体在近代化过程中作用很大，对国内自然学科体系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都是由这些科学家完成的。”

周武表示，张剑研究员本科修地质学、研究生转而攻读历史学，他接受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训练，这样的知识结构和学科背景使他得以胜任这一科学史的研究课题。这一研究打破过去的定式，不仅关注人文知识分子，也关注科学家——这些科学家是真正把中国带向世界的一批人。而历史研究者如果不懂自然科学，就很难真正理解科学对社会更新、社会革命、工业化发展的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关增建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是中国计量史研究权威。他对周武先生的看法表示赞同，指出科学技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是第一位的”，甚至一些政治事件的变化也与科学技术关系密切，更凸显科技史研究的重要性。

“对中国社会来讲，科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尤其在近代史、当代史进程中特别重要。西方科学技术大规模进入中国大致有两个阶段：一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批人引进西方古典科技，二是从清末到民国这段时期，近现代科技进入中国，对中国人的心态、对整个中国社会都造成大规模的影响。”关增建谈到，在第二个阶段，科学技术发展的建制化非常重要——或者说，学界本身的联合、科技社团的出现非常重要。“现代科技的形态，包括科学术语、对待术语的习惯和传统，很多是拜当年中国科学社成员所赐。因此，张剑研究员的这一研究值得关注。并且期待有更多后续工作，中国科学社是民国时期的科技社团之一，希望有更多社团的资料梳理工作开展起来。”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戴鞍钢在发言中表示，“科学技术实实在在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我们的研究仍偏向精英阶层。大众对所谓的‘西学’，对所谓思想、主义、理念其实是隔膜的，对‘西器’则有亲身感受。我们今天非常关注前沿的科技进展，反观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研究，则必须补上这一课。从这一点来说，《赛先生在中国》非常重要。”

“科学救国”在近代中国的困境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程念祺的发言着重讨论了“科学救国”在近代中国的困境。

程念祺指出，近代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这种落后是全方位的，但穷和弱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学习和发展科技的问题被自然而然地提出；然而到底是用科学来救国，还是用救国来发展科学，这是救国问题上面临的两种思路和主张。

一方面，从欧美留学回来的一批学生组织中国科学社，他们的根本目标是改变国家穷和弱的状况，提高国民素质。对于他们的作为，张剑先生有一个定性——建立走向世界的通道。中国科学社提出，退还庚款在中国所办事业，必须是中国最根本、最急需的，能为谋求学术独立的永久基础，能增进全世界人类之幸福事业。程念祺认为，“学术独立的永久基础”这一问题的提出，说明这些欧美留学精英创建中国科学社的立意很高、视野广阔，对科学救国有远见，已从根本上认识到一个国家没有科学，在近代世界是不可能立足的。

但是也有另一种认识，认为首先应当用政治救国，即通过革命手段建立服从于统一制度和政令的国家，用国家力量来推动一切事业的发展，科学发展也概莫能外。程念祺指出，这也是一种思潮，并且在当时正在变成一种主流。

“在这种革命主流面前，科学救国的精神注定不能成功，必然为政治救国的潮流所压倒。所以在穷、弱环境中，中国科学社的志士仁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基础工作虽然卓有成效，但并不适应奋起直追的历史呼声和要求。因为科学技术要转化为生产力，不仅需要时间，而且需要资本。这些都需要经过革命来集中国家权力才能办到。正因如此，‘科学救国’的精神在当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科学共同体的精神，恐怕在社会上并无很大影响。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本身在很多大众、政治家那里无足轻重。当时中国社会讲的是眼前的有用、无用。我们常说‘救国压倒启蒙’，其实启蒙最根本的就是使人们普遍具有科学思维能力。如果没有科学思维和能力，无论是救国还是启蒙都会成为灾难。”程念祺说。

程念祺表示，《赛先生在中国》一书以中国科学社缘起、艰难曲折的发展及其中人事变化等种种因缘际会，展示了中国科学家在穷、弱、动荡不安的国家与社会中的种种繁复面向，以及它最终如何消解、纳入全新的体制，如何在这个新体制中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这个研究不仅框架完整，内容丰富生动，而且将各种问题梳理得井井有条，把科学与近代中国的关系演变及其面临的困境讲得生动而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