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宏伟：来自西域的车渠为何见于曹魏大墓？

车渠性质

古时文献一般称“车渠”，“砗磲”（Tridacna）一词在现代常用。从历史文献来看，唐代之前，大多用“车渠”两字，“砗磲”少见，自唐开始大量使用“砗磲”一词。车渠是一种海洋生物，主要分布于印度－西太平洋热带海洋，共计6种。我国台湾、海南岛及其他南海诸岛屿均有出产。属于双壳纲簾蛤目的1科，壳大而厚，形状略呈三角形，两壳同形。壳表面有沟垄，如车轮之渠，因以得名。壳边缘呈锯齿状。外表为白色或浅黄色，内面质白如玉，或为浅黄，有光泽（图1），可切割、打磨作为饰物。肉可食用，壳入药。车渠属于生物型有机宝石，并非矿物宝石。

关于《尚书大传》“车渠”记载的辨析

目前所见最早关于“车渠”的历史文献记载是《尚书大传》。旧题西汉伏生撰《尚书大传·西伯戡耆》：“文王一年质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畎夷，纣乃囚之。……（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贝，如车渠，陈于纣之庭。”郑玄注云：“渠，车网（辋）也。”

对此记述，宋代学者提出两种观点，分别是北宋沈括的蚌类说和南宋程大昌的车辙说。详见《梦溪笔谈·谬误》云：

海物有车渠，蛤属也，大者如箕，背有沟垄，如蚶壳，故以为器，致如白玉，生南海。《尚书大传》曰：“文王囚于羑里，散宜生得大贝，如车渠，以献纣。”郑康成乃解之曰：“渠，车罔也。”盖康成不识车渠，谬解之耳。

明代李时珍与沈括的观点一致：“车渠，大蛤也。大者长二三尺，阔尺许，厚二三寸。壳外沟垄如蚶壳而深大，皆纵文如瓦沟，无横文也。壳内白晳如玉，亦不甚贵。”

南宋程大昌《演繁露·车渠》针对《尚书大传》的这段文献，提出“车渠是车辙”的看法：“车渠非大贝也，特贝之大者，可比车渠耳，不知车渠又何物也。车者，车也；渠者，辙迹也。孟子谓城门之轨者是也。”

实际上，车渠即车辋，原指车轮最外侧的轮圈，故用车渠来比喻大贝体量较大，犹如车轮，为《尚书大传》做注释的郑玄并未误解，原文指大贝形如车渠，而非大贝之名称，后世借用车渠来指代大贝。沈括未读懂原文，程大昌为其指正，不过至宋时，已不知车辋为何物了。

古代车渠的来源

关于车渠的来源，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车渠到底是来自海洋，还是陆地？东汉三国时期的文献大多说车渠出自西域诸国、大秦及天竺国等。《艺文类聚》引曹丕《车渠碗赋》：“车渠，玉属也。多纤理缛文。生于西国，其俗宝之。”“西国”，即西域诸国。曹植《车渠碗赋》曰：“惟斯碗之所生，于凉风之浚湄。”“凉风”即《离骚》之阆风。王注：“阆风，山名，在昆仑之上。凉、阆一声之转。”浚湄，即陡峭岸侧。此赋首句意即车渠碗的原料出产于昆仑山脉阆风山上的陡峭岸侧。但是，2008年之前，曾有中国学者尚昌平前往昆仑山考察玉矿，未发现有关车渠的实物资料。所以，曹植赋中所言车渠源于昆仑山一说值得斟酌。

出自西域诸国的车渠，推测可能是由于某一地区曾经是海洋环境，出产车渠，而后山脉隆起，经过长期演变，车渠成了化石，甚至有人认为极少数砗磲产自喜马拉雅山5000米以上的山脉中，是金丝砗磲的主要来源，这应该是远古海洋生物演变成化石的实例。需要说明的是，源于西域诸国的车渠也不排除来自海洋的可能性。

文献记载遥远的大秦、天竺也盛产车渠，可能源于地中海和印度洋。《三国志·魏书》引《魏略·西戎传》：“大秦多金、银、铜、铁、铅、锡、神龟、白马、朱髦、骇鸡犀、瑇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贝、车渠、玛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虎珀、珊瑚……”唐代《艺文类聚》引晋郭义恭《广志》曰：“车渠出大秦国及西域诸国。”又引东晋郭璞《玄中记》曰：“车渠出天竺国。”苏子曰：“车渠、马瑙，出于荒外，今冀州之土，曾未得其奇也。”

至于出产于西域的车渠何时进入中原内地？在文献中也有间接反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一》：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年），“夏四月,公自陈仓以出散关，至河池。氐王窦茂聚万余人，恃险不服。五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诸将麴演、蔣石等共斩送韩遂首。”赵幼文先生据此推测，建安二十年，凉州平定，西域交通开始恢复，西域诸国馈送，才能到达邺都，邺下文人同题辞赋《车渠碗赋》的创作年代应在建安二十一年。由上述文献来看，来自西域的车渠进入中原内地的时间应该是在东汉晚期，即建安二十年凉州平定，中原与西域的交通线重新开通之后。

洛阳西朱村一号曹魏墓随葬车渠器物的原因

从西朱村一号曹魏墓出土石牌刻铭来看，该墓中随葬了一些车渠制作的器物。若要分析其出现的原因，应将其放在东汉晚期至三国曹魏时期车渠使用状况这个历史大背景之下来考察。

西域诸国向中原内地的朝廷进贡宝物，是车渠器物出现于内地的主要原因。《三国志·魏书三〇·东夷传》：“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寘、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中原地区所见车渠原料来自外域，加工、制作于中原内地。曹植《车渠碗赋》曰：“于时乃有笃厚神后，广被仁声。夷慕义而重使，献兹宝于斯廷。命公输之巧匠，穷妍丽之殊形。华色粲烂，文若点成。”赵幼文先生认为，“神后”是指曹操。该辞赋透露出如下信息：东汉晚期，有来自外域使者进献车渠原料，曹操命能工巧匠加工、制作包括碗在内的一些器物（图2）。

《太平御览》引曹丕《古车渠碗赋》，内容大多与《艺文类聚》相同，唯最后一句，未见于《艺文类聚》引文：“小以系颈，大以为器。”“小以系颈”者为形制较小的佩饰，“大以为器”者即器物，包括酒杯、碗、觯等。

至于具体的车渠器物加工细节，语焉不详，只能借助于南宋时期的文献记载来进行分析，这些文献恰好为曹丕所云“小以系颈，大以为器”做了细致的注解。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砗磲》：“ 南海有蚌属曰砗磲，形如大蚶，盈三尺许，亦有盈一尺以下者。惟其大之为贵，大则隆起之处，心厚数寸。切磋其厚，可以为杯，甚大，虽以为瓶可也。其小者，犹可以为环佩、花朵之属。其不盈尺者，如其形而琢磨之以为杯，名曰潋滟，则无足尚矣。”宋赵汝适《诸蕃志·砗磲》：“砗磲出交趾国，状似大蚌，沿海人磨治其壳，因其形为荷叶杯，肤理莹洁如珂玉，其最大者琢其根柢为杯，有厚三寸者，脱落碎琐，犹为环佩诸玩物。”从这两条南宋文献资料可知，体形较大的车渠隆起处较厚，可制作杯、瓶；形制小者，可做环佩、花朵。由此引伸，车渠加工之后留下的边角碎料，完全可以再利用，经打磨、雕刻，粘贴于镜背，制成独具特色的车渠镜。

车渠制作的器物种类，一类是历史文献记述的碗、觯等生活器皿，另一类是洛阳西朱村一号曹魏墓出土石牌刻铭所反映出的镜、爪锤、佩、跳脱等小件器物（图3、4、5、6、7、8），这些石牌上的铭文应是目前发现最早有关车渠的地下出土文献资料。

图3、4、5、6、7、8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建安文学”代表人物的“三曹”“建安七子”等邺都文人群体，曾创作出一些同题辞赋。其中，曹丕、曹植、王粲、应瑒、徐幹、陈琳作《车渠碗赋》，是较有特色的一种，赵幼文先生考证其撰写时间大约在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创作背景是此时西凉已被平定，从而打通了中原与西域交往的通道。

夫其方者如矩，圆者如规。稠希不谬，洪纤有宜。（曹丕）

于时乃有笃厚神后，广被仁声。（曹植）

侍君子之宴坐，览车渠之妙珍。（王粲）

惟兹碗之珍玮，诞灵岳而奇生。（应瑒）

盛彼清醴，承以琱盘。因欢接口，媚于君颜。（徐幹）

廉而不刿，婉而成章。德兼圣哲，行应中庸。（陈琳）

曹植赋中的“笃厚神后”，赵幼文先生指出是曹操。王粲赋中所云“侍君子之宴坐”，“侍”意为陪从在尊长的旁边。文中“君子”应是指曹操。在东汉晚期，能够充分调动上述六人的积极性、创作同题辞赋者，唯有曹操。曹公曾使用过车渠酒杯，亦见于西晋崔豹《古今注》记载：魏武帝“以车渠石为酒杯”。

综上所述，东汉晚期至三国曹魏时期，车渠得到了中原内地上流阶层的青睐。因此，在洛阳西朱村一号曹魏墓中出土一些以车渠制作的器物石牌，如镜、爪锤、佩、跳脱等刻铭石牌，亦在情理之中。

南朝时车渠仍然流行，如南朝梁简文帝 《答张缵谢示集书》所云：“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鹉骤倾。”明杨慎《丹铅总录·琐语六》：“车渠、鹦鹉皆指酒杯。俗传：车渠为杯，注酒满过一分，不溢。尝试之，信然。”以车渠制成的碗，简称“渠碗”。南朝齐谢眺《谢宣城集》二《金谷聚》诗：“渠碗送佳人，玉杯邀上客。”唐人对车渠亦是钟爱有加，车渠成为唐代外来宝石之一。今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唐代人用车渠制作的梳背、带胯等器物（图9、10），反映出车渠与唐人生活已是密不可分。

宋明以降，车渠更是成为了宗教界、世俗社会喜爱的宝石，得到世人的追捧（图11、12）。虽然“佛教七宝”的种类说法不一，《法华经》《无量寿经》《般若经》各有所指，但车渠均名列其中。

（本文节选自霍宏伟《洛阳西朱村曹魏墓石牌刻铭中的镜鉴考》，刊于《博物院》2019年第5期，略作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