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婧雅评《三姑六婆》︱众声喧哗下的明代女性群像

从精英到下层的明代女性研究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欧美学界的性别史史家就开始不断探索中国女性在历史中留下的只言片语。曼素恩（Susan Mann）的《缀珍录》《张门才女》、高彦颐（Dorothy Ko）的《闺塾师》等著作，均以明清时期上层精英阶层家庭为核心，探索闺秀女诗人是如何通过诗作在生命历程中表达自我。

衣若兰教授于2003年获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明清性别史、明清社会文化史与明清史学史。她于2011年出版的《史学与性别：〈明史·列女传〉与明代女性史之建构》集中探讨了男性史家建构明代女性的个人传记并将其列入明清史学史的脉络的过程。《三姑六婆：明代妇女与社会的探索》是衣教授硕士时期的研究成果，在2002年由台湾稻乡出版社出版，时隔十七年，该书的简体字版由中西书局发行。

和以往聚焦于上层精英阶层女性的研究不同，本书另辟蹊径，聚焦于明代的底层女性群体“三姑六婆”。通过研究男性士人文本中所记载的“三姑六婆”，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明代社会丰富、复杂、流动性的一面，同时充实了我们对明代女性的理解。细细读来，这本以社会性别视角切入、研究明代女性社会生活的著作仍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中国古代女性史长期以来处于被五四话语宰制的状态，陈东原在他的专著《中国妇女生活史》呐喊疾呼, 认为“女子生来即被歧视，既嫁之后又有一朝被弃或失欢之惧”（13页）。他的著作给读者加深了一种扁平化的形象，即认为中国古代女性在封建礼教的枷锁下缄默不语，闺阁以外的人无法听到她们的声音，深居家中的她们也无法扬声于外。然而，女性在历史中的切实处境比单一扁平的受害者形象更为复杂，也无法以一言以蔽之。

衣若兰教授在本书中从明代社会下层女性入手，指出除了我们所熟悉的贤媛烈女以外，在明代还有“一小撮”女性，她们走街串巷、出入闺阃，在经济、医疗、宗教等诸多层面扮演重要角色，时人以“三姑六婆”一词指代这群女性。在男性士人的笔下，“三姑六婆”往往呈现出粗俗不堪的负面形象，她们败坏道德，贪财巧舌，搬弄是非，然而，这些女性在实际生活中却也突破了内外之防，使明代女性生活的图景变得更为丰富多彩。诚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言：“本书透过‘三姑六婆’的活动，探索明代妇女的其他样貌及其生活实况，以弥补明代妇女生活史研究之不足。”

谁是“三姑六婆”？

这本姗姗来迟的小书共分为六章，主要探讨了“三姑六婆”这一集体名词的历史源起、该名词所指向的“女性职业”“三姑六婆”这一女性群体与明代性别关系的联系、以及晚明世风变迁过程中三姑六婆的种种活动。本书是有关重构明代底层女性生活史的一次尝试，明代底层妇女大多不识字，和她们相关的文字记录更是十分零散和稀少，学者无法从她们本身所遗留下来的文字记录挖掘其自我意识，这使得重构底层女性生活史的尝试变得尤为困难。集中研究上层精英阶层女性的文学家们可以探索大批闺秀作家的诗词，而关注底层女性形象与声音的史家们则需要从大批零散的材料中去找寻她们的踪影。衣若兰教授仔细爬梳方志、文集、笔记、小说、家训等多种男性士人书写的材料，从文人的角度展示了男性精英士人笔下对三姑六婆的不同层次的声音和看法，本书富有创见性的一点即在于揭示看似统一的男性文人对“三姑六婆”的诠释差异，以及他们自相矛盾的心态。

“三姑六婆”这一词汇从何而来，她们具体指代社会中的哪些女性？在本书中作者指出，“三姑六婆”一词并不是明代的发明，作者追溯了“三姑六婆”这一名词的历史渊源，发现最早在元初士人赵素在他的《为政九要》中首先提出这一名词（25页），经由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进一步阐发，由此“三姑”指代“尼姑、道姑、卦姑”，“六婆”则指代“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4页）。这一类妇人由于突破内外之防，在宋代就已引得文人评论，到了明清，更是引发大批文人的讨论。在文人笔下，这些妇人搬弄是非、贪财好利、祸乱人心。然而，“三姑六婆”真如文人笔下所写如此不登大雅之堂吗？社会现实和文人书写到底存在哪些差异性？

“三姑六婆”与职业女性

尽管“三姑六婆”在文人笔下之形象不堪入目，但是她们与明代的社会生活却密不可分。本书第三章展现了三姑六婆这一“职业女性”群体在宗教、医疗、商业等诸多层面积极扮演着各类角色，作者认为“三姑六婆”一词反映出明代女性职业的类型，但她并没有将现代语境下的职业与明代女性的职业混为一谈。衣教授指出，明代的“女性职业”是指“女性利用本身技能换取经济报酬的营生之计”（作者按）。这不免使人想到中国传统社会对“妇工”的态度和定义，“妇工”往往与纺织品的生产联系在一起。在白馥兰（Francesca Bray）有关女工的精彩论述中，在中国晚期帝国时期（从宋到清）的历史变迁中，传统的“男耕女织”式的性别分工变得逐渐模糊，女性作为生产者在纺织业中的作用被大大弱化，男性成为家庭纺织、纺织作坊中的主要生产者，另一方面，中华帝制晚期的男性士人精英们不遗余力地在他们的文本中企图重塑女性在家庭经济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将女工和公义私德联系在一起（Francesca Bray,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1997, 175-272.）。衣教授的论证为我们充实了明代女性经济活动的画面，扩展了我们对女工的理解。她指出，在明代，女性操持的营生丰富多样，例如，佛、道二教中的尼姑和道姑，诵经念佛、为人消灾，她们甚至还担任宗教领袖，为宗教起事；卦姑为人卜卦算命，师婆占卜吉凶；媒婆为人牵线、促成姻缘。这些底层妇女操持营生，折射出明代女性在闺门以外从事职业的多元化和可能性（130页）。

衣教授将三姑六婆所反映的明代女性职业归为“宗教”“医疗”“买卖”三个层面，然而她也指出，三姑六婆所担任的社会功能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重叠。例如师婆、卦姑行降神治病与医婆行医问诊，都有治病消灾的作用，甚而有尼姑、道姑也会受托为媒，可见“三姑六婆”群体内部的界限也相当模糊。

当我们尝试去理解三姑六婆在明代社会的出现，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女性群体的出现和明代的社会发展趋势无法分开。在其所著《纵乐的困惑》里，卜正民（Timothy Brook）指出，明代后期的发展与明初朱元璋所设想的封闭理想的农耕社会不同，明后期的社会形成了密集发达的商业网络，使得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明代女性作为小商贩活跃在街头巷尾（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三联书店2004年出版，230-231页）。衣若兰教授充实了其论证，她向我们指出，在日益严苛的性别隔离条件下，明代社会交织的商业网络中的缝隙和孔洞使这些“职业”女性穿门入户成为可能。

同时，对医婆／产婆的阐释，费侠莉教授和衣若兰教授都承认她们在有明一代的医疗实践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她有关性别与医疗的著作《繁盛之阴》中，费侠莉教授引入阶级的概念，在分析男性士人和男医对女性医疗从业者看法的文本后，她指出女医与医婆之间存在阶级的界限：女医是继承家庭医学传统，出身儒医世家的女性，而医婆则是来自底层社会，相对独立和灵活。衣若兰教授则平衡了她的论证，指出“女医”和“医婆”的内涵并非泾渭分明。在宗教领域的女性也有可能受人所托，替人治病，因此有明一代的社会中频频可见行医的女性（88-89页）。

“三姑六婆”为何屡遭偏见？

三姑六婆为何在明代屡遭偏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她们的出现和活动与明代男性士人构想的理想性别关系相背离。“男主外女主内”是中国古代社会理想性别关系的基本格局，它贯穿于明代对女性道德的规训。男女分属于不同的生活空间，为防名誉贞节受到侵害，闺阁妇人不宜离家外出。但是事实上，内外之防的物理边界灵活而松动，也常常伴随着女性身体的活动而向外扩展。当下学者的丰富著述已经揭示，明末清初上层士人家庭的女性有着出游旅行的机会，在旅途行迹中她们留下了自己的声音（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衣教授对明代底层女性的探索支持了这一论述。她指出，“三姑六婆”这一女性群体不属于“家内”系统，因此她们并不受到“内外之防”条规的限制。同时，这些姑婆混迹于市井之中，穿门踏户，诱导良家妇女外出活动，也使得传统的性别秩序受到冲撞。例如尼姑便多与闺中女性往来，诱使她们出入尼庵，行苟且之事。《金瓶梅》第十二回也提到“看观听说：但凡大小人家，师尼僧道，乳母牙婆，切记休招惹他，背地什么事不干出来？古人有四句格言说得好：堂前切莫走三婆，后门常锁莫通和。院内有井防小口，便是祸少福星多。”可见三姑六婆实在是打破内外藩篱的始作俑者。

衣教授同时也指出，三姑六婆极大拓宽了明代女性的生活空间（168页）。她们外出进行商业活动，或为女性诊病，参与到经济、宗教等社会活动中，大大拓宽了自身的活动范围。对大家闺秀而言，这些三姑六婆也是她们了解外部世界的渠道。例如，贩卖胭脂水粉的牙婆、卖婆常常为闺阁中的女性带来街头巷尾的消息；而医婆、稳婆等人又是女性罹患病痛、分娩生育时不可或缺的帮手；尼姑、道姑也常常去往闺阁妇女家中宣讲经卷。衣教授的研究表明，三姑六婆立足于内外之间，成为闺阁妇女沟通外界的媒介。

以往学者对明代女性的研究更集中于明代社会贞节观念的盛行，无论是忠于未婚夫而选择终身不嫁或未婚殉死的贞女，还是丈夫死后以寡妇身份终其一生的节妇，她们在明代的方志记载里都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有关明代贞女的研究中，卢苇菁教授指出，明代的贞女甚至选择自裁来实践捍卫“一女不事二夫”的道德观念（Weijing Lu, True to Her Word: The Faithful Maiden Cul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衣教授笔下的“三姑六婆”则是无法归驯于理想道德框架的一群人，她们在整个儒家社会体系下处于边缘位置，其出门入户的行为活动不符合儒家传统的道德体系，因此士人往往对这一类女性指摘批评。在本书中衣教授介绍了一个有趣的案例：清代福建人陈怡山在回顾明代节烈妇女的旌表时就指出，闽县节妇程姐其实是女巫，尽管她被列入旌表之列，但是陈怡山对其节烈德行仍然表示怀疑（158-159页）。在士人眼中，这类游离于儒家道德体系之外的妇人本质上便与良家妇女不同，因此多受怀疑。或许我们可以说，明代的“三姑六婆”与社会主流所颂扬的贞女节妇正是社会文化中女性形象的两极。

士人对三姑六婆的看法，亦有个人诠释上的差异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拿从事医疗的医婆来说，男性医家对其不以为然，认为她们不懂医理，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她们在妇女生产分娩过程中的重要位置。再如说合婚姻的媒婆，尽管文人总是指摘她们巧言令色，贪财好利，却也不得不承认媒婆是婚姻中的必需角色。这些自相矛盾的看法和观点反映了男性士人对日渐松动的性别秩序所感到的焦虑不安（203页）。

明代女性的新印象

可能由于是作者的硕士研究成果，本书的一些论证仍有可再斟酌的地方。例如，作者提到明代婚恋观念的递嬗，渐由“理”走向“情”，在小说中牵线说合的媒婆、牙婆等并不是传统婚姻的维护者，而是促成自由婚恋的红娘 ，她们为私情的“合礼化”提供助力（178-180页）。这一论证使读者不免会思考这一类小说的作者身份和意图。以才子佳人为范式的小说，它们确实有颠覆传统道德框架的倾向，“媒婆”或“红娘”也是为人锦上添花的喜剧角色，但是小说家对“私情”的疾呼呐喊，与他们在现实中下落的社会位置有密切关系，对“情”的宣扬和对“理”的反叛，其实反映了他们无法巩固其社会地位的焦虑不安，然而这些小说中“才子佳人”由媒人促成的良好姻缘在多大程度上能得以实现，却依然是一个疑问。

总的来说，衣若兰教授的著作使我们对明代女性的印象进一步扩展。明代女性并非只是传统道德藩篱下的受害者，“三姑六婆”在文人小说笔记下零落嘈杂的声响反映了她们野蛮生长的活力。衣教授通过观察三姑六婆在明代社会中的身影，展现了明代社会有趣而丰富的画面。在晚明日益严明的性别隔离条件下，女性仍然享有游走于内外的可能性和灵活性。这本书提醒我们，女性是如何紧密地与明代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生活联系在一起，又是如何重新塑造晚明以来的性别关系。

（许曼教授在本文修改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