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侦探 | 圣女贞德作证，萧伯纳没说过，丘吉尔也没说过

互怼界技术含金量最高的一次见招拆招，应该是发生在萧伯纳与丘吉尔之间——如果这场交锋真实存在的话。

据说，剧作家萧伯纳与政治家丘吉尔曾经互不相让、针锋相对。有一次，萧伯纳给丘吉尔寄去两张戏票，并附上一张字条：“我的戏首演，为您订了两张票，请带上一个朋友——如果您有一个朋友的话。”当时，丘吉尔四处树敌，结怨甚多。但他也知道，萧伯纳的戏并非场场叫座，于是反戈一击，回复道：“近期较忙，我无法去看首演，但我将去看第二场——如果您的戏会演第二场的话。”

这次经典的语言对决在中国广为流传，成为中国人领悟英式幽默的入门教案。

不过，与其他一些形色可疑的外国“名人名言”不同，这场语言交锋并非中文网络的杜撰。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无论是中文报刊杂志还是书籍对此已有引用。

进一步说，萧伯纳与丘吉尔的互怼基本可以确定是舶来品。因为在英文网络里，可以查到这段对话的原句。从英文原句的语言习惯看，没有中式英语的痕迹——

George Bernard Shaw: “Am reserving two tickets for you for my premiere. Come and bring a friend——if you have one.”

Churchill: “Impossible to be present for the first performance. Will attend the second——if there is one.”

更重要的是，这段对话也见诸纸质的英文出版物。《不可抗拒的丘吉尔》（The Irrepressible Churchill，英国康威海事出版社1985年版，作者凯·哈勒）一书的第116页就记载了这段对话，而且，书中还点出了引发对话的由头，即萧伯纳请丘吉尔去看的那出戏是《圣女贞德》。

凯·哈勒（1904-1997年）是一位美国女作家兼社会活动家，丘吉尔家的座上宾。在近30年的时间里，哈勒同丘吉尔家族保持着诚挚的友谊。1963年，她说服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授予丘吉尔“美国荣誉公民”身份。《不可抗拒的丘吉尔》，是哈勒以“丘吉尔仰慕者”视角撰写的一部回忆录，时间跨度从二战爆发到丘吉尔逝世。

哈勒在《不可抗拒的丘吉尔》中所提及的《圣女贞德》（Saint Joan），是萧伯纳于1923年发表的一部六幕历史剧。这部作品以英法百年战争背景，以奥尔良乡村牧羊女贞德率众退敌、收复失地的事迹为题材，塑造了一位为国捐躯的女英雄的形象。对于以诙谐幽默见长的萧伯纳来说，《圣女贞德》是他众多作品里唯一的悲剧。而正是这部悲剧，成就了他在作品发表两年后（1925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在对萧伯纳的授奖词中如是说：“或许可以说，这部想象力丰富的作品（《圣女贞德》）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表现了在一个对真正的英雄主义极为不利的时代里的英雄主义。”（《诺贝尔文学奖文库》之《授奖词与受奖演说卷·上》，第16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

《圣女贞德》发表后，于1923年12月在纽约首演，受到热烈欢迎，连演78场；这部戏在伦敦的首演是1924年3月，亦获得了成功，连演24场。从《圣女贞德》在英美两地首演的档期，我们可以判断，萧伯纳与丘吉尔的口舌之争大致发生在1923年12月至1924年3月这个时间段内。

由于《不可抗拒的丘吉尔》只是点出了引发萧伯纳与丘吉尔对话的由头，没有注明对话的具体出处，所以，我们只能从其他资料中查找相关线索。

在萧伯纳研究领域，有一本书历来是权威的文本，那就是佛兰克·赫理斯所写的《萧伯纳传》（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5月版，黄嘉德译）。赫理斯是萧伯纳的爱尔兰老乡，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在所有文学题材中，赫理斯最擅长的是传记。在他的传记作品中，又以《萧伯纳传》最出色。

《萧伯纳传》是赫理斯一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在他去世当年，即1931年完成。有趣的是，这部传记的出版人是传主萧伯纳。更有趣的是，这部由萧伯纳同乡、好友兼专栏编辑赫理斯撰写的《萧伯纳传》，对于传主却并非全然是崇拜之态、溢美之词。相反，赫理斯在传记中对萧伯纳进行了坦诚直率的评论。既有赞扬称许，但更多的是讽刺挖苦。可以想见，如果萧伯纳与丘吉尔那场因《圣女贞德》而发生的语言交锋真实存在，如果我们承认丘吉尔凭漂亮的迎击拳略胜萧伯纳一筹，那么我们不必担心赫理斯会“为好友讳”。

查阅《萧伯纳传》，的确有一章专门论述《圣女贞德》，标题就叫《关于<圣女贞德>的论战》。令人惊讶的是，《萧伯纳传》里这场关于《圣女贞德》的论战，并不是发生在萧伯纳与丘吉尔之间，而是发生在传主萧伯纳与作者赫理斯之间。

赫理斯之所以与萧伯纳论战，恰恰因为人们对这部戏过于一面倒地叫好。如赫理斯所言，“萧伯纳的剧本很少像《圣女贞德》那样受人欢迎。老实说，似乎只有我一个人曾经苛刻地批评它，或指摘它的历史上的错误、戏剧上的弱点，以及一般的缺点。其他的人都是满口称赞。萧的学术传记作者阿奇博尔德·亨德森甚至于说‘《圣女贞德》是莎士比亚以后英国最伟大的剧本。’这种赞语足以使萧在其虚荣心的晕头转向中终其余生。”（《萧伯纳传》第378页）

根据赫理斯的描述，《圣女贞德》在公演时的口碑状况不难洞察。它是否如赫理斯所说的“只有我一个人曾经苛刻地批评它”暂且不论，至少在《圣女贞德》的批评者中不包括丘吉尔。《关于<圣女贞德>的论战》中没有萧伯纳与丘吉尔这段流传甚广的对话。扩大范围，以“丘吉尔”为关键词，对赫理斯版《萧伯纳传》进行搜索。书中共两处提及，不过均未涉与萧伯纳的论争。由此可以明确，在权威的赫理斯版《萧伯纳传》中，没有关于萧伯纳与丘吉尔语言交锋的记载。

那么，阿奇博尔德·亨德森所著的学术传记版《百年文豪萧伯纳》中，是否记载了两位毒舌的较量？查阅英文原版，同样是无。

显然，从萧伯纳这一方的资料看，没有这场对话的踪迹。丘吉尔这一方呢？截至目前，中文版的丘吉尔传记、著述不下十本，如亨利·佩林的《丘吉尔传》（东方出版社1992年10月版，沈永兴译）、诺曼·罗斯的《丘吉尔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李家真译）、马丁·吉尔伯特的《丘吉尔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1月版，马昕译）和罗伊·詹金斯的《丘吉尔传》（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10月版，徐海幈译）等，其中，诺曼·罗斯、马丁·吉尔伯特和罗伊·詹金斯的三个版本堪称权威。对这三个权威版本的《丘吉尔传》进行全文搜索，未有与萧伯纳论战的相关描述。丘吉尔个人的回忆录，如《我的早年生活》（华文出版社2015年1月版，张小米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青岛出版社2015年4月版，方唐、贾宁等译，又译作《不需要的战争》）等，也未提及与萧伯纳的交锋。这对于向来以口才自傲的丘吉尔而言，是不可想象的。而此等反常，只暗示了一种可能：所谓萧伯纳与丘吉尔之间因《圣女贞德》而发生的对话，压根儿不存在。

还原历史，从1923年12月至1924年3月，也就是《圣女贞德》在英美两地首演的这段时间，丘吉尔在政治上颇为不顺。多年的战争使得选民左倾，他当时效力的自由党在大选中落败，工党则获胜组建了第一个工党政府。于是，丘吉尔逐渐疏远自由党，欲重归保守党怀抱。1924年3月，《圣女贞德》在伦敦首演时，丘吉尔正以“独立的反社会主义者”身份参加补选，再次落败。

毫无疑问，身为毫不隐瞒的、始终一贯的“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丘吉尔与以“一个社会主义者”自居的萧伯纳，在政治立场上是尖锐对立的。但是，没有可信确凿的证据表明，萧伯纳与丘吉尔之间曾就《圣女贞德》乃至其他戏剧的话题进行过交流。

剑桥大学丘吉尔档案中心近年披露的信息，对这次无比精彩却无限存疑的对话作了盖棺定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交流。但萧伯纳和丘吉尔在生前，都不惜以提起诉讼的态度直言不讳地予以否认。

萧伯纳1950年逝世，丘吉尔1965年逝世。换言之，在1965年之前，萧伯纳与丘吉尔的对话已被证伪。

凯·哈勒何以还会在1985年出版的《不可抗拒的丘吉尔》中援引了这段子虚乌有的对话？或许，那是“丘吉尔仰慕者”对真相的选择性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