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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笔记|灭蚊、登革热与古巴的免费医疗
“人地关系”的讨论是一个长久的议题。不管是从西方普遍讨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气候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还是中国哲辈们谈及的“天人合一”“万法自然”等思想中无一都关注到了自然环境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影响。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指出,气候,土壤等地理环境对人类的生物机能有直接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各个地理环境中法律和政治的形成。辛普尔进一步认为,环境对于人们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地理环境对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在我的理解看来,特定的自然气候环境必然参与了人们的日常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形塑过程,以人本性中趋利避害的进化论观点来看,一个地区内长久积淀的文化习惯必然会形成一个社会群体内部特殊的运行机制,而其背后折射出的是该地区人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处理事情的方式,也即所谓的“世界观”。
不可否认的是,长时间的待在一个圈子里,很难避免对自身所处的文化圈子内运作机制的“感知钝化”,对自身所处文化环境的“熟视无睹”。只有当跳出这个圈子之后,身处在另一套文化规则运行的社会中,这种因“不同”而产生的文化圈子感才会更加明显的凸显出来。这或许也是人类学家偏爱寻找“冲突”的原因之一,也是所谓的“从‘他者’的眼中认知自我的过程”。
本文作者是“吸蚊体质的女孩”作为“吸蚊体质的女孩”,在国内念书的时候,本科和研究生的舍友都曾对我有过类似的评价:对于她们来说,我就像“行走的花露水”,而对于我来说,我就像“行走的蚊子大餐”。只要我在宿舍,我就无形中成为了室友的庇护伞,即使她们开着蚊帐,我拉着两层帘子,被蚊子咬的那个人还是我。刚到古巴半个月,十多个蚊子咬的包就已经不均匀的分布在我身上各处了。看着身上凸起的红包,我突然想起了本科老师讲的一个玩笑:当她第一次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她才发现外国的狗叫声并不是“Bark Bark Bark”(英文单词中的狗叫声),也是“汪汪汪”;古巴的蚊子似乎也跟中国的一样“口味”和“喜好”,这也就使得即使在大洋彼岸,我仍旧是蚊子的“饕餮盛宴”。但也有不同,古巴的蚊子并不会像国内的蚊子一样对泰国的花露水避而远之,所以我带过来的花露水并不能起到任何作用。总而言之,我被咬了,咬得很惨。然而,也正是借被蚊子咬这一事件的契机,让我又进一步认识了古巴。
周六的家庭“fumicacion”(喷雾)
房东Magda首先发现了我突然腿上凸起的红包,神情紧张的她赶紧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三步并两步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手和腿。Magda在我的手肘子和膝盖的关节处稍微用力按了几下,关切地问我的头和身上疼不疼,有没有觉得身体不舒服。对被蚊子咬这件事已经习以为常的我面对她强烈的关心觉得很奇怪,我告诉她这个很正常,我在国内也经常被咬,两三天就好了。我轻描淡写的回答并没有解开她紧皱着的眉头,Magda接着严肃认真地跟我说,蚊子会传播疾病的,让我一定要注意,有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她,她带我去医院。常年在“蚊口”下“挣扎”生活却依旧活蹦乱跳的我早已对这个在国内上小学的时候就被反复提及的“蚊子传播疾病”的知识不以为然,我不禁觉得Magda有些“小题大做”, 但是看到她连忙找来“苍蝇拍”到我房间里帮我拍蚊子时,我能感受到她对我真实的关心。
哈瓦那的蚊子似乎对我格外地偏爱,在房东一家都没有被咬的情况下,我身上的蚊子包又增加了几个。Magda每天起床后和睡觉前都要来检查一下我身上有没有增加新的“伤口”,然后摸一下我的头,问我身上疼不疼,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份关心,只能每天都顺从地让她“就诊”。Magda告诉我,过了周六家里就没有蚊子了,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说,她说了一堆我不太能听懂的西班牙语。当她看到我很懵的样子时,她也不知道该怎么用简单的句子将那一段充满术语的解释讲给我听。让一个67岁只会讲西班牙语的老人家跟一个西班牙语水平很低的女孩解释很复杂的事情,确实是为难彼此了,聪明的Magda于是抬起了双手做出了一个国内小孩“打水枪”的姿势,并配音“咻~”。我觉得很有趣问她那是什么,Magda跟我说那是 “fumicacion”(喷雾)。我查了一下这个单词,知晓了它的意思。但是“什么是“fumicacion”呢?”“是谁会来‘fumicacion’呢?”“怎么‘fumicacion’呢?”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我。
时间一晃到了周六,房东一家比平常早起了一小时,似乎她们周五晚上的早睡就是为了周六早上的早起。房东妹妹的女儿Mariem叫醒了我,跟我说今天早上要在十点之前准备好午饭,待会如果有人来“fumicar”的话让我抱着她的宝宝到楼下等着,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再回来。房东Magda和她的妹妹Magalia她们回到了另一个家做准备,她也要开始她的准备了。我不知道她们准备什么,于是就看着她忙前忙后:她先将今天要吃的黑豆和米饭分别放在高压锅和电饭锅里煮着并定了时,把厨房用具都收到了柜子里,然后将客厅里和房间里的用品和用具都放到了床上和沙发上,再用白色的布把它们都罩在了下边,家里全部的撑杆式的窗子只开了一点缝隙,Mariem告诉我那是为了“换气”。忙前忙后大概花了两个小时,一切准备就绪,Mariem看着时间还早,就跟我解释道,待会会有人来“fumicar”,为了消灭蚊子。我终于问出了我一直困惑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你们会觉得蚊子这么可怕呢?”Mariem告诉我因为它会传染一种叫做“Denque”(登革热)的疾病,这个病很严重,有时候会死人的。政府为了保障人们的健康安全,每周六都会派人来家里进行“fumicacion”,我问她只是对她家进行“fumicar”吗?Mariem说当然不了,这是古巴所有人都能享受的政策,是古巴卫生部门为古巴所有居民健康实行的一项保障措施。我接着问了她觉得是否有效,她是否喜欢等问题,无疑都得到了积极正面的回答。Mariem跟我解释到我们住的这栋楼有十层,“fumicacion”就是从楼上挨家挨户的往下进行,在楼上正在进行的时候,会有专门的调查人员提前到楼下的住户确认家里是否有人在家,然后在一张纸上签上消毒的日期;如果该户主因为有事没人在家,周六过后会有卫生部门的人上门拜访,查看家中是否有染病发烧的病人。说完她就让我静静地听着,楼上果然传来了喷雾的声音。
fumicacion之前房东家里的准备等了半个小时,喷雾机发出的隆隆声音越来越近,Mariem让我抱着宝宝在楼道里等着,她还需要在家里等着他们的到来。楼道里充满了刺鼻的味道,类似汽油味。Magda一家的房间作为6层的第一间,两个戴着口罩背着像国内打农药桶的年轻人从这栋殖民建筑的楼梯中走下来,径直走向了Magda的家。刺鼻的味道和隆隆的机器声让Mariem的宝宝大哭,Mariem站在家门口,一边关注着屋内的“fumicar”进程,一边大声地隔空安慰着宝宝。敞开的房门使得屋内滚滚白雾从门口冒出来。我猜想这个应该是杀虫剂之类。Mariem站在门口,被浓雾围绕,这让我觉得这种喷雾可能只是针对蚊虫,对人体的毒性不大。
用于fumicacion记录的纸工作人员在家里喷雾,Mariem站在门口等候邻居在Magda家Fumicar的时候,早已站在门口等候,等Magda家一结束,两个戴着口罩的年轻人就进入下一家了。Mariem锁好门,我们乘坐电梯来到楼下时,楼下大概聚集了十多个人,都是楼上的邻居们。他们搬着椅子坐在门前的空地上闲聊,有说有笑,我的出现又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如同往常走在大街上一样,古巴人总有一眼就认出我是中国人的能力,他们纷纷向我微笑着打招呼,我也礼貌地回应着他们。Mariem对邻居也特别的礼貌,一一回应完之后,她就拉着我走了,她跟我说,一般在周六这天家里进行fumicacion的时候,她都会去另一条街上找她最好的朋友玩,等fumicar的人到达她朋友家的时候,她的朋友刚好又可以跟她一起回到她的家里。
清晨十点多,行走在哈瓦那的街头,微凉的海风伴着一丝刺鼻的药味贯穿着五颜六色的大街小巷。在已经进行过或者正在进行“fumicacion”的“edificio”和“casa”的门前以及小公园里的长凳上,聚集了平时住在一栋楼或一个街区的邻居和从别的街区过来的朋友。弥漫着烟雾和杀虫剂味道的周六似乎成为了古巴人走亲访友、交流生活、增进情感的一部分内容,这样例行的日子也仿佛成为了一种生活的“仪式”。在这天里,人们能感受国家在场对人民给予的关心和关注,住在一栋楼里的邻居也打破了楼层之间的“区隔”聚在一块分享生活,相隔几条街的朋友也借此契机相互拜访。生活的琐碎并没有阻碍着人们的交流和交往,眼前的困扰也并没有使得人们忘记久候的朋友和家人。
住在哈瓦那的这段日子里,我有一个真切的感受:在这个国家里,似乎没有人会有“等待”就是浪费时光的想法。无论是在银行,便利店,菜市场,公交站,Coppelia的冰淇凌店等都需要排队的地方,还是像今天等着家里的“fumicacion”的消散等,人们会在这段时间彼此闲聊,相互赞美彼此的穿搭,分享哪个菜市场有新鲜的蔬菜肉类产品等问题,耐心地“消费”着时光。现代化产物之一“时间就是金钱”的概念仿佛从未在这片土地上受到宣扬和鼓吹,因信息泛滥而出现的“低头族”几乎只会在游客和外国的留学生身上出现。而对于当地的人们,他们安心坦然地过着眼下的生活,着眼于眼前世界的缤纷,享受当下的时间,从不为未来焦虑。
即使处处需要排队等候,但是不会看到古巴人行色匆匆或者不厌其烦的样子,古巴的朋友告诉了我,古巴人“todo con calma”(一切从容)。“华人圈”与“登革热事件”
真切地感受到古巴蚊子的危害源自于我到了哈瓦那大学上学之后的见闻。为了让我能够迅速掌握“古巴语”,以便于开展我的田野调查,外导建议我报了一个哈瓦那大学的西班牙语短期语言速成班。虽然觉得学语言“速成”是一种略带“荒诞”的想法,但是无奈自己的西语水平确实需要提高,需要更多的“在地化”和“本土化”,再加上又觉得这是一次珍贵的体验,我很乐意地接受了外导的安排。说来很巧的是,也正是因为这种对“来者不拒”的心态,我又开始进入了古巴生活的另一个圈子中。
外导带着我走进一栋哥特风式的建筑,风格古朴幽雅,装修古朴考究。进门时楼内的阿姨正在清洁楼道,外导小心地点着脚沿着墙角走,并让我沿着她的路线走,清洁的阿姨微笑地对着我们说了句“Gracias”(谢谢)。外导告诉我,在古巴,如果看到有人在做清洁,无论是在自己家里还是在别的地方,你要么就站着等到地面上的水都干了再走;要么就沿着墙角走,这是尊重他人劳动和有良好教养的表现,即使是古巴总统遇到这样的情况也会这样做。路过大楼的大厅时,里边的景象再次勾起了我的好奇。这是我到了古巴之后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亚洲面孔的人坐在长椅沙发上,他们应该也是坐在那里等着地板上的水干了再走;走上二楼之后,映入眼帘的也几乎全都是亚洲人的面孔,莫名让我有种恍惚置身于中国大学里的感觉。外导告诉我,这一栋楼叫做“Varona”,可以说是哈瓦那大学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准备的,超过一半以上的学生来自中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日本人和韩国人也来这里学习西班牙语。
在老师的安排下,我注册了一个月的短期班。周一做水平测试,周二老师试讲,周三缴纳学费,每天一节课,从早上9:00到12:30,中间休息半个小时。小班由12个人组成,包括我在内就有五个来自中国,其他的同学有来自也门的,丹麦的,肯尼亚的,加拿大的。
龚叔是我在班上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带我走进古巴“留学圈子”的第一个人。龚叔今年61岁,在美国开餐馆20多年,本来已经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但跟妻子的感情问题成为了他晚年最大的困扰。在去年的时候他选择结束了这段感情,并将自己所有财产都留给老婆,选择了净身出户。拿着美国政府给的每个月800美金的退休金,龚叔思前想后,无依无挂的他毅然决定走向“活到老学到老”这条道路。他在斟酌了一番之后最后选择来到了古巴,希望好好学习西班牙语,以后在古巴定居。龚叔在哈瓦那已经待了将近一年,在短期班已经待了五个月。他有些惭愧地说尽管他已经很努力地学习了,但是年岁越大记性越差,所以他的语言还是没有太大的进步。我很奇怪他拿什么签证留在这的,他告诉我说在学校注册之后,拿到学生证就能延长在古巴的停留时间,这是很多想待在古巴长一点的人的一种做法。
在异国他乡没有子女陪在身边,这使得龚叔将身边的孩子都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关注。当他看到我手上的蚊子包时,跟房东Magda一样焦虑的表情也出现在他的脸上。他也连忙问我身体是否有什么异常,是否觉得有什么不适。我跟他说没有,但这也没有让他放松下来,他用英语跟我说,我会对你持续观察一周的,登革热有潜伏期,一定要确保你的身体没有大碍才行。他跟我讲了一个发生在他身边的一个案例,这不禁让我有几分难以置信原来这种会带走生命的疾病就在眼前。
原来在我到达古巴的前一周左右,有一名中国留学生因为得了登革热离世,而这个留学生正好就是跟龚叔合租室友。龚叔心情沉痛地跟我说,他才25岁呀,本来他之前已经在厄瓜多尔的餐馆工作,赚了一些钱一年前准备回国,后边了解到古巴留学条件的宽松,他规划了一下未来的发展之后选择留在古巴学习,却无奈丧命于此。男孩从被蚊子咬了之后到正式发病之前,潜伏期较长,但是发病时却异常迅速。起初的那几天,他的症状也仅仅发烧和浑身乏力,所以龚叔和男孩也都只认为是感冒了,龚叔让男孩去医院看看,男孩说吃点药就没事了。 “吃过苦的孩子就会觉得忍忍就过了,然后自己找了些药吃没太在意”,龚叔心疼地说。过后的几天他就开始恶心吃不下饭,身上疼痛难忍,皮肤上开始出红疹子。那个时候龚叔恰巧因为有事回美国去了,出租屋里就只有男孩一个人。然而男孩依旧将这种症状归结为感冒,以为吃着感冒药能痊愈。一直到病情发展到他没办法起床了,开始尿血和呕吐出血,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等学校里的同学将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为时已晚了,他已经处在登革热的重度阶段,回天乏术。龚叔回来之后的两天,在医院目睹了病情恶化之后男孩的痛苦,在病床旁边一直陪伴到他离世,他心痛地说“要是我没有回美国去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龚叔意识到大多数新来到古巴的留学生都对当下这个阶段正流行“登革热”疾病的情况知之甚少,这让他有些悲愤,他开始为此急切地奔走相告,将自己身边的这个案例给新来的同学一遍遍地说起。每次课下之后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里,龚叔总在教室外边的走廊上四处走动,看到陌生的面孔时就去跟他们主动交流,给他们说关于这个疾病的事情。他的平板里还存着男孩健康时跟龚叔一起出去玩拍的各种照片,每给新的同学介绍时都要翻开一次,偶尔也看到他眼里泛着的泪光。龚叔的无私和热心让我感到很温暖,后来我才知晓,在古巴的留学生群中,无论是中国留学生还是外国留学生,大家几乎都认识了有这样的一个热心叔叔。
“全年都是夏天”的弊端与初识古巴全民免费医疗
自进入古巴至今,除了偶尔的下雨天气温会在25℃左右,其余的日子里全是艳阳高照,30℃以上。来古巴之前,我就听说古巴全年都是夏天的传闻,但是直到我看到朋友圈里国内的同学都在抱怨十月初就穿两条秋裤,而我仍然背心加短裤汗流不止的时候,我才真实地感受到古巴气候的独特性:靠近赤道,四面环海,古巴素有“墨西哥的钥匙”“加勒比海的绿色鳄鱼”之称,作为加勒比海地区的群岛国家,古巴以热带雨林气候为主,全年温差不大,年平均气温28℃左右。
龚叔告诉我在6-10月,古巴气温偏高,再加上降雨和潮湿温热的环境,使得古巴很容易滋生蚊子,因此在这段时间里,蚊子成为古巴社会的一大防治处理对象。前段时间台风的盛行,更是加剧了这种局势。真实案例就发生在眼前不禁让我觉得心惊胆战,我也开始为我的“不以为然”感到后悔,急忙问龚叔我该如何防治,龚叔耸了耸肩,一脸无奈地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别被蚊子咬呗~”,听到这个回答的我哭笑不得,我回答说那难道要我全身包裹着吗?龚叔接着说,让我也不要为此有过重的心理负担,只要察觉出身体有异常,立马到医院就诊就行,古巴的医院里有全面系统的措施治疗登革热疾病,在治疗登革热和其他很多方面的疾病中,古巴拥有可以睥睨世界前列的医疗水平。上次陪那个得了登革热男孩到古巴医院的看病经历让龚叔连对我夸赞道,“古巴的医生是相当的负责,‘分层医疗’的实行更是特别的合理有效,相比于我之前长期生活的美国医疗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对他所言的“分层医疗”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急忙问他那是什么。他耐着性子跟我解释到,这也是他到了古巴之后才了解到的当地知识:在古巴“分层医疗”有三层机制,基层医疗就是家庭医生Medico de Familia,负责一个社区大概180户左右居民的基本健康,一般的小病像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等在那里就能看好;二级医疗是社区医院Policlinico,相对于家庭医院来说有更多的更加完善的检查设备和医疗设备,处理更为重大的疾病;而三级医疗就是综合性医院Hospital General和专科医院Hospital Especializada,设备和配置更加优于社区医院。这让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知识,如果深入了解之后必然能够对古巴的免费医疗有更深入的认识,但龚叔对此的了解也仅限于此,这让我有些遗憾。龚叔跟我说只要我拿着我在哈瓦那大学的学生证,我就能够以超乎寻常的低价享受到这种医疗服务,“como cubanos”(像古巴人一样)。
我住的地方对面的“Farmacia”龚叔的回答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在登革热高发的季节,大街上的当地人,上到古稀耄耄的老人下到鬓毛稚角的孩童,他们仍然穿着吊带背心和短裤短裙,张扬着个性,安然享受着生活。对于习惯了“从内”找问题的我来说,当我听到只有防治蚊虫才能避免登革热,首先进入脑海的想法就是将自己全副武装,不让蚊子有可趁之机,而这无疑也就意味着我在大热天里需要忍受高温的煎熬;而对于古巴人来说,全民免费健康医疗的机制和国家对人民健康安全的重视成为当地人在高温气候下体面生活的一个重要保障,因为无太多的“后顾之忧”,所以人们每一天都会花大部分时间想着如何精致地将日子过好,如何用美好的东西装饰自己和装点生活。
房东家的餐桌附近的一家复印店房东带我拜访她的朋友,我拍下了她家里的摆设一位古巴当地朋友家里的装饰品日夜交替的风,把Malecon的海面一次次的熨平再荡起,这是古巴人的习以为常,但对于我这个异乡人来说,却是珍贵而不可多得的人生美好时光。迎面的湿润的海风让人浮躁喧嚣的内心回归宁静,不知疲倦的海浪也让人躁急火热的脾气得以清冽。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转换过程中,那些因“不同”而呈现出文化景观的差异都在吸引着我去探寻其间的因果,用人类学家那一套所谓的“社会规则”去寻找那些“不同”所独立存在的合理性。无疑因为很多因素的局限性,“管中窥豹”的认知或许会让我走向“强加因果”的困境,但我觉得这样的探寻是必需且有意义的,因为那是来自于人类应允不同文化之间互容共生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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