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从秦奈到赛里斯，古代西方对中国的想象

远古时期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对西方世界有着无尽遐想，西方世界对遥远的东方同样充满了神奇的向往，从希伯波里安人到秦奈、赛里斯，都是这一认识过程具体脉络的体现。

神秘的希伯波里安人

与黄河流域流传的“西王母”故事相类似，在地中海边的古希腊也有一段关于远东的希伯波里安人（Hyperborean）的动人传说。传说中的主人公阿里斯特（Aristeas）进行了一次传奇的东方旅行。

根据传说，阿里斯特居住在巴尔干半岛与小亚细亚之间马尔马拉海中的一个美丽小岛，曾写了一首称为《阿里玛斯培》（Arimaspea）的叙事长诗，记述他的一次远东旅行，提到了许多东方民族，还有怪异的动物，雕头狮身的金库守卫神等。诗人笔下提到的希伯波里安人生活于最东部，是遥远的北风吹来之地。他们神圣、纯洁而善良。那里群山环抱，气候宜人，没有仇杀，没有战争，人们都长生不老。诗人说，主神宙斯之子洛格里斯就是从希伯波里安人那里获得能使人长生不死的金苹果。除了神仙和英雄，凡夫俗子是无法进入这片乐土的。被妒火攻心的天后赫拉驱赶的宙斯的情人媛娥，也只能被赶到希伯波里安人的西邻阿里玛斯培那里去，无法再远行。尽管阿里斯特的这首叙事长诗早已散逸成零片断简，但他所介绍的故事却由于古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5—前425）在《历史》中的转述而广为世人所知。

关于诗人阿里斯特其人，自来便众说纷纭，评价不一。但是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阿里斯特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纪后半叶，而希伯波里安人的故事在他之前很可能就已经流传。公元前八世纪以《田功农时》、《神谱》等诗作而闻名的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Hesiod）就提到过希伯波里安人，稍后的著名叙事诗人平达（Pindare，公元前522—前446）也将关于希伯波里安人的故事追溯到公元前七世纪之前。

关于希伯波里安人的认识，近两个世纪以来取得了重大进展。十九世纪晚期就开始有学者大胆提出，善良温和的希伯波里安人就是古代的中国人。1960年代，一些英国学者通过系统整理阿里斯特的叙事长诗，进一步证实阿里斯特的东方之旅确有其事，并认为他很有可能是光明之神阿波罗的一名祭司，他前往东方旅行的目的就是要到幸福的希伯波里安人那里去作一次“朝圣之旅”。因为古希腊神话说阿波罗神要到那里去度过冬天，并享受一百头驴的隆重祭典，然后再乘坐天鹅御辇回到天堂。根据其史诗记载，阿里斯特在神的召唤下，首先来到了俄罗斯，顺着北风之神的指引，顶着西伯利亚的寒流，继续往东行，一直走到东亚腹地。

1990年代，又有德国学者在研究早期中欧关系时，再一次肯定了阿里斯特笔下的希伯波里安人的故事是欧洲关于中国的最早知识。人们在解释希罗多德《历史》中曾记述过的公元前八至七世纪那场民族大迁徙时说，当时所有的蛮族都卷入了那场亚欧民族的流动之中，唯独安静的希伯波里安人例外，原因就在于他们是安分的农耕民族，与斯基泰人那样的游牧民族不同。并考证出与希伯波里安人相邻的阿里玛斯培人（Arimaspi）是蒙古种族，史诗中所提到的伊塞顿人（Issedones）就是中国文献中出现的乌孙人（Asii）。总之，从史诗中可以看出，希伯波里安人就在离诗人不远的地方，可最终由于伊塞顿人向他编造了许多恐怖的故事，才使他无缘进入那片幸福乐园。这很容易让后人想到，这是因为那些居间牟利的商人不愿放弃东西贸易的垄断中介地位才想到的诡计，就如东汉时期甘英出使大秦时在安息所碰到的那样。

秦奈的传说

希伯波里安人的传说仍然像一则美丽的神话，而此后不久又在西方出现的“秦奈”这一名称，则被学术界公认是对中国的称呼。这无疑体现了由于中西之间交往日益频繁和由此而来的日渐深入的相互了解，东方的中国对西方人来讲已经不再仅是个美丽神话，而开始有了具体、清晰的内容。

现代欧洲人称中国，葡萄牙文、西班牙文、荷兰文、英文和德文都写作China，法文作Chine，意大利文作Cine，皆源于约公元前一世纪出现的希腊文词语Thinae或其晚后的拉丁文译名Sinae/Sina，其音译为“秦那”、“支那”、“支尼”、“秦尼”或“秦奈”，而这个希腊文名词还可追溯至更古老的时期。

公元前550年，波斯贵族居鲁士（Cyrus）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大流士（Darius I，公元前521—前485）统治时期，波斯帝国的领土西起埃及、黑海，东至印度西北和粟特，东北边疆已和葱岭以西的斯基泰人（Scythian）游牧区接壤。大约公元前五世纪的波斯古文献中已载有其东边的文明国家中国的名称——“支尼”（Čini，Saini），这同晚后的古代波斯文对中国的其他称呼Čin、Činistan、Činastan等源出一体，也都和粟特文中的Čyn相近，发音亦近似于“秦那”。

和波斯人一样，印度人最早也称中国为“秦那”（Cina）。现存最早称中国为Cina的印度载籍是公元前五世纪的《摩奴法典》和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随后是公元前320—前315年间成书的《考铁利亚》（Kautilya），但《摩奴法典》和《摩诃婆罗多》后来遭遇增改，所以可信度反不如《考铁利亚》。“秦那”这个名称可能就是通过波斯或印度传入希腊，同时传入的还有关于这个地区的知识。

“秦奈”或“秦那”作为西方对古代中国的最早称呼，到底是如何形成？目前学术界基本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该词为“秦”的译音。此说最早由明末入华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其1655年于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中提出，并得到二十世纪许多学者的赞同，如伯希和、季羡林、饶宗颐，但是他们做了一点修正，认为此“秦”应指战国时的秦国，而非一统中国的秦朝。这个观点的主要根据是，春秋战国时期位于中国西北方和西南方的某些少数民族就极有可能知道“秦”这一名称。据《史记·秦本纪》，秦穆公时（公元前623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的名声有可能从此传向中亚，并由中亚继续传向南亚、欧洲。战国时，匈奴人、月氏人、乌孙人都与秦国相邻，也都有可能成为“秦”这一国名的传播媒介。而在中国西南方，据《史记》之《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将司马错曾于公元前316年伐蜀并灭之。至赢政继秦王位时，“秦地已并巴、蜀”，而近代的许多考古发现证明蜀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与外界（包括南亚）有若干物质交流关系，那么蜀地归秦之后蜀人成为“秦”这个名称传至印度的中介也是自然之事。

另一种观点认为“秦那”是丝织品之名的译音，与中国当时外输的丝绸有关，确切来讲，就是“丝”之译音。印度古籍《考铁利亚》除提到Cina这个地方外，还记载Cina有丝卷运至印度销售，其中指丝卷的词是Cinapattaśca和Cinabhumijãh，亦即“丝卷”这种物品的名称与其产地之名有直接关系。印度人对于中国名产和这个国家差不多同时产生认识，由此以名产“丝”之名代称其国。那么“丝”之音如何转变为“Cina”？有人分析，丝的古音是Si或Ci，传至中亚时，因当地语言惯于在单数词尾加r，在复数词尾加n，于是Si或Ci的单数变为Sir与Cir，复数变为Sin与Cin。可作为辅证的是，古康居文称中国为Cynstn，去除表示“地”的后缀-stn，则剩下的Cyn与Cin实为同一词的异写。传至印度后，进一步增加了收声音符a，于是丝的复数变成了Sina或Cina。后来这个以“丝”之复数称中国的词又从印度传入希腊。而大约公元前四世纪出现在希腊文献中另一个对丝国的称呼Seres则是“丝”在中亚的单数称呼传入希腊后的演变结果。

“赛里斯”的故事

如果说对于“秦奈”的原意在学术界还有争论的话，对于西方另一个有关中国的称呼“赛里斯”（Seres），则大家都普遍认同就是指中国丝绸。这个名称据说最早见于公元前416年到公元前398年间担任波斯宫廷医生的希腊人泰西阿斯（Ktesias）的《印度记》，书中记载，远东的赛里斯人和印度人一样身材高大，寿逾二百岁。不过这段材料的实际来源是公元前四世纪初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期的将领俄内西克里特（Onesicritus）。亚历山大的另一位将领尼亚克（Nearchus）据说在屯驻北印度时曾见过赛里斯人所制作的衣袍。所以，比较可靠地说，欧洲文献中关于赛里斯的最早记载应该归之于亚历山大时代。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6年到公元前323年间所进行的东征是东西交往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它第一次使欧洲与亚洲腹地发生了密切联系，其军队前锋最远曾到达阿姆河和锡尔河（Syrdar’ya）之间的粟特地区以及印度河（Indus River）流域。此次东征的成果是建立起一个从地中海沿岸跨至印度北部的大帝国，尽管这个庞大帝国的政治结构随着亚历山大去世而迅速分裂，但却在欧亚大陆的这一广大区域里产生历时长久的“希腊化”运动，疆土从地中海东岸延伸至印度北部的塞琉古帝国就是这场“希腊化”运动的醒目见证。大批希腊人移居埃及、伊朗高原和印度西北部，带去了希腊的经济和文化，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中国新疆地区都发现了希腊文化的遗迹。亚历山大东征的成果无疑也应包含让西方人进一步了解东方甚至中国这一层，“赛里斯”这个名称就是一种体现。

继俄内西克里特之后陆续提到赛里斯国或赛里斯人的还有斯特拉波（Strabo）写于公元前后的《地理书》和《古典名著选》，公元一世纪末马利努斯（Marinus）的《地理学知识》和梅拉（Pomponius Mela）的《地理志》，以及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写于公元77年的《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又译《博物志》）。公元二世纪的古罗马杰出地理学家托勒密（Clandius Ptolemy，90-168）在其《地理学》中对赛里斯的描述可称为古典时期对这一地区认识的总结，除了对赛里斯人的一般性介绍外，他还详细描述了赛里斯国的位置和四至，甚至推算出从位于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的石塔地区到赛里斯的都城塞拉（Sera）的距离为18, 100希腊里。托勒密的这些记载尽管仍有许多错误，但表现出中国在西方人的观念中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托勒密的记载还长期成为欧洲人认识中国的基本依据，十六至十八世纪仍有欧洲人以此来判断传教士对中国的描述是否属实。二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包撒尼亚斯（Pausanias）提到希腊人用“Seres”作为国名，而其国出产的提供纺织原料的小虫被称为“Ser”，而且他说，Seres人对这种小虫的称呼不是Ser，而是完全不同的称呼。

“Seres”和“Ser”显然是外人对中国某物的称呼，现在人们多同意是对与丝有关的名词的音译。有些学者认为希腊词Seres和拉丁词Sericum的语源当为Sir。Sir的来历，或如上文提到的观点，是“丝”之音在中亚地方被加上单数后缀的结果。英国语言学家亨宁（W. B. Henning）提供了一个可支持此说的证据，即“赛里斯”在粟特文中被写作Srγ，也是指丝绸。学者们更举了诸多例子表明中国以西诸地对“丝”的称呼有相似的词源，如在阿尔泰语中，蒙古语称为Sirghek，满洲语称为Sirghe，朝鲜语称为Sir，可见“丝”之转为Sir与阿尔泰语有渊源。又，波斯语称“丝”为Saragh Sarah，亚美尼亚语称Seram，希腊语称Ser，希腊语对“丝”的称呼是经过中亚、西亚、小亚细亚转化而来。或有人认为，Sir是“缯”、“绢”或“蚕”的对音。

上述称呼无论如何都与丝绸有密切关系。从历史情境来考察，这些丝绸产自亚历山大所征服之领土的东面，希腊人因此把这个出产丝绸的国度称为“赛里斯”，意即“丝国”，这并不违背古人对一个地方的命名习惯，即以其特产为其地之名。公元前130年到公元前87年之间的阿帕洛杜勒斯曾记述，巴克特里亚国（Bactria，公元前245年从塞琉古帝国中分裂出来的希腊化国家）欧多台墨王的领土在公元前201年已扩展到和赛里斯接壤之处，这些赛里斯人据说是碧眼红发。这里所说的赛里斯人应该是操东伊朗语的斯基泰人或月氏人，他们当是印度人之外另一个向希腊人传递中国知识的渠道。

从Cina和Seres的流传来看，无论是从印度传到希腊，还是经中亚传到希腊，中国和丝绸总是作为合二为一的概念被西方，可见在汉武帝有意识地发展政府间往来之前，中国与中亚及南亚的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早就有一定规模，中国最古老的神奇特产——丝织品成为西方人对中国最华丽的印象。吊诡的是，源出“丝”字的Cina之称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演化为China之后，又于指称国家之外被用来称呼当时欧洲人为之倾倒的另一种举世无双的中国特产——瓷器。虽然如今学术界倾向于用Stoneware来称呼中国人发明的硬质瓷器，但china作为这种物品的流行俗称始终提醒我们，欧洲人曾经为中国的瓷器癫狂。类似的是，古代中国人以寓意“玉之地”的词语“于阗”或“禺氏”称呼昆仑山附近那个美玉的出产地，阿拉伯语以白豆蔻Kabulah一词命名南海出产白豆蔻的一个地方，于是它得名哥谷罗国。此外还有香料群岛、胡椒海岸诸如此类的称呼。将特产之名和其出产地之名混用看来是人们的一种常见做法，也强有力地表达了人们对一种远方物品甚或对异域的想往之情与想象之心。

最后，就早期的中西文明的关系，我们大略介绍一下二十世纪初关于彩陶文化西来说的争论。近代欧洲考古学家在发掘了巴比伦的彩陶文化以后，又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希腊北部的乞洛尼亚、多瑙河下游的科科特尼、东欧的格拉齐亚、乌克兰的特里波利等遗址中见到了类似的彩陶。1921年中国地质调查所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首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物有石器、骨器和陶器，其中发现的陶器表面呈红色，表里磨光，器表有几何纹、绳纹等各种彩绘，因称彩陶文化。参与此次发掘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 G. Anderson）在1923年提出了“彩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据此推测，公元前2500年左右出现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是从中亚和南俄移入的欧罗巴民族的文化。其主要观点是，仰韶出土的许多红黑相间的彩绘陶器和螺纹、三角纹、几何纹等多种图案在外观上和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彩陶非常相似，而巴比伦在公元前3500年已经有了彩陶，中国彩陶比它晚得多，因此一定是从西方传来的。

“彩陶文化西来说”是当时颇流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的一个分支。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或承袭近代早期以《旧约》解释人类文明起源之说的遗绪，或被覆十八世纪后期逐渐明确的欧洲文明优越论的荣光。当时在中国也有人信从此类说法。但这种说法与中国传统的文明优越感及近代因遭受屈辱而无比鲜明的民族情感格格不入，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国早期考古学的发展。时至今日，站在世界文明的宏观视野，人类及人类文明起源于何方、是否有一个共同起源、在起源之后的发展路向等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开放式议题，任何一种意义上的“优越论”都会妨碍此种讨论。不过，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的确已经走在自己独具特色的文明发展之路上，而彩陶及其他一些物品在相近时期出现于各种地域遥远的不同文化中，适足以提醒我们，在相信“人类出于同源，在同一发展阶段中人类有类似的需要，在相似的社会状态中人类有同样的心理作用”从而独立完成相似性创造的同时，远古居民交通往来的可能性也不能一概否认，不能认为交流相通仅是晚近文明的特权。

（本文摘录自张国刚著《中西文化交流通史》，上卷第一章第三节，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