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新中国一同成长｜姜昆：新中国的相声记录了时代的变迁

【编者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邀请了几位在各自领域早有建树的文艺工作者，请他们聊聊自己与新中国一同成长的经历，他们大都出生于1948年至1955年之间。

“孩提时，从牙牙学语起，每到十月一日，我都会说一句话：祖国一岁我一岁，我和祖国一起长。一晃，新中国七十华诞。东方巨龙，崛起腾飞，大国风范，举世瞩目！我以将近古稀之年的歌喉，与所有炎黄子孙在一起，为伟大的祖国高歌：‘东风动草木，百物尽欲言’‘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姜昆《曲艺为祖国高歌》

【以下根据受访者口述实录编辑整理】

小时候，让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大幕拉开那一瞬间

在整个中国文化艺术界，我可以说是挺幸运的。当我踏上文化艺术道路的时候，正好赶上粉碎“四人帮”，原来被禁锢的那些老演员们一下又登上了舞台，许多在“文革”中已经不见了的文化艺术表演又一次繁荣了起来。对当时社会文艺舞台的形容有很多说法，“文艺的复兴”、“文艺的第二次解放”、“文艺的春天”等等，很多。我呢，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文艺专业队伍。所谓“上有老，下有小”，我就是处在这样的位置上，隐隐约约地感到身上还有很多担子要去挑起来，要传承下去。

坦白讲，我走上艺术道路并不是靠“老天爷赏饭”，或者说一步登天。小时候，家境并不好，爷爷曾是民族资本家，公私合营后家产就充公了。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人。由于孩子多，妈妈也没工作，就在街道居委会上担负一些事情。父亲是学古典文学的，他特别希望我能够接班，在文学上有所造诣。可偏偏我从小就喜欢拳打脚踢，说说唱唱，与老人家期盼相距甚远。

看评戏电影《刘巧儿》（新凤霞、张德福主演），大家都学巧儿的唱段，“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怎能嫁他”，都学电影里正儿八经的唱段。我呢，偏偏就学了电影里反派地主王世昌那段唱词，非常滑稽，“不下地来，不流汗，家里的粮食堆成山。你看我穿的本是绫罗绸缎，腰里还系着大洋钱……”因为爱学这个，也引起了周围大人们的兴趣，没事的时候就喊我小名，“柱哥儿，来唱一段。”我也不怯场，连唱带演来上一段，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我自然也洋洋得意。

细究起来，我说说唱唱的基因还是从母亲那里来的。母亲是一名农村妇女，嫁到城里来以后，对新社会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我记得大概一两岁的时候，母亲就爱唱“王大妈要和平，要呀么要和平”，当年广为传唱的一首抗美援朝歌曲。家里虽然穷，但母亲还是愿意省吃俭用攒下钱带我们去看《洪湖赤卫队》，教唱“娘的眼泪似水淌，点点洒在儿的心上”（《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父亲这边呢，特别喜欢古代文学。他在家里教我接触的就是“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但他不教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郑卫之风（笑）。当时可能理解不深，但背下了大量诗词歌赋。

我家旁边挨着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父亲对人艺历史剧特别感兴趣，《武则天》《蔡文姬》《曹操》这些话剧，经常带我去看。小时候，让我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大幕拉开那一瞬间，马上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就要呈现在面前了。而最悲伤的时刻，则是演员们出来谢幕，大幕拉上以后，接下来我就又回到贫困的现实生活中，十分失落。一边是戏，那么真切。一边是生活，却让我想要摆脱。

小学的时候，我开始参加少年宫学习吹笛子，学习朗诵。1960年代初，我在少年宫参加了很多活动，包括迎接古巴少年儿童代表团。去迎接的大都是高干子弟，唯独我一个来自平民家庭。参加活动头一天晚睡不着觉，不是激动，没有衣服穿，犯愁。母亲连夜忙活，好让我第二天可以穿上一件用父亲衣服改小的衬衫和一条没有补丁的裤子。直到小学三年级以前，我基本就没穿过不打补丁的衣服。作为家里的老大，我下面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他们也要拾起我穿过的衣服改改补补接着穿。在我之前，父母还生育了几个孩子，因为医疗条件太差都夭折了。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可以说是生在红旗下，沐浴着新社会阳光成长起来的。由于酷爱文艺，我能够接触到少年宫，有机会看了许多和我当时身份、家庭条件并不相称的事情，比如我专门能找地方看话剧、看电影，当年我家附近就有五家影院，长虹影院、蟾宫影院、东四工人俱乐部，隆福寺里面还有个明星电影院（后更名为红旗电影院）。看了捷克的《好兵帅克》、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偷自行车的人》、反特题材《罗马十点钟》以及解放初期的《风筝》《老兵新传》，这些电影本来在我这个年龄段是没机会看的。另外，父亲是个教书匠，也喜欢藏书，我还偷偷摸摸看了很多当时的“禁书”，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太阳照到桑干河上》、艾青的《大雁河我的母亲》，包括民国时期张天翼的《包氏父子》。至于鲁迅先生的著作就更不用提了，所以那个时期我的文艺基础和文化视野是这么熏出来的。

当时少年宫排话剧，是真正的大师来给孩子们排戏。我有幸遇了中央戏剧学院的瞿弦和老师、张筠英老师。他们两位当年还是中戏的学生，来给我们做课外辅导员。排戏的时候骊子伯教授，赵之成教授都亲自来给我们讲过戏，指导朗诵。那时起，我接触到了斯坦尼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在青艺看完金山主演的《万尼亚舅舅》，我就找来他写的《一个演员的创造》这本书。后来走进了相声领域，但艺术的底子是那时候打下来的。当国家从旧社会到新社会，文艺有了一个很好的发展环境，真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艺术就占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尤其是给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创造了一个很广阔的学习空间。

1959年十周年国庆，我作为少先队员参加了十月一号当晚的群众狂欢。晚上穿着短裤在天安门上围着圈跳舞，那时北京十月份就很凉了，冻得直哆嗦，第二天凌晨才回到家，但特兴奋。那时候，大家文娱生活比较单调，国庆节的群众狂欢成了人们特别向往的一件事，一次难得的释放。大人们跳《友谊圆舞曲》（新中国三部圆舞曲之一），小孩子跳的是《找朋友》和《阿细跳月》，这些旋律都深深印在我脑海当中。之前在天安门广场排练的时候，我还听到了十几首反映“大跃进”的歌，比如《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一片锦绣好河山》，歌声中“共产党号召把山治，人民的力量大无边” “山连山来，水连天，果树开花红艳艳”也是排练时听一耳朵，就记住了。

可以说从我这开始，东北话是冲破了山海关

第一次“触电”，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白求恩》剧组来少年宫挑演员，那时我已经在灯市口中学上初一了。话剧组推荐我去面试，见了一面被选上，当时以为可了不得了。电影中我饰演一个晋察冀边区警卫员，在片场拍了15天，之后回家等信儿。结果看到成片后，我足足一个月没出屋。放学回家就往床上一躺，哪也不去，觉得丢不起这人，拍了15天才给了我一个镜头（笑），喊了一句，一转身，就露了一个后脑勺，别的都剪掉了。

初三毕业，报考音乐学院附中作曲系，一是因为喜欢歌曲，二来自己听音还比较准，基本上不管哪里的歌，听上几遍我就能唱。1960年代的歌曲爱好者都知道的一本书《外国民歌200首》，在我那届北京中学生当中更是几乎人手一本。不仅介绍外国民歌，也介绍音乐背后的故事，现在说起来也是如数家珍：印度尼西亚的《梭罗河》、苏联民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阿尔巴尼亚歌曲《含苞待放的花》，南斯拉夫歌曲《深深的海洋》，朝鲜歌曲《阿里郎》《桔梗谣》，阿根廷歌曲《小小的礼物》，包括加拿大的《红河谷》，以及美国黑人民歌《老人河》、《铁锤之歌》……太多了。

我当“红卫兵”的时候，曾经演过两个话剧，《历史的一页》和《在列宁的故乡》。当时“红卫兵”分成两大派，“四四派”是老兵，“四三派”是造反派。《历史的一页》是“四四派”搞的，《在列宁的故乡》是“四三派”搞的，我算“好文艺的”不分派，都被请去出演了角色。在少年宫话剧团时，方鞠芬老师曾指导我们排过电影《以革命的名义》，我特别喜欢里面一个叫阿廖沙的少年流浪者，拉着手风琴，唱的歌特别符合我那时心境，“有个孩子住在河那边，他天天向往着热带的地方。快乐的像大海，骄傲的像小鸟，他到处唱着一支歌，热带的地方啊，热带的地方啊，我要找到你的方向，我要找到你的方向……” 《列宁的故乡》中我也饰演一个类似的角色，也是要拉着手风琴，唱着歌，所以印象特别深。现在有一本书写中国话剧史，认为从1966年到1969年这段时间是空白，可这两出话剧是确有其事的，当年在北京的工矿企业，包括周边农场演了几百场。

1968年，我作为知识青年来到了北大荒黑龙江建设兵团。1969年国庆，就在北大荒度过，那里10月份就已经是严冬了，都穿的是大棉裤、大棉袄，把自己包得严严的。到了1969年，所有的歌突然都不让唱了。我呢，就是因为在1968年一次聚会中唱了俄语版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当时以为在座的都不懂呢，结果自作聪明让人家听出来，接而被批斗，从团部被下放到连队。《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当时算“苏修”歌曲，再有当时只要歌词涉及情爱就是黄色歌曲，都不能唱，而况我当时还是以俄语唱的，这不是自找的吗？

我在东北呆了八年，东北方言自然熟极了。1980年，北京突然冒出一段东北话的相声《我与乘客》，里面一句“哎呀妈，猪肉炖粉条子可劲儿造”，很多人都把这当成流行语了，那就是我从东北带回来的。相声是表现一个东北人跟北京公交车售票员之间有了矛盾，吵架。我把在东北生活学到的东北方言嗑，都用在了里面，“你也就是高山点灯，那一疙瘩亮!”“被窝里伸脚丫子，你算第几把手？”可以说从我这开始，东北话是冲破了山海关，被全国人民逐渐了解、喜爱。我大言不惭，也算“功不可没”呢！

在“北大荒”还学了大量的二人转，那时候唱的二人转，主题都是像《祖国处处有亲人》之类，非常阳光。“旧社会咱穷人受苦受难，逃荒要饭四处奔波”，就是诉苦，艺术性也非常高，不像现在的样子，插科打诨那么多。东北人讲话“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二人转的魅力能让你一辈子都离不开它。可即便是《月牙五更》，也是非常干净的唱词，“一呀一更里呀，月牙挂在了正东呀啊”，它是在描写环境，都是正儿八经的民歌。现在比如流行这个《探清水河》，当年就是“窑调”，《林海雪原》里杨子荣唱的，是为了表现土匪的匪气。所以真的是良莠不分，令人心痛。

1973年我写出了《小王探亲》的剧本，内容主要是反对当年出现的“返城风”。《小王探亲》后来是一个芭蕾舞剧，这个芭蕾舞剧是我编的，我当时在宣传队做的是导演工作， 基本上创、编、导都是我。还编过一个歌剧叫《老号长》，讲马号号长如何对年轻人进行教育的事儿，也是拿二人转曲调谱成我们自己的唱段。

我要去说相声

小时候就喜欢听侯宝林和郭启儒的相声，都是通过收音机话匣子。第一次看人家在台上正儿八经表演相声，还是1973年年底。当时郝爱民和李文华来演出，就在兵团俱乐部。

我就看着李文华，那种北京人身上特有的逗劲儿，让我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欣喜。相声说了一个半小时，在我简直比吃一顿大餐还快乐。听完相声大家来到火车站，围在篝火旁边还都是在回味里面的场景和桥段。我一直没说话，看着跳动的篝火，脑海里只有两位相声演员生动的面孔，心想这辈子一定要像他们一样，去说相声。回到团部，就在那个只有几平米的小创作室里，全凭回忆一点一点把他们俩说的大概五段相声记录了下来。后来曾找李文华老师验证，基本上没落下一两句。

新中国的相声记录了时代的变迁，在每一个社会转折的时候，在重大事件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当时的相声篇章里找到一些对应的记载。1959年常宝华的相声《昨天》，抨击旧社会，歌颂社会主义新社会，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开端。再往前数一年，相声演员小立本儿（本名李锦田）和相声老艺人杨海荃创作并演出的相声《社会主义好》，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曲艺公演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和表扬。小立本儿个头不高，总理接见他时还以为是个小孩儿，拍了拍他的脑袋瓜，这一下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陈毅老总在演出服装上提了些建议，他就认为相声演员不要穿中山装，还是穿长衫大褂对味儿，看上去幽默。

毛主席、周总理、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特别喜欢和关心相声。当年以侯宝林为首的一批相声演员每到礼拜六，常常去到中南海，在舞会的空当，上去说一段相声。毛主席最喜欢侯宝林的三段相声，《歪批三字经》《关公战秦琼》和《阴阳五行》。主席说《关公战秦琼》这段子好，形象地反映了旧社会恶霸蛮不讲理，他甚至还会在段子最后跟着侯宝林一起比划，“你要是不演，怎么办？他不管饭！”点手一指台上，仰天大笑，特别愉悦。

还有一次毛主席要求演员们把深入生活以后创作出的相声演一段，马季表演了《画像》，刻画了山东劳动模范张富贵的农民形象。毛主席听完以后就说，“还是下去的好。”从此之后马季上台演出的机会就多了，他表演的都是新相声。有一次周总理亲自点名，让马季、常宝霆跟《刘三姐》的演员们对歌，这边先唱“哎，什么结子高又高咧，嗨，高又高。什么结子半中腰咧，嗨，半中腰。什么结子成双对咧，什么结子棒棒敲咧？”马季这边立马就得答应，完全即兴现挂，“嗨，我爱人的个儿头高又高咧……我孩子的个头儿到我半中腰咧……我们夫妻成双对，我不听话她棒棒敲咧。”后来春节晚会，马季把这段教给我，我和他一起重现了这段。

1977年我回到北京，在中央电视台上的第一个相声作品《迎春花开》是我在湖南深入生活，学了大量民歌后创作的，和赵炎搭档表演。1979年创作《如此照相》的同时，我还写了另一个作品《诗歌与爱情》，基本上把幼年从父亲那里学来的诗词歌赋还有一些民歌全部都用上了。在台上，我唱了一首当时在社会上还是被禁的歌曲，“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坐在河边……”没唱完台下就轰动了，“姜昆胆儿真大，这歌儿都敢唱？”那有什么不敢呢？本来就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歌曲，“文革”中说它歌颂了爱情就被禁止了。在相声里我还调侃“您说生活中能没爱情吗？要没爱情，那多没劲啊。”台下又是一片大笑。为了强调一种对比，我接着又唱了那首《铁姑娘》，“俺村有个铁姑娘，铁头、铁脚、铁肩膀，拳头一攥嘎嘣嘣，走起路来震天响。嘿，一拳能把山砸开，一脚能让水倒淌……哎，您说这是二姑娘？这是二郎神啊。”

1979年9月份，我被选为了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接着又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我是当时最年轻的代表之一，只有29岁。那次文代会是有历史性意义的，标志着中国文艺界春天的来临，邓小平同志在祝词中明确提出，文艺工作者“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对于我们来说，听来就是思想解放的春风啊。1980年代初，我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已经有了些名气，但真正被全国人民关注到还是通过电视。1983年，我们家还没有电视，1985年才买得起，一台12英寸彩色电视机。之前爸妈想看看自己儿子在电视里表演怎么样，都是跑到街坊四邻家里。

现在的问题是不缺作品，缺精品；不缺笑声，缺品位

1983年，各个领域从形式到内容，思想解放都在往深入里进行。

那年春节晚会筹备时，黄一鹤导演提出来一定要搞一次现场直播，当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黄一鹤给出了两个理由：首先现场直播就像是一场球赛，不到最后一分钟，你不知道是输是赢。大家看电视的时候也会知道，此时此刻那边正同步演出呢，这个感受和录播肯定不一样；再一个，现场直播讲究一气呵成，录播的话就会涂涂抹抹、修修改改，节目的气韵就断了。

我呢，在春节晚会筹备阶段也算是“始作俑者”（笑）。所有这些名家都是我骑着自行车一个一个去请的，真是磨破嘴皮子。陈佩斯和朱时茂就不让人省心，刚刚排好他们的《吃面条》，一审查说要去掉5分钟，这二位转身走了。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我骑着自行车满城找他们，再给劝回来。李谷一老师要唱《乡恋》，但上面一开始没通过，真是应观众热线要求最后给放行了，她一唱就没收住，一口气唱了8首歌！再看今天，常常是8个人唱1首歌。如果不是现场直播，永远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首好歌先前所有的非议，就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平息了，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历史瞬间。

1984年的春晚结束后，凌晨1:30我才回到家。一进筒子楼，就有邻居打开门，一家子跑出来冲我说，“姜昆，我们都等着你呢，节目真好。”再上一层楼也是如此，都跑出来问候你。五层楼，我家住第五层，这回走上去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你就可见老百姓那时候是多爱春晚啊。

那真是个文艺大繁荣的时期，我们这拨人从一开始一只脚踏上舞台，到两只脚结结实实站在舞台上，保持一年出三到四个作品，作品是一个接一个往外冒出来的，每一个都能给时代留下深刻的印象。1986年《虎口遐想》，那时梁左刚从北大中文系毕业，他和我一起创作了这个本子，在我的艺术生涯中如果没有遇到梁左，不会走到今天。他帮我越过了我在艺术攀登之路上的一个大台阶，他的构思不是一般人能想出来的，这个作品首先构造了一个环境，它荒诞但又不是荒诞不经，能让观众迅速进入这个环境，相信这个环境。梁左把这个环境构造出来之后，我是豁然开朗，才有了后面的《电梯风波》，包括前年的《新虎口遐想》都是这个路子。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相声创作上我有点入不敷出的感觉。因为那会儿我已经写了大概有100多段相声，几乎把自己那些年全部的生活积累都用光了。坦率地说，这些作品有精品，也有次品，也有一般说得过去的。就像鲁迅先生讲的，都是再往外掏东西，输入的东西少了。

1990年代中期信息产业兴起，我做过一段时间电脑公司的董事长，还和张朝阳一起入选过“中国网络十大杰出人物”。我也是中国最早写网络相声的演员，2000年的《笑从网生》，那个时候的网友不像现在这么多，共鸣没那么大。“你知道download什么意思吗？裆露？那就得补啊。错了！您说的那是露裆，我说的是英语‘下载’。”

新千年后，我更多的是担任领导工作，这占去了大量的时间，虽然依旧在创作和演出，可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对于新写的这些节目，我只能说是“尚可”，像《新虎口遐想》《我有点晕》虽然也上了春晚，但并没有像过去那些作品一样精彩。这些作品延续了我过去的道路，同而今的青年人已然有了一定距离，代沟毋庸讳言。

虽然我们创作的环境和原来有很大不同，但艺术标准不能变，人的审美格调还是要在那，不能等自己有了孩子，才意识到不应该让孩子接触这些，但当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在舞台上随心所欲。习近平主席在关于文艺创作上有一系列讲话，我也经常用习主席提出的问题问我自己，习主席说“现在有很多的艺术变为了市场的奴隶”，“有些地方把感官刺激代替了艺术”，“把低俗的东西当成了通俗”……我认为习主席每一次都在给社会的病灶点穴，这个穴点得非常准。在我看来，现在的问题是不缺作品，缺精品；不缺笑声，缺品位。

我到这个岁数了，又在这个位置上，我要讲这样的话。20年前我就在政协提案中提过，一定要注意网络文化的灰色地带和灰色文化对少年儿童的影响。近些年来，情况还是有很大改观了，起码现在基本面上大家都更加认可积极向上的作品，嘈杂之声不是没有，已经达不到过去聚众举旗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