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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就了《辛德勒的名单》
这是布兰科·拉斯蒂格凭借《辛德勒的名单》获颁奥斯卡奖时的开场白。
昨天，拉斯蒂格在家中去世，享年87岁。
除了《辛德勒的名单》，他还是《角斗士》、《汉尼拔》、《黑鹰坠落》、《美国黑帮》等电影的制片人。
拉斯蒂格的死讯最先在“宽容节”的官网发布，这是他创办的电影节，专门放映大屠杀和犹太人题材的电影。
他就是出生在克罗地亚的犹太人，童年时被抓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家族的大部分成员都被杀了，他有幸捡回一条命。
集中营里被吊死的人曾看着拉斯蒂格说：“请别忘记我们，把这里的故事告诉全世界。”
而这正是他坚持做了一生的事。
“一个男孩在纳粹集中营里经历了生与死，只有最高级的创作才能表达他的可怕经历。”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这样悼念他。
当盟军来救他时，他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拉斯蒂格在10岁那年被抓入集中营，他当时谎称自己16岁了，有能力去劳动，才逃过了当场被处决。
当盟军来救他时，他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他记得自己躺在营地里的一张铺位上，正受着伤寒的折磨，虱子在他的身上四处乱爬。突然，他听到了一种陌生的音乐。
它不同于集中营管弦乐，拉斯蒂格从没听过这样的乐音。
“我想我是死了，”拉斯蒂格说，“那一定是天堂的音乐。”
那其实是苏格兰风笛的声音。
英国人来了。
那时，拉斯蒂格刚满13岁，体重60斤。
在犹太人的传统里，13岁生日是男孩的成人礼。
过了这个坎，男孩就成为了一个男人。
孩子在卡车里唱歌，拉斯蒂格在镜头外哭泣
如果不是记着集中营死者的托付，拉斯蒂格也不会进入电影这一行。
他一开始对电影并不感兴趣。
后来阴差阳错地，他参与拍了一些游击队抗击德军的电影。
那些电影会让他想起当过兵的父亲。
看着银幕上游击队员射杀纳粹，他感到非常开心。
那是1991年，斯皮尔伯格终于决定开拍《辛德勒的名单》。
他给拉斯蒂格留了5分钟的面试时间。结果，5分钟变成了半小时。
走的时候，斯皮尔伯格说了一句：“你就是制片人了。”
拍摄中，拉斯蒂格有过一次小小的崩溃。
当时在拍摄孩子们被送上卡车的镜头。
孩子在卡车里唱歌，拉斯蒂格在镜头外哭泣。
拍摄被叫停，导演找来自己的妈妈照顾拉斯蒂格的情绪。
拉斯蒂格说他能清楚地记得每个国家首映式上的每一个细节。
“每一场播完后都有经久不息的掌声，但不是立刻有。电影结束了，没有人动。”拉斯蒂格说，“史蒂芬（斯皮尔伯格）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没有声音，然后能听到有人在抽泣。突然之间，所有人都站起来鼓掌。”
“我的肩膀都被史蒂芬捶青了。每到彩色画面与黑白画面交替的时候，史蒂芬就打我，让我去提醒放映员。因为两种胶片厚度不同，一不注意就会失焦。不过提醒了往往也没用，因为放映员也完全沉浸在电影里了。”
波折重重的筹拍：不是野心勃勃，反而忐忑不安
《辛德勒的名单》的筹备过程充满了波折，除了片方担心这种类型无法赚钱外，主要是一群电影人的心结问题：
在这个重要的、可能收获巨大名声的题材面前，他们没有变得野心勃勃，反而是忐忑不安，生怕搞砸了它。
它的原著小说发表于1982年，斯皮尔伯格很快拿到了版权。但他不敢拍，觉得自己不够成熟。
他去找了同为犹太人的罗曼·波兰斯基，被后者拒绝了。因为波兰斯基的母亲就是死在奥斯维辛，抓捕的时候，8岁的他逃掉了。
波兰斯基一直没有办法面对这个题材。直到后来68岁时拍摄《钢琴家》，才算释放了这个心结。
斯皮尔伯格还去找过西德尼·波拉克和马丁·斯科塞斯。斯科塞斯觉得只有犹太导演才能做好这件事。
抱过六座小金人的电影大师比利·怀尔德，也曾是导演人选，但怀尔德以退休为由拒绝了，并且劝说斯皮尔伯格自己才是最合适的导演人选。
“最重要的不是想象力，而是良心”
为了能够赢得掌控这部电影的话语权，斯皮尔伯格答应了帮公司先拍摄商业大片《侏罗纪公园》。
所以，进入《辛德勒名单》剧组时，他还要靠卫星电话指挥《侏罗纪公园》做后期。
大脑要在集中营和霸王龙之间切换，他那段时间情绪非常崩溃。
后来是靠罗宾·威廉姆斯打电话给他讲笑话，才缓解了一些压力：
“罗宾经常在我笑得最大声时，突然挂掉电话，把我晾在那儿。”斯皮尔伯格回忆说。
两部电影在1993年6月、12月先后上映，一部是全球票房最高，一部是当年最佳。
《辛德勒的名单》展示了斯皮尔伯格的成熟：他放弃了吊臂、变焦镜头等让人有安全感的设备，故意用大量的手持镜头（占40%），来完成这部史诗之作。
但让人印象更深的，还是斯皮尔伯格的谦卑。
他们最初想过进入集中营拍摄的，但立刻遭到全美犹太人协会的电文警告，请他们不要惊扰亡灵。
斯皮尔伯格读完电文后，立刻要求剧组撤离，并独自飞往纽约，去寻求犹协的原谅。
拉斯蒂格记得，斯皮尔伯格当时也特意向他承诺，自己不会惊扰亡灵。
“这次我感到最重要的，不是我的想象力，而是我的良心，突然间，我惯用来逃避现实的摄像机直面现实了，在拍摄中，我每天都留下热泪。”斯皮尔伯格说。
“再也没有人能理直气壮地说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了”
要铭记历史，仅靠电影的力量是不够的。
拉斯蒂格发现，关于大屠杀的电影越来越少：“等我这一代人死去之后，当世上再没有大屠杀的幸存者，还有谁能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提醒大家发生过什么？当出现那些‘大屠杀是假的，根本没发生过’的言论时，还有谁能以亲身体验站出来反驳呢？”
从波兰回美国的路上，斯皮尔伯格曾问拉斯蒂格：“还有多少幸存者活着？”
拉斯蒂格说有35万。
斯皮尔伯格又问，“如果要采集每个人的故事留作证据，需要花多少钱。”
答案是6000万美元。
于是，斯皮尔伯格就和他，用这部电影的所有版税和追加酬金（本属于斯皮尔伯格），组建了一个叫Shoah的基金会，专门做这件事。
如今，基金会已经收集到了5.2万份证词。最让拉斯蒂格欣慰的是，有年轻学生正拿这些故事素材来创作。
“现在，再也没有人能理直气壮地说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了。我们已经创造了渠道，只要想知道，人们就能知道真相。”拉斯蒂格说。
十年前，拉斯蒂格从洛杉矶回到克罗地亚。人们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回来就是为了死。”
然后，他就守着这些留存记忆的工作。直到昨天。
https://variety.com/2019/film/news/branko-lustig-dead-dies-schindlers-list-holocaust-survivor-1203405065/
https://www.jta.org/2011/04/22/culture/auschwitz-bar-mitzvah-for-78-year-old-oscar-winner-branko-lustig
https://www.latimes.com/opinion/la-xpm-2011-apr-30-la-oe-morrison-branko-lustig-043011-story.html
http://entertainment.time.com/2013/03/07/20-years-later-schindlers-list-producer-and-holocaust-survivor-branko-lustig-looks-back/
原标题：《他成就了《辛德勒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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