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大鹏：被贵族垄断的德意志帝国外交界

1945年8月，也就是纳粹德国投降的仅仅三个月之后，英国外交官、政治家和作家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1886—1968）在《旁观者》（Spectator）杂志发表了一份讣告，悼念一位德国贵族：阿尔布雷希特·冯·伯恩斯托夫伯爵。

欧洲战事刚刚结束不久，英国人为何要悼念一位敌国公民，并赞誉他是“好的德国人”？

十几年后的1961年，在冷战背景下，联邦德国已经成为英国的盟友。在联邦德国驻伦敦大使馆举行的伯恩斯托夫伯爵纪念碑落成典礼上，尼科尔森发表演讲，再次赞美伯恩斯托夫伯爵的“良心的庄严”、勇气与魄力，说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去捍卫自己民族的荣誉”。

同一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伯爵行刺希特勒的纪念日），联邦德国外交部举办纪念活动，纪念一些德国历史上外交界的名人，上面第一个名字就是伯恩斯托夫伯爵。碑文写道：“他们为了德国人民的荣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贵族出身的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布伦塔诺（Heinrich von Brentano，1904—1964）在活动上致辞。

这位伯恩斯托夫伯爵是何许人也，为何得到英德两国外交界的赞许和怀念？

伯恩斯托夫伯爵

反纳粹的贵族外交官

阿尔布雷希特·冯·伯恩斯托夫-施丁腾堡伯爵（Albrecht Graf von Bernstorff-Stintenburg，1890—1945）是德国历史上的重要外交官和反纳粹义士。他出身荷尔斯泰因的大地主和外交官家庭，十七岁就继承庞大的家业，在大学里学法律，曾获得罗兹奖学金在牛津大学学习两年，后进入德国外交部，1923年到德国驻伦敦大使馆工作，后成为大使参事（相当于大使馆的二把手），在泰晤士河边生活了十年之久。他是亲英分子，喜欢英国的自由主义和民主风气，广交英国各界朋友，致力于两国的谅解和友好。

伯恩斯托夫伯爵家族的纹章

他从不掩饰自己对纳粹的憎恶，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他就谢绝了政府派他到别处当总领事的任命，选择辞职，并表示：“已经变成了兵营的德国，我不愿在国外当它的代表。”1934年起他在柏林的一家犹太人开设的银行工作。1937年，纳粹政府将该银行“雅利安化”，驱逐其犹太人业主，伯恩斯托夫伯爵成为该银行的法人。目睹纳粹对犹太人的种种迫害，他经常在亲友圈子里抨击政府的反人道恶行。他是罗兹奖学金的德国委员会成员，于是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阻止纳粹对该委员会施加干预，并保证犹太学生能够继续照常申请该奖学金去英国。他还帮助犹太人移民或逃亡，帮助他们将资本转到国外，逃过纳粹的侵吞。1938年11月，他搭救了后来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恩斯特·康托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让他先是在自家在柏林的房子躲避，后来躲到伯恩斯托夫在乡村的宫殿。他还利用自己多年在外交界的关系，与外国外交官和记者联络，为其提供关于纳粹德国政治形势的信息。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他把自己打探到的德军即将进攻的消息透露给英国和荷兰朋友。

不过，伯恩斯托夫伯爵在表达自己的好恶时或许过于直白了一些，比如他经常毫无顾忌地讲关于希特勒的笑话：“一颗炸弹落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之间。谁能活下来？——欧洲。”于是他很快引起了当局的注意。1940年5月，伯恩斯托夫伯爵第一次被捕，被投入达豪集中营，后来被释放。1943年7月，他被盖世太保逮捕，后被投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最终于1945年4月23日夜间在柏林被党卫军杀害。此时的柏林已经被苏联红军包围得水泄不通。

伯恩斯托夫伯爵是德国外交界人士当中积极反抗纳粹统治的典型人物，也是一位反纳粹的贵族英雄。德国历史上，贵族与外交界长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纳粹时期，外交界的德国贵族当中有伯恩斯托夫伯爵这样的抵抗斗士，但与纳粹合作的外交官也不在少数。我们不妨从头开始，讲讲德国贵族在外交界的故事。

外交：贵族的一个重要职业选择

外交是贵族的天然职业。自现代外交于16和17世纪诞生以来（一般认为是红衣主教黎塞留发明了现代外交），欧洲各国的外交官，尤其是大使、公使这样的高级外交官，有很多是贵族出身，德意志各邦也是如此。

贵族从事外交有很大优势。首先，贵族熟悉宫廷礼节、仪式和奢华的生活方式等，这些东西是他们在自幼生长的环境里耳濡目染的，而市民阶层的人需要费很大力气学习繁文缛节。布鲁诺·克赖斯基（Bruno Kreisky，1911—1990）担任奥地利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时，有人问他，外交部里为什么有那么多贵族。他回答：“外交部需要懂得怎么用刀叉吃饭的人。”

其次，欧洲贵族高度国际化，互相联姻和交际，各国贵族组成跨国团体，大家都是“自己人”，人脉强，方便交流，比较容易赢得对方的信任。用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话说，两个贵族在一晚上的互相了解比两个资产阶级人士一个月的互相了解还要多。

第三，显赫而历史悠久的姓氏具有崇高的威望，对普通人具有很强的震撼力和吸引力。比如哈布斯堡、科堡、俾斯麦、毛奇这样的姓氏，对从事外交工作的贵族有很大的加分。

第四，在现代早期，外交官领取的薪水很少，但他们需要维持体面甚至奢华的生活方式，所以需要自掏腰包。往往只有贵族才有足够的私人财产可供开支。多多·海因里希·祖·因豪森·克尼普豪森男爵（Dodo Heinrich zu Innhausen und Knyphausen，1729—1789）常年担任普鲁士驻外使节，为了给普鲁士王国撑面子而花钱如流水，以致破产，最后娶了个富裕市民的女儿才挽回局面。

从普鲁士王国到第三帝国：德国贵族在外交界

德国/普鲁士的现代外交事业发源于三十年战争之后。在这场战争里，勃兰登堡（后来的普鲁士王国的两大核心部分之一）损失惨重。为勃兰登堡选帝侯效力的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冯·瓦尔戴克伯爵（Georg Friedrich von Waldeck）在和谈期间与荷兰和法国外交官接触很多，得出了结论：要达成君主的目标，有时外交官比军人更有用。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1728年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部，由他的谋臣海因里希·吕迪格·冯·伊尔根（Heinrich Rüdiger von Ilgen，1654—1728）担任外交大臣。普鲁士外交部会培训贵族子弟当外交官，教他们法语、礼仪等等。取得外交胜利、建功立业、为国争光的外交官往往得到贵族衔级的提升，作为奖励。海因里希·冯·普德维尔斯（Heinrich von Podewils，1696—1760）曾任普鲁士驻丹麦和瑞典大使，后被弗里德里希大王提升为伯爵。

1871年至1914年，以普鲁士王国为核心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全部36位大使都是贵族，不乏比洛（Bülow）、马肯森（Mackensen）这样的名门望族的成员。第二帝国在欧洲的70位公使有93%是贵族，在欧洲之外的101位公使也有71%是贵族。而差不多同时期的英国外交官只有38%是世袭贵族。普鲁士容克往往太穷、眼界太狭隘、性子太耿直，不是合适的外交官材料。不过因为普鲁士与当时的俄罗斯帝国接壤，普鲁士贵族与俄罗斯帝国境内的德裔（往往是地主、贵族、官僚和军官）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常有普鲁士贵族到圣彼得堡从事外交工作。

外交部是一个亲戚网络，裙带关系非常厉害，并且在当时不以为耻。伯恩哈德·恩斯特·冯·比洛（Bernhard Ernst von Bülow，1815—1879）领导外交部的时候，把比洛家族的很多人安排进了外交部，包括他的儿子伯恩哈德（后来的外交部国务秘书和帝国首相）。比洛自己是普鲁士外交大臣阿尔布雷希特·冯·伯恩斯托夫伯爵（Albrecht von Bernstorff，1809—1873）的外甥。而这位外交大臣就是本文开始讲到的那位反纳粹的伯恩斯托夫伯爵的祖父。铁血首相俾斯麦曾任普鲁士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公使和驻俄国、法国与奥地利的公使。他的长子赫伯特曾任外交部国务秘书，赫伯特的儿子奥托·冯·俾斯麦（1897—1975）则曾在伦敦和罗马担任外交官。俾斯麦首相的女婿库诺·祖·朗曹（Kuno zu Rantzau，1843—1917）伯爵也是外交官。除了亲戚关系，同学关系（尤其是大学生社团的关系）、战友关系（比如曾属于近卫军某团的人，即便不是同时服役，也自然会更容易产生好感），都能帮助贵族子弟在外交部找到好工作。

伯恩哈德·恩斯特·冯·比洛

赫伯特·俾斯麦

第二帝国外交部的人员分成两类，职业发展路径不同：外交工作较高级，绝大部分是贵族；领事工作的地位较低，市民也可从事。领事人员飞跃到外交领域的可能性很小。比如，极具传奇色彩的外交官、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马克斯·冯·奥本海默伯爵在领事部门工作了二十多年，一直在努力调入威望更高的外交部门，始终未能如愿。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社会地位差别很大，甚至交往都不多，哪怕他们是同一个驻外使馆的同事。在纳粹时期曾任外交部长和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总督的康斯坦丁·冯·纽赖特男爵（Konstantin von Neurath，1873—1956）曾在德国驻法使馆的领事部门工作。在一次招待会上，德国驻法大使，也就是纽赖特的上司，居然不认识他，还问他是哪家公司的代表。纽赖特答道：“德意志帝国。”

在魏玛共和国，外交官也主要由贵族组成。不过外交部作了改革，领事部门和外交部门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两条路径的人可以比较容易地转行。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为德国重新获得正常的国际地位并与法国和解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出身市民阶层，但任用了许多贵族为外交官。1930年德国的20位驻外大使中有14人是贵族。1928—1931年在南京担任德国驻华公使的赫伯特·库诺·埃伯哈德·冯·博尔施（Herbert Cuno Eberhard von Borch，1876—1961，中文名卜尔熙）就是贵族。德国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第一任德国驻苏大使是乌尔里希·冯·布罗肯多夫-朗曹伯爵（Ulrich von Brockdorff-Rantzau，1869—1928），他还是魏玛共和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也是共和国仅有的两位出身贵族的外交部长之一。魏玛共和国派驻大国的大使都是贵族，一般只有往拉美等“不重要国家”派遣大使时才会派市民出身的外交官。

纳粹时期的外交官大多沿袭自魏玛共和国，所以仍然有很多贵族，包括冯·毛奇伯爵、冯·德·舒伦堡伯爵和韦德侯爵这样的大贵族。1934年，20名高级驻外使节中有13人是贵族。1938年，里宾特洛甫接替纽赖特担任外交部长之后，20名高级驻外使节中有14人是贵族。在第三帝国的末期，鲁茨·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Lutz 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1887—1977）在邓尼茨的短命政府里当了二十几天外交部长，他同时还是财政部长和首席部长。

1945年之后的联邦德国和奥地利共和国

甚至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官当中的贵族比例也超过了贵族在总人口的比例。第一任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布伦塔诺（Heinrich von Brentano，1904—1964）是贵族，他的祖父曾是黑森大公国的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布伦塔诺的一个兄弟成为德国驻意大利大使，另一个兄弟是驻法国里尔的领事。二战期间曾向盟军泄露情报，后来又参与招募苏军战俘为德军作战的汉斯-海因里希·赫尔瓦特·冯·比滕菲尔德（Hans-Heinrich Herwarth von Bittenfeld，1904—1999）是驻英大使。鲁道夫·施特拉赫维茨伯爵（Rudolf Graf Strachwitz，1896—1969）曾任驻梵蒂冈大使。伯恩特·冯·施塔登（Berndt von Staden，1919—2014）曾任驻美国大使。吕迪格·冯·魏施玛尔男爵（Rüdiger Freiherr von Wechmar，1923—2007）是驻联合国大使，后来还当过联合国大会主席。不过在联邦德国的外交部，贵族身份不一定有助于晋升，有时甚至是障碍；党派身份更重要。

在奥地利第二共和国，也有不少贵族从事外交。奥地利外交部人员当中贵族的比例一度达到10%。曾任外交部长的埃里希·比尔卡（Erich Bielka，1908—1992）就是贵族出身，他的祖先是御医，因侍奉弗朗茨·卡尔大公（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父亲）而获得贵族身份，曾用姓氏“冯·忠于卡尔”（von Karltreu）。奥托·冯·艾泽尔贝格男爵（Otto Freiherr von Eiselsberg，1917—2001）曾任奥地利驻法国和日本大使。格奥尔格·霍亨贝格（Georg Hohenberg）是1914年在萨拉热窝遇刺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孙子，曾任奥地利驻突尼斯大使。

贵族一度垄断外交界不是德语国家特有的现象，在英法等欧洲国家的历史上都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现象。在旧制度下，贵族一般会拒绝经商，认为这样的职业有“铜臭味”，不符合贵族的身份。那么对贵族来讲，除了经营农业（还有畜牧业、林业等与土地直接相关的行业）、当官或从军为君主效力之外，当外交官是剩下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而在资产阶级主导社会的时代，外交官的“贵族气”逐渐淡薄，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人士进入外交界，与贵族在现代国家政府机构里的全面退却是相一致的。近代以前的贵族外交官往往是“业余人士”，没有受过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官的训练，他们的贵族身份就是进入外交界的资格证书。到了近代，这样的“业余”外交官就不足以应对错综复杂的现代外交了，外交官需要专业化的训练，往往比贵族更重视专业化教育的资产阶级人士在这样的新环境里更容易脱颖而出。当然也会有许多贵族与时俱进，接受现代化的教育和外交官培训，再加上贵族在外交界的传统优势与人脉，所以在二战之后仍然有许多贵族出身的外交官。

1957年，阿登纳总理（左）与海因里希•冯•布伦塔诺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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