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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石山曾经会唱歌

2019-11-15 12:0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宁夏的固原市周边的山是红色的，往西北走50公里，有一处石窟群，名叫须弥山石窟，位列某一版中国十大石窟。

红山之中，有一处峭壁。峭壁被开掘成一巨型石窟，当中安放着一尊大佛。这尊红石佛呈坐姿，两手扶在大腿上，表情肃穆，方面大耳，是唐朝的丰满。它线条流畅，衣纹清晰有下坠感，虽是巨型石像，但有泥塑的细腻感。

观看这尊红石佛最好的地方，位于它对面的须弥山博物馆的后方，这是一个远观的角度。红色的巨佛居于红色石山之间，当得起“苍凉大气”四个字。

红石佛高20.6米，比云冈、龙门的大佛还要高上不少。若是中国没有那逆天的乐山大佛，这须弥山大佛应当更为有名。

奇怪的是，这尊红石佛的主建者并没有在史料中留名。云冈的大佛是昙曜大和尚主键，龙门的大佛和唐高宗、武则天紧密相关，我们都知道其来历。这须弥山大佛如此之大，绝不可能是民间兴建，主建的人却没有留下名字，也是一桩怪事。

这种不留名倒似乎成了须弥山石窟的传统。这片石窟群自北魏时开建，最早动手的人没有留下名字；北魏变了天成了西魏、北周，须弥山石窟进入了第一个高潮，最好的几座洞窟的兴建者还是没留名；到了隋唐，那么大一尊红石佛横空出世，依旧没有留下兴建者的名字。

第51窟相国寺。

既然史料上没写，那只能猜了。

最好猜的兴建者，大概是须弥山51窟的兴建者。这一窟也叫相国寺，是一座中心柱窟。佛教石窟起源于印度，印度石窟有两种形制，一种叫精舍，一种叫支提堂。精舍大多比较大，是僧侣们居住、学习的地方；而支提窟，多用来做仪式、礼拜。所谓支提，泛指敬拜的对象，一切塔、圣物、圣树、圣处都是支提。支提堂就是供奉支提的地方。印度古典风格的支提堂，多前方后圆，是个U字型的长条形石窟，最深处放一塔，塔上多有佛像。而来到中国之后，支提堂失去了U字型的形制，但塔仍在，变成了中式的塔，或是一座大柱子。中式的塔庙窟或者中心柱窟就此诞生。

印度阿旃陀石窟的支提堂。

这相国寺号称须弥之光，体量巨大，中心柱的四面有佛像，旁边的墙上还有四尊大佛。相比唐代的那尊巨大的红石佛，这些佛像的脸更圆一些。这是北周的风格。北魏后期，经孝文帝改革，佛像也变成了汉化的秀骨清像。但到了北周，佛像再度壮了起来，脸上的笑容也没有了。这种壮实、严肃的审美，开了隋唐佛教造像的先声。

相国寺肯定不是民间开凿，至少是一位地方大员兴建的。固原古称原州，可以说是北周皇室宇文家族的龙兴之地，也是他们兴兵讨伐北齐高氏家族的地方。如此重要的城市，自然要选派可靠又能干的人来管辖。这个人是谁呢？大周柱国河西公李贤。这位强将能吏在原州镇守多年，“抚安乡里，甚得民和”。北朝的地方大员素有开窟兴寺的传统，这相国寺由李贤建造，最有可能。

不过，相国寺并非李贤留下的最有名的艺术品。1984年，李贤夫妇墓被发现，旋即震惊了中国。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最珍贵的是两件：鎏金银壶和玻璃碗。这两件器物都不是中原所造，而来自于西方的萨珊波斯。银壶上锤牒有一排人物，那是希腊史诗《伊利亚特》的故事。玻璃碗的材质是钠钙玻璃，呈黄绿色，透明度高，气泡少，表面有圆形装饰。

真品借展北京，此为复制品。

这两件物品都成为了国宝，不仅因为其工艺水平极高，样貌极美，更是因为它们是丝绸之路的见证。它们证明，在北朝时波斯和中国之间有旺盛的贸易，否则不会有如此高规格的器物陪葬于一位地方大员的墓中。

这两件国宝现藏于固原市博物馆中。固原现在很偏远也很穷，但拥有重要又富裕的过去。它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一环，亦是草原文明和中华文明交汇的地方，因此留下了很多珍宝。凭借着这些珍宝，固原市博物馆入列第一批国家一级博物馆，而宁夏自治区首府银川的宁夏博物馆都只是第二批。

真品借展北京，此为复制品。

除了北朝文物，固原市博物馆中我最喜欢的是一大批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两周时期，固原是西戎的地盘。直到大名鼎鼎的义渠国被大秦消灭，这片土地才真正并入华夏。那些草原先民们留下了诸多颇有草原特色的文物。

例如这件虎噬兽形透雕青铜牌，就颇为草原。

欧亚大草原上，在匈奴、突厥与蒙古崛起之前，有一个强盛的部落联盟，名叫斯基泰。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斯基泰人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游牧民族——这很可能是事实。他们的艺术特别发达，酷爱黄金，创造出的风格遍布大草原和草原周边，在中国的东北、内蒙、新疆、西藏甚至云南都能找到。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纹饰被称为“动物风格”，常表现为两兽相斗和猛兽吞噬弱小。（以前写过半篇，可参看：都是智人，就甭谁跟谁了。）

固原市博物馆收藏的这些草原风格的青铜器中，我最喜欢的是一件青铜带钩。带钩就相当于今日的皮带扣。但好的带钩，可比今日的皮带扣好看多了，那些奢侈品品牌出产的皮带扣都没法与之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