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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安尼施·卡普尔谈太庙个展:在建筑与作品中回溯过去
印度裔英国艺术家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的个展近日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太庙艺术馆同时举行,展览呈现了卡普尔横跨35年的艺术创作,包括色彩雕塑与凹面镜系列。作为第一位在北京太庙举办个展的国外艺术家,卡普尔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他不希望过多地改变建筑的属性,而是保留它们作为宗庙建筑的面貌,让观众在建筑与作品中去回溯自己的过去。
在太庙的正殿,卡普尔的凹面镜系列作品与太庙古老庄严的氛围形成对比,镜中的人像随着观众与镜子的距离而变化,时而被颠倒,时而被放大。往前走,仿佛要被吸入另一个空间。在某一个位置,镜子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只剩下自己被拉长的镜像和眩晕感。后退一些,太庙里的编钟、屋顶上的装饰再一次出现,在镜面的边缘,真实和幻象以不易被发觉的方式相连。
凹面镜在卡普尔的艺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他看来,凹面镜是“虚空”的,同时又充满了镜像。它让人去怀疑物体存在的状态,去思考真实和幻象的关系。“凹面镜好像能够将世界颠倒过来。它们又都有一个焦点,声音与光在某一点聚集,”卡普尔认为,凹面镜让空间中的声与光交汇,甚而改变这个世界,凹面镜的神秘性让他着迷。
太庙正殿展览现场在太庙的西殿,安尼施·卡普尔展出了早期的颜料雕塑系列《1000个名字》。红色、黄色、白色仿佛从地面或是墙后渗出,暗示表面之下的某个神秘而广阔的世界。这组作品的灵感源于这位印度裔艺术家的家乡,与印度教之神毗湿奴的1000个名号相关。《1000个名字》不只是卡普尔的创作之源,也是他个人生命的起源,作品背后的印度背景往往成为人们研究其创作的参照,但对于卡普尔来说,“印度籍艺术家”的称号并不合身。
《1000个名字》安尼施·卡普尔1954年出生于印度孟买,他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印度人。在印度上学时,卡普尔一直觉得自己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这种“局外人”的感受一直伴随着他。“印度的犹太人并不多,而在我的学校里,一个犹太人也没有。我总是觉得自己处于主流社会框架之外,”卡普尔曾这样说道。1973年,卡普尔前往英国,先后进入伦敦弘赛艺术学院与切尔西艺术学院学习。在艺术学院,他找到了解脱,与此同时,他进行了长达15年的精神分析,来应对内心的焦虑。
太庙正殿展览现场另一方面,在不断寻求精神的平静与归属感的同时,安尼施·卡普尔渐渐成为了一个世界主义者。“网络将我们连接,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有不同的文化,每个人都携带着它们。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必须和这样的语境共生,而不是关乎你来自怎样的文化。”
从《1000个名字》开始,浓烈的色彩成为卡普尔作品的标志,和印度传统一样,红色、蓝色、黄色等等都成为了象征。在央美美术馆展出的作品《我的红色家乡》中,他用旋转的机械刀片在25吨红蜡的开口容器表面转动碾压,作品的名称无疑提供给观众去解读它的方向。而在《将成为奇特单细胞的截面体》中,红色又成为了每个人体内血管的颜色。从他的故乡出发,卡普尔的红色最终抵达了每个人的身体。
《我的红色家乡》,安尼施·卡普尔澎湃新闻:此次个展同时在太庙和央美美术馆展开,能否谈一谈展览是如何成形的?太庙是中国古代帝王宗庙,您的作品如何与这样的场所发生关系?
安尼施·卡普尔:这一次的合作已经讨论了许多年。能够举行这样一个展览是我的荣幸。在太庙主要展出了早期的作品,而在央美美术馆则有一些新作。
对于太庙的三个建筑体量,我不只是将它视为中国历史的、记忆的场所,它还是我们每个人回溯自己的过去和祖先的地方。我希望作品和建筑之间产生微妙的关系,而不是过多地改变建筑的属性,让其成为展览的空间,它们仍然是宗庙建筑,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西殿,展出了我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完成的一系列颜料雕塑作品,在东殿则展出了名为《天使》的一组作品。这组作品由蓝色的石片构成,事实上建筑的外观也是由石片、石头建成的,这一点非常有趣。通过一些色粉的覆盖,我改变了物体的样子。正殿展出了一系列不锈钢作品,都是以凹面的形式出现,它们将世界颠倒,让人难以捉摸,好像是在和观众做游戏。在此,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对于物体状态的探讨:它们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我们都知道,绘画是现实的幻象,但是雕塑就是真实的吗?
我希望我的作品足够开放,允许不同的解读。这些作品没有非常直接的叙事,并不试图告诉你什么,而只是呈现一个情景,由物体、颜色、反射现象等构成的情景。我提供的只是一种物理上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可以翻译成不同语言的,观众能够将自己的经历带入作品当中。
《利维坦》,安尼施·卡普尔澎湃新闻:您不止创作雕塑,也创作过绘画,甚至涉足雕塑。对您来说,平面的绘画和雕塑有怎样的不同?雕塑和建筑的不同尺度又意味着什么?
安尼施·卡普尔:传统的绘画平面试图将人们带入一个远离画面本身的空间,而在镜子作品中则恰恰相反,空间不是在画布背后远离你的地方,而是从前面跃入你的眼睛。
总的来说,我是一个雕塑家,制作物体、并将它们放到空间里,这是我的工作。我必须对于它们在空间的位置敏感,并试图为它们与空间的关系赋予意义。在我看来,建筑是我们自己的图像,而将物体置入建筑当中,就像是在协调我们身体的移动一样。至于尺度,无论是占据空间,还是与空间发生微妙关系,在我看来都是雕塑的工具。
《云门》,安尼施·卡普尔澎湃新闻:在今年五月的一篇采访中,您提到自己正在“追求女性的那一面”,对于女性身体的表达也经常出现在您的作品中,如何理解这一点?您曾经说到,世界上所有的物体都是具有象征性的,那您是否认为物体都具有男性或者女性的象征?
安尼施·卡普尔: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答案。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形式”。
首先,我们都知道有三种形式:突出的、平坦的、向内的。我们生活在二元对立的世界:昼夜、好坏、男女等等,这在你们中国文化中可能有自己的说法。所有问题的内核都是关于对立面,关于内部和外部。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承认这一点。
在我看来,现代性的发展如同男性生殖器的形式,或者是如同火箭一样,是向上的,但我觉得有另一种形式,就是向内回归自我的,它不是向上的,而是向下的、回旋的,我将这种形式和女性联系在一起。我一直关注事物的向内与回归。我们应该发现,生命是脆弱而复杂的,生命并不只是向前,也有后退。如果说女性的形式具有这样的意义的话,那么这确实是我一直在探索的东西。
《新方舟》,安尼施·卡普尔澎湃新闻:宇宙、虚空、内省……这些您作品中常见的主题似乎都来自印度文化,另一方面,您是在英国学习的艺术,如何理解两种文化对您产生的影响?
安尼施·卡普尔:我对于自己的身份仍然感到困惑,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我非常认同世界主义:网络将我们连接,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有不同的文化,每个人都携带着它们。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必须和这样的语境共生,而不是关乎你来自怎样的文化。虽然我生于印度,但我不认为自己是印度艺术家。一个完整的文化语境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存在某种成为艺术家的程式,你需要发现自己的语言,又让所有人都能听懂。
安尼施·卡普尔个展举办时间: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2019年10月25日至2020年1月1日
太庙艺术馆: 2019年11月10日至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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