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考虑过孩子的性未来吗？一位性学家给中国父母的家庭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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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刚 1968年生于天津，性学家与性别研究专家，「猫头鹰青春期性教育训练营」发起人。

「有的人上午认识，下午就开房了。我们都这么多年了……」

「我还小呢，这件事以后再说吧。」

「可是我今晚超想要。」

「你就不能忍一忍？万一我怀孕怎么办？」

「不用担心，我去买‘套子’。」

「戴‘套’体验不好。」

「现在的避孕套很薄的，你根本感受不到……」

还记得你人生中第一次发生上述对话的情景吗？

无论如何，你应该都无法想象这些话可以当着父母面讲出来。

虽然只是一场夏令营上的模拟表演，虽然只是为了帮各自扮演的角色说服对方，但两位初中女生所展现的「性知识储备」，完全颠覆了上一代人的想象。

「套路」满满的限制级对话，几乎每一句都引发在场其他学生的兴奋尖叫，却让家长们在瞪大眼睛的同时，脸上不得不挂起尴尬的笑容。一位母亲下意识双手环抱，用力地揉搓肩膀。

这场没有经过事先排练的表演，是夏令营发起人方刚安排的课程内容之一。他希望处于青春期的学生们认真思考：当收到「发生性关系」的请求时，应该如何保持自己的立场：

「如果双方对此有共识也就罢了，如果没有共识，就可能发生一些冲突。」

对这种冲突，或者说后果的担忧，是这些家长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之一。

「懂」性的孩子，能否对性说「不」？

青少年性教育的缺失，在国内早已不是新鲜的话题。20多年前，就已经有先锋创作者借助触达普罗大众的电视传媒，将这一话题丢给「谈性色变」的中国父母。

时间回到1994年，彼时最热播的电视剧莫过于《北京人在纽约》——最早让国人了解真实美国生活的影视剧作品之一。

剧中有一个情节，今天回溯依然精彩：

姜文主演的父亲，费尽心思把读中学的独生女接来美国，送进纽约的学校读书。孰料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少女一到美国便如脱缰野马，不受管束。

当姜文在女儿的书包里发现避孕套时，不禁勃然大怒，女儿却充满嘲讽地辩解避孕套是学校发的。

《北京人在纽约》剧照

爱女心切的姜文冲到学校质问校长为什么对自己未成年的女儿如此不负责任。校长同样嘲讽地回答：「发避孕套正是为了对你女儿负责任。」

剧中的父亲角色在不同文化背景、价值观体系中遭受的冲击和无奈，到今天依然可以跨越时间局限引发共情，但与那个年代大多数父母只要解决子女温饱便可高枕无忧相比，如今的家长不知道还要惨上多少倍。

他们需要为孩子考虑的太多了：学区房、补习班、英语培训是常规操作，钢琴舞蹈围棋陶冶情操，游泳攀岩跆拳道锻炼体质，乐高编程演讲顺应新时代，艺术展音乐会提升审美，田园生活亲近自然，出境旅游开阔视野……之后，还要绞尽脑汁让孩子了解「性」的真相，以防在人生大事上栽了跟头。

作为「过来人」的父母，即使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接受过科学的性教育，但生活早已让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连「性」都不懂的年轻人，更缺乏对「性」说不的判断力。

在互联网渠道占据青少年获取信息绝对优势的今天，很大一部分家长操心的内容该变一变了：孩子们不是知道得太少，而是知道得毫无界限。

当孩子们熟悉了解避孕套的产品特性和成年人的「爱情游戏」规则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规性教育已经比二十年前更加刻不容缓。

被现实逼出来的「猫头鹰」

方刚创办的夏令营，全称是「猫头鹰青春期性教育训练营」，始自2013年，2017年开始每年寒暑假都会在全国多个城市举办。

训练营由适龄学生的父母报名，与孩子一起来参加。3天的系统课程收费不低，市场需求却远超人们的想象。

选择「猫头鹰」作为「性教育」品牌的标识，暗含了方刚对于「性」的尊重：「在古希腊的文化中猫头鹰象征着智慧，它是智慧女神雅典娜肩头的鸟。」

但在国内的语境中，「猫头鹰」是一种无法正大光明出现的生物。方刚否认标识的负面含义，却毫不回避「性教育」在正规教育机构——校园里的举步维艰。

他创办这个训练营，正是以「在现行教育体系之外，为青少年提供科学系统的性教育」为目的。

作为一直从事性学研究的学者，方刚十年前就在北京林业大学开设了「性关系、性文化」的公共选修课，很受学生欢迎，但后来却被停掉了。

或许是出于对校方的保护，方刚刻意回避谈论被停课的原因，却在另一个话题里不无所指地感慨：「即使有2000个家长支持，只要有一个家长反对，学校也会不做。」

他「理解」性教育反对者的想法：「他们要求性教育中不要跟孩子讲安全套，要讲中国传统道德。要一对一的伴侣忠诚，不能有婚前的性关系等等。这就是解决他认为安全套不安全的方式，变成了‘守贞教育’。」

「守贞没有错，但是守贞教育错了。因为它强调性生活是有害的，是性污名化。」

这些思考和结论是方刚从十几年前受邀为中小学教师做「性教育」培训的实践中得出的。

但令方刚感到失望的是，他花费将近10年的时间，消耗极大精力培训的中小学的教师，「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在做‘性教育’」。

他意识到「学校性教育」有自己难以突破的瓶颈，于是决心全力投入「民间性教育」。

「如果说学校性教育是‘普渡众生’，我们民间性教育就是摆渡‘有缘人’——我们去发现那些想接受‘性教育’的孩子，还有希望孩子接受‘性教育’的父母。」

据方刚介绍，「猫头鹰」目前有三百多名讲师，累计收益人数达到了20万，计划在2020年开到20-30个城市……

在污名中煎熬，在污名中成长

虽然官方身份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教授，并曾任北林「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现已撤销），但方刚身上最出名的标签仍是「性学家」。因为这个敏感身份，他多年来被媒体广泛报道，同时遭受的非议也不胜枚举。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还在做记者的方刚偶然看到了有一些关于同性恋的报道。出于职业的敏感，他开始采访这个人群。

「采访同性恋的时候对我的价值观冲击非常大。当时我也是一个受传统教育，对于性没有什么独立思考的人。跟同性恋交往的时候，我发现社会描述的、人们传说的他们，和我看到他们完全不一样。」

「他们对性的谈论，给我很大的冲击，又使我感到一种美。那种美是有挑战禁忌，挑战文化规范，然后面对自己真实内心的美。」方刚由此对性或者说性少数人群发生了兴趣，于是转而开始做性学学术研究。

逐渐在网上有了名气，但方刚的一些言论和行为却招致极大不满，尤其是在推行更加开放的青少年「性教育」后。曾经有一群人在网上组织起来，公然号召「找到方刚家，找到孩子的学校，我们打倒他，把他按在地上拿粪勺砸」。

在这些作为家长的人看来，方刚倡导的「性教育」毒害了孩子。

方刚说自己一直在各种污名中成长，在各种污名中煎熬。他和家人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也曾经试图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正名，但在种种不可抗拒的因素之后不得不放弃。

他对此已经可以坦然接受：「我觉得人类历史上一直这样。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围绕性价值观的冲突一直存在。」

「最重要的一点，你不可能得到主流社会中给你的荣光。这是我早年做‘性学’研究的时候就发现的。选择了‘性学’，基本上就不太能得到那些了。」

把身体的自主权还给孩子

创立「男德班」是又一个把方刚推向舆论风口浪尖的行为。但他始终将之视为学术研究范畴之内：「我的研究领域很广，有反对家庭暴力、‘性学’研究、人权领域的性多元研究；还有‘男性气质’、‘性别角色’的研究。」

但他也忍不住吐槽：「女德班一直没断过，男德班就办不起来。我们当时只招了两个自愿来的。对于男德班，女性非常有兴趣，但男人改变的愿望没有那么强烈。」

今年，方刚新组建一个针对施暴者的团队辅导小组，与「男德班」的宗旨相同，「其实就是好伴侣、好父亲、男性成长工作坊。」

方刚有一个儿子。他非常引以为豪的是，自己做到了「男德班」希望塑造的那种男性：全程参与孩子成长的父亲。

「我和儿子很亲密，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情感陪伴他成长。我觉得从中非常受益，我相信对孩子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父子间关于「性」方面的交流也一直挺顺畅。

「这是成长过程当中润物细无声的一个事情。日常生活中一件小事，你处理了，这就是性教育。」

方刚忆及儿子两岁多时，全家一起去餐厅吃饭。「当时那个餐厅在办婚礼，就有很好的一个机会给他讲婚礼是怎么回事，讲婚姻关系。还有一次，也是（儿子）两岁多，我们一起走在街上的时候，看到一对情侣在树影里面接吻。我也跟他说这是很美好的，他们彼此相爱……」

在「性教育」这个领域，大多数人关注的重心仍是反性侵，预防青少年性行为等。但在方刚在自己的价值体系里明确提出：尊重青少年的身体权。

「他是他自己的，我们要做的一切努力都是要让他有能力做出对自己和他人负责任的选择，而不是规训他。」

「我们相信同样一件事情，对于有的人来讲是好的，对于有的人来讲可能带来创伤。我们要做的，只是让他知道怎么避免创伤，或者遇到创伤如何消化。」

「我们不去给他规定一个对错的标准。」

撰稿：许   静

编辑：许   静

校对：张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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