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1911年东北的肺鼠疫流行及应对

20世纪初的中国，围绕着卫生事业，存在两股相互交错的潮流。即在腺鼠疫流行中，由实施占领行政的外国势力推行了卫生的制度化，与此相对，中国也出现了推进卫生制度化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卫生制度化欲将中国一直以来由民间社会承担的卫生事业作为国家的统治行为纳入行政事务中去，便不得不相应地对统治机构进行改组。

1910-1911年东北的肺鼠疫流行，就可以认为是处在这两种趋势的交错点上的事件。20世纪初的东北成为俄国、日本以至于美国的远东政策特别是以铁路为中心的利权竞争的焦点，清朝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则在各种场合展开了以利权回收为目的的活动。这样，东北的肺鼠疫流行就在各国进入中国和中国的利权回收活动之中成为政治性的问题。就如内森具有先驱意义的研究所阐明的，1911年召开的万国防疫大会（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是象征着卫生政治化（而且伴随着其必然的国际化）的会议。万国防疫大会主要是针对当时在东北流行的肺鼠疫的医学研究，及将肺鼠疫的防治作为课题而进行的。参加国有美国、澳大利亚、匈牙利、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墨西哥、荷兰、俄罗斯、日本（北里柴三郎等）以及中国（伍连德等）。随着肺鼠疫的流行日渐明显，奉天设立了奉天全省防疫总局。另外，在肺鼠疫蔓延至天津和北京后，清政府设置了京师临时防疫事务局（北京）。这些应对是在20世纪初推进卫生制度化的背景中出现的，与19世纪末腺鼠疫流行时的情况大为不同。

东北的肺鼠疫流行

1910-1911年主要在东北流行的肺鼠疫是由西伯利亚从陆路传到中国的。初期的传播媒介是一种被称作旱獭的啮齿类动物，它身上感染了鼠疫菌的跳蚤把细菌传给了人。1910年9月16日，在俄国的达乌里亚发现了首例患者。肺鼠疫在伐木工和猎人中间扩散，10月蔓延到满洲里。当时的满洲里是一个仅居住了约5000名俄罗斯人和约2000名中国人的小村庄，但在4月到10月的狩猎季节，据说华人人口会增至1万人。在1910年10月至12月，满洲里约有400人因肺鼠疫而死亡，中国猎人和商人将肺鼠疫传播到了东北北部。到11月，肺鼠疫流传至哈尔滨等东北北部地区，至1911年1月，在包括东北南部的广大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流行。

据万国防疫大会上格雷伊（G·D·Gray）提出的报告称，肺鼠疫通过铁路由西伯利亚流传到满洲里、齐齐哈尔、哈尔滨等东北北部城市，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蔓延到了长春、奉天等东北南部城市。肺鼠疫在短时间内快速蔓延的最大原因是铁路，而从铁路沿线城市传播到农村，则主要是与山东籍外出务工的劳工（山东苦力）返乡相伴随的人口移动造成的。例如唐山虽然是拥有矿山的大城市，但由于不在山东苦力返乡的路线中，故并未见有肺鼠疫的发生。此外，辽河的戎克船与当年肺鼠疫的扩散亦几无关联。从1910-1911年东北肺鼠疫的主要发生地点可以确定，肺鼠疫主要是沿着铁路线传播的。

哈尔滨是19世纪末，因在松花江南岸建设了火车站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城市，从火车站到松花江沿岸的地区是中国人居住区，西侧被称为道里，东侧被称为道外（傅家店），车站南侧是被称为新市区的俄罗斯人居住区，被建成了欧洲式的城市。1910年10月27日，哈尔滨的俄国租界发现了第一例肺鼠疫患者。11月7日，傅家店也出现了肺鼠疫患者。患者是从满洲里来的两个贩卖毛皮的猎人，此后，傅家店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内约有5000人因患肺鼠疫而死亡。长春也有从哈尔滨返乡的商人将肺鼠疫传染给了家人，致使当地约有2000人死亡。奉天发现首例患者的时间是1911年1月2日，其后，大连于1月4日、北京于1月12日、天津于1月13日、保定于1月16日、旅顺于1月20日、芝罘（今烟台——译者注）于1月21日、济南于2月1日，分别出现了肺鼠疫病患者。

表1 肺鼠疫患者的职业

表1是日本对当时东北南部肺鼠疫患者的职业分布情况的调查，山东苦力、商人、流民等流动性比较高的职业占全部患者的约64%，当时的肺鼠疫也与1899年营口的腺鼠疫流行一样，以山东苦力为主。但与1899年的营口腺鼠疫流行限于营口及其周边地区的情况不同，1910-1911年的肺鼠疫流行在整个东北地区蔓延。对于山东苦力的流动在肺鼠疫蔓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学界已取得共识，如笠井认为山东苦力在春节（旧正月）之际的返乡成为传播的主因，肺鼠疫虽流传至山东省，不过生活环境良好的中国人则几乎未受感染。

表2 黑龙江省、吉林省、奉天省的肺鼠疫流行时间及死者数

肺鼠疫的流行也给农村地区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表2是日本调查的肺鼠疫出现的时间及死亡人数。肺鼠疫由黑龙江省西北部经铁路渐次南下，蔓延至整个东北的约70个县，死亡人数总计达到43972人。在黑龙江省，以呼兰府受害最重，另外海伦县、绥化府和龙江府亦为流行的中心地区，共有14636人病亡；吉林省有滨江厅、双城府和长春府等地受害严重，另外阿城县等地亦是受害中心，共有22222人死亡；奉天省以奉天府为中心，另外还有新民府、昌图府和怀德县等地，死亡人数为7114人。当然，这只是得到确认的数字，实际约有近5万人成为这次肺鼠疫的牺牲品。

哈尔滨的应对

在东北北部的肺鼠疫流行中，1910年11月中旬，滨江海关道的于振甫与俄国方面代表及滨江厅警务局、道里、道外的商会董事进行会谈，傅家店的地方官也与道里的商会及卫生局的中国与俄国医师进行会谈，决定：①在道外的商会内设置防疫事务所；②在八道街（道里的仓库地区）租借房屋25间用作传染病医院；③向各地区派遣医师，连同卫生巡警、商会书记实施挨户检查，如发现患者当即送往传染病医院。

当时，俄国军队在哈尔滨的新街区和码头设置了防疫线，禁止中国人进入租界，也不准中国劳工进入沿海州（清朝割让给俄国的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译者注），并禁止乘坐东清铁路的列车。不过，俄国方面也没将全部中国人都列入禁止的对象，乘坐快速列车的中国旅客就不在此列。俄国方面派出来自东清铁路公司的人员，偕同医师对傅家店的肺鼠疫发生情况及相应对策展开调查，并会同商会协商应对举措。这时，商会及自治会提出，傅家店一直是中国的土地，俄方不能介入该地区的肺鼠疫防治工作。但俄方认为，尽管傅家店的主权的确属于中国，但这一地区与租界相邻，如不采取同道里一样的措施，应对举措就无法真正施行。俄国欲借肺鼠疫流行之机，加深其在中国土地上的政治介入。

在这种情势下，东三省总督锡良认为哈尔滨的肺鼠疫防治工作如不能顺利推行，恐怕会波及奉天，对人民的生命构成重大威胁，故从奉天医院派出两名医师到哈尔滨支援防疫事业。接着又派遣了两名日本医师。但是，这个日本医师因在傅家甸采取的措施不恰当，商会并没有接受其提案。锡良认为时任吉林西北路道的于驷兴虽担任防疫活动的监督，却不热心于其职务，故令署吉林交涉使郭宗熙兼任西北路道。正是在这个时期，曾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副监督，并于其后指导东北肺鼠疫防治的伍连德来到哈尔滨。伍连德除了推动尸体火化外，还积极搜寻患者，其采取的措施逐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伍连德还和巡警一道，用相当强硬的手段去搜寻患者。

哈尔滨到了积雪融化的季节，相继发现因肺鼠疫而死亡者的尸体，对其处理也按照顺序进行。据说“近日疫死者人数日减，将染疫处所及街衢死尸亦渐除去，各处屯积之尸身亦焚烧净尽。其新疫死者亦以焚烧之法消灭之，其染疫之房屋，可消毒者均存留之，不可消毒者全行毁拆。……至哈埠防疫局定章，无论何项华人一概不准至俄戏园、饭馆及一切游息处所。然据华防疫员云，中国下等之人固可禁其互往以上所言之各处，以防其传染恶疫也。然中国上等社会之人，大半均种瘟痘，料无危险之处，应准其自由游息，是以禁止上等华人入俄公众俱乐部之事，似应撤销也”。这显示了在肺鼠疫流行的过程中，其被视为形塑中国社会内部秩序的要因。

肺鼠疫流行结束以后，设立与滨江海关设立的防疫医院不属于同一组织的相关设施也列入了计划。哈尔滨是一个巨大的商业城市，傅家店虽集中居住了中国商人，但是医院却不足，故该计划主张新设医院以充实卫生事业，并避免外国人的干涉。因为如果新设立的医院与防疫医院隶属于同一机构，虽然可以降低经费，却必然为外国人借机干涉提供理由。

如上所述，在哈尔滨肺鼠疫流行之际，俄国曾以肺鼠疫流行为借口欲干涉傅家店的卫生事务。故在东北北部的肺鼠疫逐渐平息的宣统三年（1911）五月，吉林防疫局的总医官钱穆生就带领官员、中国医师、卫生巡捕同俄国派遣的俄国医师对乌苏里江一带的中俄边境地区进行了调查。钟穆生报告说：“自去年满洲里疫气发生，俄人即早于黑河口及伯力等处节节设防疫，而本省之临江、密山各地亦厉行遮断交通之法，即东岸俄地山后有东南通海参崴、西北通阿穆尔之铁道，而俄人防备极严，由满洲里东来之车早不准通过，故满洲里疫气，仅得由北满铁路沿黑龙江南岸而传至哈尔滨，蔓延于松花江上游……惟俄人对于此江防异常戒严，自本年正月初，即厉禁交通，尼马口早驻有陆军一标，严防巡防，近复于沿江一带，每村加征民兵十六名，日夜驻守东西岸，既不准通过，上下游限制往来，西岸人民种地渔猎，向皆恃彼此互市以为生活，自交通遮断，迄今五月，华民之运销土产赴伯力者，至通江即被阻留，帆船之购买粮食则虎林者，至尼马口均受枪击。……此次查实，乌苏里江决无病气之理由，即告以断绝交通之困难，枪毙人民之惨酷等事，俄督极道□意当允电饬一律撤防，并立派员查办放枪之人。惟前十日在哈尔滨香戾左近，查出尸身二具，经医博士萨普銮尼验明，确系由苍蝇啫人传染等语。度其意，似复借此干涉我哈埠一带之防疫，是不可不事先布置予筹对付之法。”俄国在边境地区也设置了防疫线，欲介入哈尔滨的防疫事务，钟穆生的报告，表现了对俄国这种行动的危机感。在哈尔滨及黑龙江省的肺鼠疫流行中，俄国对防疫事务的干涉促成了问题的政治化。

奉天防疫总局的应对

长春发现肺鼠疫患者，是1911年1月2日以后的事。患者是从哈尔滨返乡的商人，其商店的店员也感染了肺鼠疫。当时，东清铁路照常运行，山东苦力也从肺鼠疫流行地区陆续涌入长春。肺鼠疫流行最严重的时候是2月上旬，焚烧患者住宅的措施也开始实行。到2月下旬，事态渐趋平息。并且据称从此时起，将亲属的尸体火化之后埋葬的做法开始日渐普及。

在奉天，确认出现肺鼠疫的时间与长春一样，都是在1911年1月2日。首例患者从哈尔滨乘火车而来，因衰弱病倒于路上，立刻被发现并被医院收容，但于翌日死亡。奉天在其后的10天中，共发现了15例肺鼠疫患者，其中多数是经铁路从东北北部来的人。奉天的肺鼠疫，发生在与这些人有过某种接触的人群中间，但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实行针对山东苦力的检疫措施。

东三省总督锡良面对奉天发生的肺鼠疫，设置了奉天临时防疫所，开始了肺鼠疫的防治，隔离山东苦力，焚烧患者的房屋。另外，辽阳组织了医学研究会，推行了肺鼠疫的防治措施。医学研究会于光绪三十一年将日本设立的卫生医院作为官医院。光绪三十四年就任警务局长的王永江将日本医师解雇，对省内的医师进行了考试，向500人发放可以进行医疗活动的执照。在肺鼠疫流行之际，选取17名医师从事防疫事业，这成为其设立的契机。在此过程中，“查此疫之发生，多出于下等社会，故昨经警务严饬各所，将各管界小店、伙房所住苦力，概行驱逐出境”。

1月26日，锡良奏请，“防疫吃紧，需款甚巨，请饬部再由大连关迅拨银十五万两以济急需等语。东三省鼠疫盛行，病毙至数千人之多，览奏深为悯恻。所请续拨款项著度支部迅速拨解该督，务须督饬所属严加防范，毋稍疏懈”。此奏获得批准，从大连海关收入中抽出15万两白银，在奉天设置了奉天全省防疫总局（以下称之为“奉天防疫总局”），各州府县也设置了防疫机关。当时东北全区设置的防疫机关约达到550所，实施了检查、隔离、医药品的供给、尸体的火葬、消毒等措施。另外，作为后续防疫费用，向奉天实业借贷了30万英镑，向大清银行及交通银行各融资30万英镑。

奉天防疫总局首先整顿了组织，设置了稽核部、医务部、埋葬部、户口调查部、检诊部、消毒部、捕鼠部、隔离部、药科部、微生物试验部，积极展开活动。作为防治肺鼠疫的措施，老鼠的驱除得到重视。奉天省政府规定：①在发生鼠疫之际，指令大众灭鼠；②对于货物堆放场附近的劳工居住地、不洁的地区、有必要做出特别应对的地区，实行了鼓励手段为灭鼠而实施清洁办法；③在海港及市内特别重要的地区，为使老鼠不能进入贮藏棉花、谷类、豆粕、皮革、破布、旧棉衣、麻袋、绒毯、羽毛、废旧纸张等的仓库，采取了各种措施，并注意到通风口，用铜、铁线防止老鼠的进入和栖息；④如发现身上有带有鼠疫菌的跳蚤的老鼠，则对其周围地区实行交通封锁；⑤规定在实行交通封锁的地区，采取放置灭鼠剂、捕鼠器，并多次消毒等措施。另外，还对从事为灭鼠而开展消毒工作的苦力实施了健康检查，并用收购老鼠或者悬赏金的办法，对灭鼠实施奖励。同时还规定，为灭鼠而进行消毒、清洁工作的人员，以苦力5至8人为一组，由卫生委员加以监督，根据管辖区域范围的大小，配备适当的人员，但必须有熟悉土木工程的人员，工作时必须穿戴与之适应的消毒服及手套、帽子，为了不吸入灰尘还须使用呼吸器等器具，且工作结束后必须消毒并洗澡。

表3 奉天省（城内及各府县）、吉林省城内的灭鼠数

表3是根据奉天省（奉天省城内及各府县）、吉林省城内的灭鼠情况整理而成的。当时对悬赏金、购买方法也均有规定。设置了收鼠处，巡警以每只铜钱7枚的价钱收购老鼠，各区所收购的老鼠都收集于小西边门外的宝林寺，合计数量后，由防疫办事处支付费用，并在微生物实验部检查后，做焚烧处理。

灭鼠之所以被重视，我想应该是基于腺鼠疫流行时所获得的经验。但是参加了万国防疫大会的英国医师皮特律（G·F·Petrie）将这次鼠疫与19世纪末以来流行于中国南部的腺鼠疫相比较之后，认为东北流行的是肺鼠疫，与腺鼠疫不同，因其在人与人之间传染，“收容鼠疫患者的医院成为最危险的场所”。对用灭鼠的办法来应对肺鼠疫的效果提出了质疑。

然而，毋庸置疑，当时肺鼠疫的防治已成为卫生制度化的契机。“三省风气初开，民智幼稚，平日于地方卫生行政多未讲求，当疫事方始之际，一切清洁行政全恃官力为之举办，而能由地方公众担当者实鲜，至于种种消毒法，非所习见，尤不免相率疑惧，梗阻横生。”防治措施的实施是由地方官府推行的。同一时间，还开始尝试由学堂教员普及卫生思想的实践。办法是以学堂为会场，教员尝试用白话文向民众讲解肺鼠疫的历史、原因、预防法、尸体的处理方法和住宅的消毒方法等。另外，还对各地的戏园、妓院、浴场、饮食店、屠宰场、旧货商等采取了停止营业乃至出于维护清洁目的的取缔等措施。保持清洁被作为肺鼠疫防治措施的一个要点，将防疫分为“公众防疫”（此处使用了“公众”一词）和“个人防疫”。在“公众防疫”方面，派遣清道队带着车辆清扫尘土垃圾，发现各商店、旅馆、民居因垃圾堆积而不够清洁之处，则予以清理，对道路、沟渠也进行同样的清理。对水井的管理及“下等社会”人员聚集的市场的管理也由巡警负责。在“个人防疫”方面，规定了清扫住宅、清洁衣物与身体等行为，并指出食品管理等的重要性。这样，为了确保清洁，制定了《卫生清道之规则》，派遣了卫生委员，在监督垃圾处理的同时，还制定了由清道夫处理垃圾、派遣由医师率领的清洁队等规则。

表4 奉天省城内各区的清洁调查实施成绩

虽然难以详细地验证上述规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施，但从推行这些措施必须有很多经费这一点来看，很难想象规定能立即得到遵行。不过，在奉天省城，正如表4所示，确有清洁调查结果的报告。这个调查以房屋、胡同、垃圾场和车辆为对象，由奉天省防疫总局的各委员雇用夫役实施，清查出了不洁地区。巡警在省城各处展开调查，显示了卫生制度化的进程。另外，从与清洁队同时组成的消毒队［奉天省城组织了12队，分别由医师（医生）2人、巡兵3人、苦力10人组成。也有由医师或学生为队长，学生为副队长，巡警3人、苦力12人组成的情况］的状况来看，巡警在确认了“苦力头目”和苦力的姓名之后，组织消毒队，消毒队队长对“苦力头目”的行为负责，奉天防疫总局所实施的卫生行政的执行机构，可以认为是以由“苦力头目”承包负责的方式为基础的。

从事防疫工作人员的服装也有规定，发放给医师的有眼镜、白帽子、外套、裤子、长靴和白手套等，发给巡警的服装也一样，但颜色统一为灰色，苦力则发给藏青色的裤子、外套、帽子、长靴和手套等。这样的服装给了民众以恐慌感。消毒队的服务规则规定：“出行及归来途中，均宜静寂，又对于患家及其近邻等人，言语动作宜小心温和，决不可有粗暴之举动。无知之愚民，其畏防疫一如蛇蝎，于消毒而更直接受有形之损害，有暴言暴动而拒绝者。此尽不知疫毒之传染，较之有形之损害更为惨酷，且不知公众卫生之关系故。损害个人之自由，为防疫上不得已之事，而为国家所公认者，苟以真理详细为之解说，自不难破其愚惑也。”也就是说，近代的卫生事业，确实存在干涉个人生活的问题，国家只有采取合理的防治措施才能确保其正统性。这样，作为肺鼠疫对策的挨户检查也于1911年1月12日开始执行。不过由于人手不足，只是优先对旅馆、茶馆等进行了检查。

同时，铁岭也出现了肺鼠疫，“宣统二年冬，传染黑死病，官绅筹办防疫事务，隔离交通，于城北山头堡设防疫所、龙首山设隔离所防疫，夫皆衣白，其消毒之剂，以碳酸为要品，病者不幸而死，则房屋、衣服、器物均付焚，如疫死之塚，亦以石灰墁之，而葬地在龙首山东”。防疫事业在各地得到了展开。

肺鼠疫流行于东北全境，铁路线起了重要作用，京奉铁路的检疫，是从1911年1月中旬开始的，1月13日，邮传部派遣徐镜清等人到榆关和沟帮子设置检疫所，14日由直隶总督派遣外国医师3人和中国医师14人，于同日开始对由奉天开往山海关的三等客车和运载苦力的客车实行检疫。1月下旬，津浦铁路也开始全面停止运行。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因为担心肺鼠疫蔓延到关内，特别是北京。然而，这一措施与满铁实施的拒绝中国人乘车的举措产生的连锁反应，反而导致山东苦力徒步赶路，结果，肺鼠疫从铁路沿线开始向内陆扩展。在开原县，虽然在城内和孙家台设置了防疫所，在尚阳堡、威海堡设置了隔离所，知县还从铁岭购入药品来加以应对，但仍产生了“该疫不但在沿线各地猖獗可畏，刻已传播各村庄，若距开原十里许某乡，自十二日起，染该疫者陆续发生，已达十二名之多”的状况。昌图县范家屯也因为这些山东苦力的移动而成为肺鼠疫流行地区之一，沿途可以见到很多苦力的尸体，在昌图县兴隆泉，几近全村尽灭。在这种状况下，昌图县发生了反对政府开展的防疫举措的行动。防疫所的设置限制了人们的行动自由，这种情况反而成为肺鼠疫流行的原因的观点以及家属因肺鼠疫死亡而欲将之埋葬等问题导致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锡良做出了用军队阻止山东苦力南下的决定。

肺鼠疫流行之时，火车检疫被严格加以实行，但这一措施对铁路的经营造成了严重冲击。进入3月以后，乘坐从大连到天津的船只的旅客增加，而京奉铁路的旅客减少，于是出现了要求尽快全面恢复铁路运行的声音。

船舶检疫虽也在各地实施，但成为问题的是对戎克船的检疫。由戎克船进行交易的中心地在营口，而由于冬季辽河封冻，被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检疫。但是，到了春季，检疫的必要性就被提上了日程，这是因为担心已从东北南部流传到山东等地的肺鼠疫会反过来从山东再度传播到东北南部。1911年2月17日，营口道台周长龄提出了如下要求：辽河解冻之后，有必要对来自天津、烟台、龙口、秦皇岛和大连等处的船只进行检疫。实际上，已经有12000人乘坐来自天津、烟台和龙口的船只流入营口，而且要从营口北上的劳工达到94000人（每天平均1700人），为了检疫，如果把他们拘禁在所乘之船上隔离7天，会使山东苦力的不满情绪高涨，最终酿成事端。况且，为了7天的隔离，建立12000人的收容设施也是不可能的，故要求限制山东苦力的乘船出入。但是，如果辽河解冻之后，等交易再开，就很难对山东苦力的移动进行全面管制了，于是就对锦州、盖州和复州等营口管辖下的港口制定了各种具体的检疫方法，并设定了重点实施检疫的地区。另外，大沽于3月9日由天津检疫医官对山东苦力和工头约3000人实施了检疫。

营口于3月19日制定了《营口检疫章程》，将天津、大沽、烟台、登州、龙口、秦皇岛指定为“有疫地”，实施了检疫。当时，山东各地的肺鼠疫流行渐趋平息，对于应放宽对烟台等地的检疫的意见，防疫当局认为，“奉省疫起以来，以全力防救，始获微效，若烟台帆船骤与弛禁，不加留验，深恐一处疏失，百备俱废。现因奉省沿海口岸过多，势难处处设备，已指定营口、大东沟及锦州至天桥厂，复州之娘娘宫，庄河厅属之庄河、孤山、青堆子，凤凰厅属之黄土坎为进口之地。烟台来船检验后，由西医发给执照，自离港之日起，扣足七日，验明无病，应准其登岸，其非指定之地，应不准进口”。对戎克船进行严格检疫的背景是，牛庄（营口）海关管理着周围的钞关，并聘用了外国的海关职员作为工作人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对戎克船进行检疫的医师的服装。在海港检疫中，也穿着如同前面所介绍的防疫活动通用的服装。

如上所述，面对1910-1911年东北的肺鼠疫流行，奉天省当局推行了防治疫病和检疫（火车检疫、海港检疫）等一系列措施。不过，奉天防疫总局所进行的防治措施也引来了一些批判。其中最具影响的，是会聚于奉天商务总会的商人阶层的批判。1911年2月中旬，奉天商务总会甚至暂时拒绝与奉天防疫总局采取一致的应对措施。其原因在于，锡良理应存放在奉天商务总会的15万两白银（应该就是前面所谈到的从大连海关收入中抽取的那笔钱）被奉天防疫总局浪费了，奉天商务总会方面认为奉天防疫总局“盲目听从日本的指挥”。姑且不论与日本的关系，毋庸讳言，奉天防疫总局在实行防疫措施的过程中不无缺乏效率之处，奉天商务总会的反对也确有其理由，不过奉天商务总会这一反应的真正缘由不如说是，肺鼠疫的防治是作为卫生行政的一部分由地方官主导进行的，或者说，这是由于这一工作是否应该由民间团体或是由在此期间势力激增的商会和自治会等中间团体承担等的问题表面化了的结果。不过这时，奉天商务总会还是转变到与奉天防疫总局相合作的方针。对于商会的这一动向，有学者指出，“此次‘肺鼠疫’流行之际，各地商会虽或时有不与官宪步调一致之时，大致官民间保持了联络，并在防疫方面尽力效劳，盖为不能掩盖的事实”，商会在各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铁岭商务总会购买并提供了防疫用的药品（生石灰），在营口，营口商会与自治公所一起组织了防疫团。

（本文摘自饭岛涉著《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朴彦、余新忠、姜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