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更新·展｜上海大鱼营造②：“青年社区”的社群再造

上海正在愈发老龄化。在最近的脱口秀节目中，“老头老太、东方明珠”已成了编排上海的段子。城市中的青年社区在哪里，城市的增长何以为继？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关注上海年轻人聚集的空间，也因此发现了“大鱼”。

最早与大鱼社区营造发展中心（简称“大鱼”）的伙伴结识，是在2017年的愚园路“城事设计节”。那时大鱼营造这个组织还没有成立，只有一群30多岁的青年设计师，想着怎么做社区微更新项目。项目过半时，有人提议，应该起一个名字。于是大家想了好几个名字进行投票。给人印象比较深的还有“愚园录”和“愚园roll”。“愚园roll”因为一股莫名的摇滚感，一度得到了颇高的票数。后来还是比较有亲和力的“大鱼（愚）小鱼（余）”胜出。项目结束后，“大鱼营造”这个组织也就成型了。

番禺路：内生设计与在地团队

在我的田野日志中，大鱼营造第一个值得关注的活动，是2019年元旦，番禺路222弄改造完成后的“美好社区节”。这是一个设计师改造自己社区的例子。

项目的初心非常自然，住在新华路街道的设计师主创有了宝宝，但发现街区并不适合遛娃。番禺路222弄处在幸福里和哥伦比亚圈之间，连接了两个网红地块，却连一个连贯的人行步道都没有。

通过“开放日”等一系列调研和居民参与活动，大鱼试图把222弄打造成一个儿童友好的休憩街区。营造过程不只是产生了新的社区空间，更促生了新的社会关系。邻里节的摊位设置吸引了大量青年摊主的参与。

我碰到的有正在“间隔年”（gap year）的女孩摊主，卖自己收藏的音乐磁带；还有捷克青年Peter，分享自制的发酵欧洲酸面包。这些不同类型的青年摊主在一般的社区活动中很难见到。青年摊主的出现同样增加了青年居民的参与。在活动中，我碰到了一位逛摊位的男青年，聊下来发现是同济毕业的设计师，就住在222弄。可见新华路街道的青年资源很多，但要想激活青年的参与，需要恰当的活动设计。

当天邻里节的高潮部分是在新空间中出现的儿童小剧场。十几个儿童表演了“你好，邻居”的社区话剧。孩子们在街道上敲锣打鼓地穿梭，把人们聚集到剧场上，而后完成了自己的表演。这个过程中，孩子们承担了价值引领的角色，把邻里节上的各个角色凝聚在一起。事实上，这践行了儿童友好社区的最新理论：儿童不是单纯被保护的弱者，而是能够带来改变的明日公民。儿童友好社区不只是关于儿童，而是将儿童作为社区生长的价值起点，使社区活动能更广泛地包容各个群体。

番禺路222弄的更新能够吸引多元参与，与设计师的内生性密不可分。社区设计的关键不是设计能力，而是设计师与社区的关切程度（relevance）。

我们大部分看到的社区更新，都是外来设计师进行更新设计。好一点的会进行社区调研，倾听居民的声音。更普遍的情况是，只看社区的物理空间和基本的书面材料就进行设计。如果社区的设计者、使用者和维护者的三个角色是分离的，一旦撤出了外来设计师这个“脚手架”，社区设计就难以维系。设计完成之后的定妆照，将成就这个设计最“完美”的一天，之后社区在日常生活中就会变得日益破败。因为，外来设计并不一定符合居民的需要，而居民对社区中出现的新设施，也不会带有责任感地去使用和维护。

大鱼在番禺路的营造，综合了设计、使用和维护三个角色。邻里节最后以“全员扫街”做收尾，既具有现实功能，又有仪式感：每个设计的发起者都要参与活动，最后要亲自拿起扫帚，对设计的维护负责。

虹仙社区：“服务设计”的热情与局限

如果说番禺路改造是大鱼在自己的池塘中“畅游”，那么“虹仙社区微更新”则意味着大鱼游到更长远的溪流中。2019年，大鱼营造受虹仙居委会委托，对社区内闲置的1100平米地下空间进行活化设计。

在8月的设计工作坊中，大鱼将重点放在了社区青年上。通过前期调研，大鱼在工作坊上邀请了带着宝宝的青年父母以及还没有成家的年轻居民。在工作坊开幕致辞时，居委会负责人略显激动地说，他第一次在社区活动中看到这么多年轻面孔。

在工作坊进程中，大鱼使用了“服务设计”的理念。每个小组中，用四到五个设计师去对接一两位居民，进行用户需求画像。这种方式试图以居民的需求为核心，用服务设计的流程提出多样的解决方案，最终在实践中选择可行的方案，落地实施。

当天，青年居民的核心需求可概括为，社区里的“微型商场”（mini mall），包括“全天候的室内空间”、“儿童活动室”、“安静的公共书房”、“可以社交的咖啡厅”等，青年居民似乎希望这些商场要素离自己近一些，最好在社区里。从这些核心要素出发，设计师们同样大开脑洞，“卡通滑梯”、“泡泡球屋”、“地下迷宫”等概念在汇报中频频迸发。

设计工作坊很好地实现了“社会对话”（social dialogue），青年居民的需求如同小火星，而服务设计师的热情则是熊熊烈火。

然而，这种方式的局限也同样明显。青年居民们依然是被当前都市的“Mall（商场）文化”所喂养。如今大城市的超级“Mall”已无所不能，成为年轻人和儿童的全部世界。而社区的年轻人希望Mall能够触手可及，穿着睡衣拖鞋就能过去。“Mall文化”的弊端是把无处不在的消费逻辑植入日常生活，人人只是消费者，通过付钱来被服务。然而，对自己的社区，如何将设计变成现实，并进行日常维护，这恰恰是“Mall文化”所不能提供的。

服务设计的局限在于，太在意挖掘居民的诉求，甚至是渴求用居民的只言片语来点燃自己的灵感。然而，这样是加重了“诉求与喂养”的逻辑，居民不会为自己的诉求负责，而服务设计师这个“外部脚手架”也终将会撤回。

这正是外来设计的难题：无法真正与社区产生日常生活的关联。而在社区内培养设计师，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不是每个社区都如新华路街道那样，有如此多的设计师居民。不管怎样，虹仙小区的改造还在进行，这些局限也许只是初期的现象。在小步快跑、快速迭代的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中，期待大鱼能找到更因地制宜的策略。

大学路：公共空间的社会设计

在番禺路和虹仙小区的项目之后，大学路上的“发生便利店”，意味着大鱼开始进入街区公共空间的营造。与之前的项目不同，“发生便利店”的重点完全从空间设计转向“社会设计”（social design）。

作为上海知名网红的大学路，街面店铺林立。但这条景观消费的马路上，社会连结（social tie）却是稀薄的。大学路上的消费者忙着打卡发朋友圈，商家则在不断高涨的房租前穷尽巧思。当街道治理突发转型时，无论消费者还是商家，都发现自己如此孤单无力。

“发生便利店”的特色在于“街区活化”这一功能定位。在整个项目中，空间设计的内容非常少，因为原有店铺的装潢基础很好。正因如此，大鱼真正的潜力反倒得以释放。在9月一个月内，就发布了“街区共创工作坊”、“发生便利店联合店长”、“活动招募计划”三项“社会设计”。这些社会设计并不是单纯搞活动，而是用一种社会关系的框架，触发在街道上既有的、却没有发生关联的群体。

在“街区共创工作坊”当中，大鱼将大学路周边三所大学的师生、代表商家以及过客等相关群体召集在一起，用头脑风暴发现问题，提出共同的解决方案。

“发生便利店联合店长”是每个人都可以申请以志愿者的身份担任值班店长，负责当天的活动服务。很多志愿者都是在逛街时偶然驻足，参与其中，这使得便利店成为街道魅力的一个窗口。由此，更多个体通过便利店连结在一起。

“活动招募计划”是指，发起人可以提出活动申请，经审核后，可免费使用便利店空间。对于活动参加者不收费用，或只收极低的物料费用。通过这一计划，活动的发起者和参加者都变得多元化，更重要的是活动内容的多元化。在三个月里，瑜伽、讲座、观影会等活动层出不穷。这意味着，人们通过街区空间，实现了基于趣缘创造的社会连结，本质上与雅各布斯讲的“街道芭蕾”如出一辙。在这里，“趣缘创造”成为触发社会关系的根本，社会属性是第一位的，经济属性则是辅助社会关系的运转。

其实，“发生便利店”的设计要素体现在字面上：“发生”是以活动促成社群，“便利”是提供辅助服务，“店”是社区经济。设计不一定非要空间的，也不一定非要高科技的，其本质应该是社会的，即在社会关系层面上带来的福祉。

2018年日本的GOOD DESIGEN大奖颁给了“寺庙零食俱乐部”。整个设计完全没有关于物品的改造，只是一个将“寺庙过剩贡品”与“城市贫困儿童”相对接的社会机制。这意味着设计正在从“器具设计”回归到“社会设计”。

对一条街道而言，真正有益的设计就是街区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不单指广场、公园之类的“户外空间”（open space），而是指空间具有的“公共性”（publicness）。这体现在，空间能够触发对公共议题的社会讨论，参与者来自多元主体，而不同的声音都可以进行有序表达。

在“发生便利店”的一次观影会上，我就产生了关于“公共空间”的亲身体验。这是一次关于纪录片《美国工厂》的观影会，观影结束后，参加者又进行一个多小时的讨论。这种讨论在校园很常见，在街区中却少见而难得。讨论的是“公共议题”，是关于不同生产关系模式以及中西方文化，而不是吃喝玩乐的消费主体。更重要的一点，讨论的参加者是多元的，有大学生、建筑师、民间读书会的主理人，还有工业部门相关领域的退休干部等等。有的行人只因为逛街时透过橱窗看到放映，就参与进来。

见微知著，只有产生能够促发公共活动的空间，街道才能成为公共生活的入口，大学路也才对得起这个名字。

小结

“大鱼”这一年的活动，从营造自家空间到营造别家空间，最终从空间营造到社群再造，游得越来越远，越来越有活力。广义而言，“青年”不是一个年龄群体，而是一种存在状态。“青年社区”应该将各类人群都包容进去，动员起来，通过自主的连结而不断创造。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大鱼小鱼穿游于城市间隙，将各个社区不断激活，让社区保有年轻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