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前从未上过学的女孩如何成为剑桥博士

编者按：女孩塔拉成长于一个极端的家庭：父母不让孩子上学，家人生病决不去医院。她十七岁前从未上过学，生活在父亲的偏执、哥哥的暴力和母亲的忽视下，后来靠自学考上大学，最终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教育为她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让她找到勇气离开故乡的山峰，像飞鸟一样去寻求自己的辽阔天地。然而教育也在她和家人之间划开了一道难以填补的裂痕。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是一部震撼人心、启迪生命的回忆录，上市第一周便登顶《纽约时报》畅销榜，至今80+周仍持续高居榜单前列。比尔•盖茨将它列为年度特别首推之书。2019年作者塔拉•韦斯特弗因出版此书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影响力人物”。

作者塔拉•韦斯特弗

我们的低语，我们的尖叫（一）

我回到巴克峰时，母亲正在做感恩节大餐。大橡木餐桌上摆满了瓶瓶罐罐的酊剂和精油，我将它们收拾好。查尔斯要来吃晚饭。

肖恩心情不错。他坐在桌旁的长椅上，看着我将瓶瓶罐罐收好。我把母亲从未用过的瓷制餐具洗净摆好，检查每个盘子和餐刀之间的距离。

肖恩对我的小题大做很是生气。“只不过是查尔斯而已，”他说，“他的标准没那么高，毕竟他是和你在一起。”

我拿来玻璃杯。当我把一个杯子摆在肖恩面前时，他用一根手指狠狠地戳了一下我的肋骨。“别碰我！”我尖叫道。接着房间翻了个底朝天。他将我打倒，拎着我的脚，拖到起居室，远离母亲的视线。

肖恩将我按在地上，坐在我的肚子上，用他的膝盖夹住我的胳膊。他的体重让我透不过气来。他用前臂勒住我的气管。我气急败坏，想大口大口地喘气喊叫，但呼吸道被堵住了。

“你的行为像个孩子，逼我把你当孩子对待。”

肖恩说得很大声，几乎是喊出来的。他对着我说，但不是我听，而是说给母亲听：我是个行为不端的孩子，他是在纠正孩子的错误。气管上的压力减轻了，我感到肺部有一种美妙的充盈感。他知道我不会叫出声来。

“停下！”母亲从厨房里喊道，尽管我不确定她指的是肖恩还是我。

“大喊大叫很不礼貌，”肖恩再次朝着厨房说道，“你就这么待着，直到道歉为止。”我大叫着对他说我错了。过了一会儿，我站了起来。

我从纸巾盒里拿出餐巾纸一一折好，在每一套餐具上都放上一张。当我把一张餐巾纸摆到肖恩的盘子里时，他又一次用手指戳我的肋骨。我什么也没说。

查尔斯到得很早—爸爸还没从废料场回来—他在餐桌前坐下，对面的肖恩眼睛一眨不眨地怒视着他。我不想让他俩单独待在一起，但母亲需要我帮忙做饭，所以我来到炉灶边，但一再找借口回到餐桌旁。一次回到餐桌时，我听见肖恩对查尔斯谈论他的枪；另一次，我听到肖恩谈论他知道的杀人的所有方法。两次我都哈哈大笑，希望查尔斯认为它们只是玩笑话。第三次回到餐桌时，肖恩把我拉到他腿上坐下。我也笑了。

这种装模作样的把戏并未持续多久，甚至没撑到晚饭时间。我端着一大瓷盘小圆面包从肖恩身边走过，他又狠狠地捅了我一下，疼得我喘不过气来。手中的盘子掉在地上，摔碎了。

“你为什么这么做？”我喊道。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把我弄到地板上的，但我再一次仰面躺着，被他压在身下。他让我为打碎盘子道歉。为了不让查尔斯听见，我悄悄地轻声道歉，所以肖恩没听见，被激怒了。他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又一次贴近头皮作为杠杆，将我猛拉起来，然后把我拖向卫生间。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查尔斯都没来得及反应。当我被揪着头拖拽在走廊里时，我所见的最后一幕，便是查尔斯跳了起来，眼睛大睁，脸色苍白。

我的手腕交叉着，胳膊被扭在身后。我的头被塞进马桶，鼻子悬在水面上。肖恩对我喊着什么，但我什么也没听见。我在听走廊里的脚步声，一听到它们我就抓狂。不能让查尔斯看见我这个样子。不能让他看出我所有的伪装—我的化妆品，我的新衣服，我的瓷制餐具—这才是我真正的面目。

我抽搐着，拱起身子，奋力将手腕从肖恩手中挣脱。我让他猝不及防；我比他想象的力气更大，或者也许只是更鲁莽，他没能抓住我。我扑向门口。我刚穿过门框，一脚踏进走廊，突然头向后一仰，又被肖恩一把抓住头发。他用力将我拽向他，于是我们又跌回浴缸里。

我记得的下一幕是，查尔斯抱起我，我大笑着，发出一声尖锐而疯狂的号叫。我想，如果我能大声笑出来，也许情况还有救，也许还能说服查尔斯这一切不过是个玩笑。泪水从我的眼睛里流了出来—我的大脚趾断了—但我一直咯咯地笑。肖恩站在门口，面露尴尬。

“你还好吗？”查尔斯不停地说。

“当然还好！肖恩是多么，多么，多么——搞笑啊。”随着我将重心挪到脚上，一阵疼痛掠过全身，我在说最后一个词时声音都哽咽了。查尔斯想把我抱走，但我推开他，一瘸一拐地走着，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哭出声来，还开玩笑似的拍了哥哥一下。

查尔斯没有留下来吃晚饭。他逃进他的吉普车，我好几个小时都没听到他的消息，后来他打电话让我去教堂跟他见面。他不会再来巴克峰。在漆黑空旷的停车场，我们坐在他的吉普车里。他在哭。

“你看到的并不是你以为的那样。”我说。

如果当时有人问我，对我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会回答是查尔斯。但其实他不是。而我会证明给他看。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爱情或友情，而是我自欺欺人的能力：相信自己很坚强。查尔斯知道我并非如此，因此我永远不会原谅他。

我变得反复无常，吹毛求疵，充满敌意。我设计了一个怪异而不断变化的评估标准，来衡量他对我的爱。一旦他没达到要求，我便胡思乱想。我情绪失控，将我全部的野蛮的怒火、我对父亲或肖恩的所有可怕的怨恨，都发泄到这个只是来帮助我的困惑的旁观者身上。我们吵架时，我尖叫着再也不想见到他。我这样大吵大闹了很多次，终于有一天晚上，当我像往常一样打电话告诉他我改变了主意时，他拒绝了。

我们在公路外的田野里见了最后一面。我们身后是高耸的巴克峰。他说他爱我，但这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他不能拯救我。能拯救我的只有我自己。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冬天的校园被厚厚的积雪覆盖。我待在室内背诵代数公式，努力像以前一样生活——想象我的大学生活与巴克峰的生活完全分开。将两者分开的那堵墙原本坚不可摧，但查尔斯是其中的一个漏洞。

胃溃疡复发了，整夜又烧又痛。有一次，罗宾将我摇醒。她说我在睡梦中一直大喊大叫。我摸了摸我的脸，是湿的。她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让我感到被包裹得严严实实。

第二天早上，罗宾让我和她一起去看医生——去看溃疡，顺便给脚拍个X光片，因为我的大脚趾已经变黑。我说我不需要医生。溃疡自己会好，脚趾已经有人治过了。

罗宾扬起眉毛。“谁？谁治的？”

我耸了耸肩。她以为是我母亲治的，我让她相信了。事实是，感恩节后的那天早上，我让肖恩看看我的大脚趾是否断了。他跪在厨房的地板上，我把脚放在他膝盖上。这个姿势让他看上去缩小了。他检查了一会儿脚趾，然后抬头看着我，从他的蓝眼睛里我看出了一些东西。

我以为他要向我道歉，但就在我期待他开口时，他抓住我的脚趾尖，猛地一拉。我感觉脚好像炸裂一般，一阵剧痛传遍整条腿。我仍旧强忍着疼痛，这时肖恩站起身，将一只手放在我肩膀上，说：“对不起，小妹，但就是要趁你不注意，才不会那么痛。”

罗宾要带我去看医生的一个星期后，我又被她摇醒了。她把我抱起来，紧紧搂着我，仿佛她的身体能将我揽住，以防我散架。

“我觉得你需要去见见主教。”第二天早上她说。

“我没事。”我说，重复着明明不太好的人的那套陈词滥调，“睡上一觉就好了。”

不久，我在书桌上发现一本大学心理咨询服务的小册子。我几乎看也没看，就把它扔进了垃圾箱。我是不会去见咨询师的。去见咨询师就意味着寻求帮助，而我相信自己战无不胜。这是一种优雅的骗局，一种精神战术。脚趾没有断，因为它不那么容易折断。只有X光可以证明它是不是断了，所以让我的脚趾断掉的是X光。

我的代数期末考试也被卷入这种迷信中。在我脑海里，它获得了一种神秘的力量。我疯狂地高强度学习，相信如果我能在这次考试中取得最佳成绩，考出不太可能的满分，即便我的脚趾断了，即便没有查尔斯的帮助，也能证明我是最优秀的。不可战胜。

考试那天早上，我一瘸一拐地来到考试中心，坐在通风的大厅里。试卷就摆在我面前。问题顺从而柔软，轻易被我掌控，我将它们一一解答出来。我交上答卷，然后站在冰冷的走廊上，盯着大屏幕，屏幕上会显示我的分数。分数出现时，我的眼睛眨了又眨。一百分。完美的满分。

我感到一阵陶醉和麻木，犹如喝醉了一般。我想对着世界大喊：这就是证据，没有什么东西能影响到我。

圣诞节，巴克峰看上去一如往常——山顶白雪皑皑，点缀着常青树——而我的眼睛，越来越习惯于砖和混凝土，被其磅礴和明净晃得几乎睁不开。

我开车进山时，理查德正开叉车搬运檩条，供爸爸在附近的富兰克林镇盖商店使用。理查德二十二岁，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但是他没有高中文凭。开车从他身边经过时，我突然意识到，他可能要开一辈子的叉车。

我们的低语，我们的尖叫（二）

那天晚上，我手腕上裹着厚厚的纱布，草草写下一则日记。我问自己，为什么我恳求他的时候，他不停下？我写道：就像被一个僵尸殴打。仿佛他听不见我说话一样。

肖恩来敲门。我把日记本放在枕头下面。他耷拉着肩膀进来，说话声音很轻。那只是闹着玩的，他说。他不知道会伤害到我，直到看见我在工地扶着胳膊干活。他查看了我的手腕，又检查了我的脚踝。他为我拿来用洗碗巾包好的冰块，说下次两人再闹，要是有什么不对劲，我一定要告诉他。他离开后，我继续写日记。真的是在闹，在开玩笑吗？我写道。难道他不知道他在伤害我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开始自我反思，思考自己是否表达清楚：我低声说了些什么，尖叫了些什么？我决定相信，如果换一种方式请求他，让他冷静下来，他就会停下。我写下这些，直到让自己相信。这并没花很长时间，因为我想相信就是这样。想到过错在我，我感到很欣慰，因为这意味着事情还在我掌控之下。

我收起日记，躺在床上，背诵着这段话，仿佛这是一首我决定要用心记住的诗。我几乎就要将它牢记在心，突然被一个念头打断了背诵。一幅画面侵入我的脑海——我躺在地上，胳膊被按在头顶上。我重回停车场，低头看看自己露出的白花花的肚皮，然后抬头看看哥哥。他的表情令人难忘：不是愤怒或狂暴。其中没有怒火，只有平静的快乐。然后我有点儿明白了——尽管内心不愿承认——他的快乐正源于对我的羞辱。羞辱我并非事出偶然或副作用。那是他的目的。

这种不完全的认识攫住了我，有几分钟我的脑海被它占据了。我从床上坐起来，重新拿出日记，做了之前从未做过的事：我把发生的经过写了下来。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在日记中使用模糊隐晦的语言，不再隐藏自我暗示和提议。我写下了记忆中的内容：有一次，他强迫我下车，将我的双手举到头顶按住，我的衬衫也蹿了上去。我恳求他让我整理一下衣服，但他好像听不见我的话。他只是像个大浑蛋一样盯着它看。幸亏我个头还小。如果个头再大一些，当时我就会把他撕成碎片。

“不知道你到底用手腕干了什么，”第二天早上爸爸对我说，“但你这个样子在队里派不上一点用场。你还不如回犹他州。

”

开车返回杨百翰大学就像一次催眠；一到那里，我关于前一天的记忆就已经模糊褪色。

查看电子邮件时，一切回忆重又浮现。有一封肖恩写来的道歉信。但他已经来我房间道过歉了。我从没见过肖恩道歉两次。

我拿出日记本，写了另一则日记。与上一篇相反，在这一篇里，我对回忆做了修正。这是一个误会，我写道。如果我叫他停，他会停下来的。

但无论我选择如何记忆，这个事件都会改变一切。现在回想起来，我为此感到惊讶，不是为事实上发生了什么而惊讶，而是为我笔下发生了什么而惊讶。在那个女孩脆弱的躯壳中，在她为自己虚构的不可战胜的空虚中，还留下了一个火花。

第二则日记不会掩盖第一则的文字。两则日记都会保留下来，将我的记忆和他的记忆并置一处。我没有为了保持前后一致而进行修改，没有将某一页撕下来，这是一种大胆的做法。承认不确定性，就是被迫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能，但也意味着你相信你自己。这是一个弱点，但这个弱点中透出一股力量：坚信活在自己的思想中，而不是别人的思想中。我常常在想，那天晚上我写下的最有力的话，是否并非源自愤怒，而是出于怀疑：我不知道。我只是不知道。

我从未允许自己拥有这样的特权：不确定，但拒绝让位于那些声称确定的人。我的一生都活在别人的讲述中。他们的声音铿锵有力，专制而绝对。之前我从未意识到，我的声音也可以与他们的一样有力。

 本文节选自《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