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唐宁笔下的“大三线”：岁月就是回家的路

当我偶然翻到《归去来兮》后记里的一句话，我决定将这本书从头至尾读完。

那是唐宁三年采访写作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在此期间，她父亲罹患重病。父亲弥留之际，脸上所流露的“深厚的仁慈与护佑”，深深触动了陪护的女儿。由此，唐宁体察了父亲不惜命也要将她赶回书桌前的用心——那里有一众与父亲同龄的受访者，他们有的已经离世，有的已丧失记忆。她写道：“随着一代人的年迈体弱和离去，那些故事也将随风而逝。”

估算起来，唐宁应该是《归去来兮》中“迁二代”的同龄人，或许稍长一些。她的写作，其实是在兑现对父辈的承诺。可以想象她在书桌前的情景，电脑开启，现世的纷扰被屏蔽了，而她独自走向过往，去追逐即将随风而逝的故事。

故事的第一推动力，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准确说是1964年，毛泽东在《关于工业的发展问题（初稿）》上的一句批示：“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于是建设大三线的战略决策出台。于是，上千万人的命运被改变。

在传统话语里，关于这场工业大迁徙的描述多少有些罗曼蒂克。那是规模空前，史无前例的布局；那是志在千里，四海为家的豪迈；那是在偏僻的崇山峻岭中开山平地，安营扎寨的阵势；那是刘伯温“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的预言；那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壮怀激越……

从中，你分明能读出一种国家被当作画布擘划时的气派 。话虽如此，另一重事理却无法回避。常识告诉我们，往往是国家的命题越宏大，个人的际遇越渺小。譬如，当“被改变命运者”的基数是千万时，作为分子的“1”便犹如恒河里的沙粒，何足挂齿？哪怕他（她）的故事同样鲜活生动，哪怕他（她）的经历足够跌宕起伏。

好在唐宁躬身把部分沙粒捡拾起来，庄重的、敬畏的，又是审慎克制的。我想说的是，这种姿态值得人们脱帽致敬。

当然，唐宁写作《归去来兮》没有包罗万象的企图。她只是截取了大三线建设时代洪流中的一脉，由上海西迁的304个项目、411家工厂、9.2万职工里的一个典型样本：上海光学仪器厂拆分援建的贵阳新添光学仪器厂。你可以将此视作从杨浦黄兴路到贵阳新添寨的一次时空连线，铺就这根线的，是西迁800位职工和更多随迁家属的口述、笔记、回忆录、档案材料，以及不知所云的碎碎念。

这一个个“无一虚构”的人物，是恒河沙数里的“1”。渺小的、不足挂齿的，也是丰富的、百分百的。所谓每一个看似平凡的个体，对于他（她）自己而言，都有着波澜壮阔的遭逢。大潮中的一叶浮萍，令人动容之处就在于它不可知不可测不可把握的前程。厂址勘察小组的飞机在强气流中失控、起落架发生故障时，场景是惊险的；先行营造厂房的工人突然接到“一律留下、安家落户”的指令时，表情是惊愕的；工厂西迁不到两年，中国首台潜艇指挥潜望镜便完成研制安装，成就让人惊叹；而2002年，曾经的明星企业——新天光学公司破产资产拍卖的消息登上《贵州商报》的头条，其间落差叫人惊诧。

上述种种，或许是《归去来兮》中蕴含戏剧冲突的一幕幕，而经历这一切人们，有着真实的兴奋、快慰、苦恼、彷徨和幻想。唐宁将他们的故事打捞，拼接成一段完整的人生。她要为他们立传。

以支内花名册上排序第一的葛民治为代表的“迁一代”已经或者即将谢幕，他们中部分回沪的老人，在每年续保时，甚至要手持当日报纸拍照以证明自己存活。以内地第六代导演王小帅为代表的“迁二代”用作品诠释着父辈的爱与怕。王小帅的父亲、随迁家属王家驹，晚年为了宽慰觉得连累自己的妻子，挂在嘴边的话是：“是你的错吗？那是大洪流啊。”

用不可抗力来解释施加于自身的创痛，是对那个时代的理解与宽容。我相信，理解出自本意，宽容也发自内心。岁月是最好的劝降者。那些当年举家西行的人们，很多年后当他们东归回到故乡才发现：让他们感到陌生的故乡，而他们无比熟悉的竟是他乡。此时此刻，乡关何处已不是问题，因为岁月本身就是回家的路。

人的一生，无非就是无数次的出发与回归，离散与团聚。人与人关系的结局，恐怕离散还更多一些。而唐宁犹如一位有心的主妇，以“新天厂”的名义将终将离散的人们聚拢在一起，共同诉说着属于他们的往事。这多么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