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迎春：现代中国家庭关系如马赛克般杂糅︱我们这个家

对于一个在上大学之前没有出过远门的乡村高中生来说，“大学”、“专业”都只是一些模糊的名词。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与社会学结缘是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她在中学老师的介绍下第一次接触到了社会学，并接受了老师的建议，选择了这个专业。

进入大学之后，随着对学科知识的深入学习，计迎春开始对社会学产生了真切的兴趣。“我希望可以借助我的研究，让大家对我们所处的社会了解更多一点点，然后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点。”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下海”成为了一种趋势，还在大学校园读书的计迎春发现，很多人纷纷在浪潮中捞到了第一桶金。她与好友不免也在讨论毕业后究竟是跟随趋势去从商，还是继续求学之路。“我发现我对金钱的喜欢好像比对学术的喜欢要差那么一点。”也正因为此，计迎春一路在社会学领域不断探索，开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选择研究方向其实就是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教授的研究兴趣的匹配，我当时感兴趣的是，人为什么结婚？婚姻制度是否是人类社会一成不变的制度？这种制度又和人类社会的不平等有怎样的关系？”

怀揣着这些问题，计迎春在加拿大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开始关注生育率和避孕行为，之后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的研究主题转向了婚姻行为，探究普通人结婚成家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在对“剩女”问题有所涉猎之后，她开始真正进入了性别研究的领域。

计迎春对性别研究的浓厚兴趣源起于自己在美国人口学年会上的一次关于初婚年龄的学术报告，当时一位英国教授在会后与她就报告主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计迎春的论文结论表明，中国的女性比男性结婚早、结婚率更高，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这一现象没有太大影响。“她指出这个论文的发现和她在纽约时报上读的关于‘剩女’的文章是不一致的。” 由此，计迎春开始关注中国社会婚姻、家庭中的性别问题。

“我发现，研究中国的婚姻家庭离不开对性别问题的深刻理解，而研究中国的家庭和性别问题，离不开对中国转型社会的特殊情境的理解。”计迎春在理论研究中发现，很多西方的人口、婚姻、家庭理论是在西方的情境下发展起来的，在西方工业化、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发展出的不同理论也往往只能解释当时的现象，这些理论对于中国转型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很多人口与家庭现象有“隔靴搔痒、药不对症”的状况。

“作为一个研究家庭、性别、人口的学者，我希望我的故事不仅仅是直接运用西方理论和概念来讲述的又一个中国案例，而是在一个有意义的中国情境下，有本土的理论或者概念的中国故事。”

基于这样的思考，计迎春在2017年于法文期刊Temporalités上首次发表了“马赛克家庭主义”这一概念，从家庭理论入手探讨中国转型社会的复杂现代性。

中国现代家庭制度是传统与现代的杂糅

澎湃新闻：您最近的研究方向转向了马赛克家庭主义，这个概念具体指的是什么？

计迎春：马赛克家庭主义是我在2017年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和理论，这些年我一直在发展、修正和丰富这个理论。为什么叫马赛克家庭主义？从直观的视觉上讲，马赛克是一种不同的元素和色彩并存杂糅的图案。我认为中国现代的家庭关系就像马赛克这种图案一样，传统与现代两种元素在中国的家庭制度中共生、杂糅、交错，又发展出新的东西，传统大家庭所重视的代际关系对现代中国家庭依然重要，同时家庭结构、关系和互动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比如传统父权的削弱，父系母系双系并重，更为平等和亲密的代际关系的发展，从而出现了一种双系多核，代际亲密共生的马赛克家庭模式。

这个家庭理论其实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有很大的关系，我这里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家庭关系的动态，浓缩并构成了中国的传统现代并存的复杂现代性，中国家庭制度的变迁，则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缩影和一个组成部分。

澎湃新闻：为什么说家庭制度的变迁是中国现代性的缩影和组成部分？

计迎春：表面看我们是在讨论中国社会家庭制度发生的变化，实际反映出的是中国转型期社会的现代性特点，体现了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现代性的复杂性和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个探求也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或者现代化理论的挑战。在西方的话语体系里，传统与现代经常是二元对立或者线性发展的。传统更多的是“残余”，是注定要消失的，对人们的生活没有指导意义或者说没有系统性的参照意义，而现代则是一个必然发生于传统之后的现实。

我的研究背后是想阐述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现代性：传统和现代并存。我们的社会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依然有传统文化规范，以及遵循这种规范的实践的大量存在，传统在中国社会里不仅不是一个“残余”，甚至还对塑造中国人的时代精神风貌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澎湃新闻：中国现代社会的家庭关系既然与西方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您觉得中国有可能逐渐演化成西方那种比较松散的家庭关系吗？中西方的家庭关系中是否存在共同点？

计迎春：虽然说我们认为是中国特殊的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社会家庭关系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这也跟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市场经济具有风险性和难以预测性，家庭成员为了规避风险会倾向于抱团取暖，在经济上、情感上、精神上同舟共济，互助共生。

虽然中国的家庭关系有自己的独特性，但是跟西方国家相比，我们也并不是一种孤立的模式。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扩张致使全球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劳动力市场不稳定和经济下行风险的增加，全球范围来看稳定、高薪、有保障的工作从整体上来说变少了。

在发达国家中，年轻人失业或者离婚也会回到父母的家庭中去。以美国为例，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们的代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比以前更重要了一些。特别是有研究还发现，在美国，一些高收入阶层可能会对稳定的亲密关系和家庭关系更为看重和倚赖。

澎湃新闻：根据您的观察，中国现代社会的家庭模式具体是怎样的形态？代际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计迎春：我们现在的家庭模式呈现出一种代际亲密共生、双系多核的家庭体系。首先，这个家庭体系有一个非常微妙的性别维度，不同代际女性的照料和情感连接是这个家庭模式运作的动力和粘结剂。其次，中国社会有着悠久父系家庭结构传统，但在现代的家庭模式中，出现了父系与母系双系并重的新趋势，父系的地位有所削弱，母系的地位出现了上升，出现了一种双系多核的模式。再次，小家庭跟自己上一代的关系更紧密了，呈现出一种互相帮助、依赖的局面。代际的互动主要体现在金钱、情感和照料这几个方面，特别是不同代际的女性在照料和情感上的互相支持推动了这种新型的家庭模式的出现。

为什么会提到金钱？中国代际关系的一个特殊性就体现在这里。西方的亲密关系更多是倾诉型、表达性的，也就是安东尼·吉登斯所提的“纯粹关系”。但是在中国，金钱也是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比如在我的研究中，一些女性提到给父母钱，他们会很开心。他们不一定会去用这个钱，说不定还是把这个钱用到儿女身上。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老人感觉到女儿的关心和孝顺，他们介意的是这种情感，而不是金钱。这里注意，金钱是体现情感和孝心的方式，这个和西方日常性的“我爱你”的表达性情感是不一样的。

澎湃新闻：所谓传统与现代的杂糅，在家庭中是如何体现的？

计迎春：传统与现代的共存一方面从宏观上体现了中国转型社会复杂现代性的社会大背景，一方面在家庭生活这一微观层面上，体现了传统规范和现代实践的并存共生，比如新的性别实践和传统父权家庭规范的交叉、碰撞。

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出现一些新的规范，比如男女平等意识以及家庭中女性地位的提高，或者双系家庭实践的出现和增加。比如不同地方出现的两头住、并家婚、两头带、两头姓等各种富有创意的现代家庭行为。这些新实践、新规范对中国社会的父权传统造成了革命性的冲击。

另一方面，传统的模式依然存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照料、育儿、养老的过程中，依然是不同代际的女性在承担大部分的责任，是女性和自己的妈妈或者女性和婆婆在操劳，这似乎又是传统父权的重申和表达。实际上，不同代际女性之间的情感和照料关系在推动双系多核家庭体系的形成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澎湃新闻：目前中国女性在家庭中还是承担了很多责任，那么中国正在实行的全面二孩政策会不会在客观上使得更多女性回归家庭？

计迎春：我们首先要反思的是，为什么是女性回去？为什么每次出现工作—家庭冲突的时候社会会期待女性回归家庭？为什么这些照料都是女性来承担？

我们现在出现的双系多核、代际共生的马赛克家庭其实就是对于这种日益增长的家庭负担的一种策略性的回应。只依靠一个职业女性是没有办法去应付这么多的家务、育儿、照料方面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上的付出，她需要父系这边的公婆，也需要母系这边自己的父母亲的支持帮助。

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会帮助职工承担一些照料和社会再生产的责任，但是市场经济繁荣之后，随着单位的式微、减负，照料的职责又再次被市场化了，重新回到了家庭里面。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些职责回到家庭身上并不一定说明只应该落到了女性的身上，但是现实情况中这个职责还是落到了女性的身上，这与中国社会传统性别规范是有很大关系的。

其实客观来讲，女性的回归并不一定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之所以有这样的社会期待和实际结果，是因为长期积累的社会结构、制度性因素和传统文化共同发挥了作用。现在我们如果想从这种传统的思维模式中寻找一个出路，就需要打破一些旧有的观念。

我们换个思路来看，女性回归家庭是不是就能带来生育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其实不然。因为女性处在生育年龄的阶段，尤其是在生二孩的年龄阶段，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劳动力。她完成了教育培养，在就业市场上也已经接受了相对完整的训练，是以后社会经济生产力的核心力量。

如果这样的女性回归家庭，首先会出现高质量、成熟劳动力的浪费和缺失，而她的孩子长大成为一个这样的成熟劳动力又需要十几年、二十几年。而且她长期在职场的缺位可能使得她没有办法顺利回到劳动力市场，或者她回到了职场也失去了当初离开职场时的优势，以后她的职业趋势更可能会下行而不是上升。这样的情况其实是对人力资源的重大浪费。

新的实证研究表明，女性劳动市场参与的下降实际上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些年GDP增长的下降。因为她不在劳动力市场里面就没有直接计入GPD的经济活动的贡献，所以对经济的直接贡献就减少了。当然她的无酬劳动也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只是她本人可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认可和经济报酬。

而当其他女性看到这种情况，她们会用脚去投票，从而影响到她们自己婚育的决定和时间。实际上这正是东亚社会，比如日本、韩国、台湾，出现晚婚、不婚和超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配套福利政策应纳入性别视角，关注想生育但有顾虑的人群

澎湃新闻：中国传统的性别规范会驱使女性回归家庭，但是女性的回归其实并不一定真的能提高生育率，也不一定对经济发展有利，那么中国目前在制定人口政策的配套政策时应该如何回应这种矛盾？

计迎春：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很快，几十年走完了发达国家可能上百年的路，我们的社会福利体系跟发达国家相比比还是非常不完善的。虽然我们现在在尝试建立这个体系，但是因为我们人口多、各地发展水平不均，整体的福利水平还是跟发达国家有不小差距。

育儿和养老是社会再生产中非常核心的问题，每个社会都要面对，也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的本质就牵扯到，我们在社会中怎么去看待社会再生产？社会再生产的职责由谁来承担？

美国社会采取的就是非常市场化的模式，照料和社会再生产的责任很大程度上都交给市场去解决，但在西欧和北欧则会依靠社会福利制度，比如建立充足的育儿设施和提供慷慨的育儿假期等等。而北欧在世界上走得尤为前列，他们特别注重有性别视角的人口、家庭政策和举措。中国社会现在也面临了这样的困境，我们要采取什么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建立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需要很长的时间，特别是我们需要对自己社会的家庭关系和它的变化有透彻的了解。比如，我们现在想提高生育率，出台了二孩政策。但最重要的是，人口政策出台之后还需要有很多配套政策跟上。

我认为，在制定人口政策时应该注意纳入性别视角。比如说产假的政策，北欧采取的是家庭假的模式，男女双方都享有这个假期，如果一方不休这个假，它可能就拿回去了。所以一定程度上会促使男性去休这个假。这就是一个有着相对平等的性别视角的政策。

我们来假设一个没有包含性别视角的产假政策设计，它给生了孩子的女性三年假期并且保证支付80%的工资。这看起来好像充分保证了女性的权益，但是当她三年后回归劳动力市场，她的竞争力会怎样呢？而且，如果没有配套的支持和完善的成本分担制度，可能市场上的性别歧视还会加剧。那么一个恶性的循环是，女性在市场上遭受更多的性别歧视和职业瓶颈，在家庭中男女的性别分工更为固化。

再看看这三年的育儿过程中，男性并没有获得假期，他的经济责任也加重，家里的事情都变成女性的事情，这对家庭权力分配和家庭分工会造成很大影响。这样的政策会使得照料基本变成了女性的责任，固化了以往性别不平等的社会规范，对推进性别平等没有帮助，对女性职场的升迁也有阻碍作用。

另外在中国的情境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家庭困境总是离不开代际的帮助，那么配套政策可能就要跟我们独特的双系多核、亲密共生的代际关系联系起来。

举个例子，小夫妻在城市里面，可能就需要有老人过来帮忙带孩子。政策应该怎么去支持这个家庭？这个老年人可能是从偏远的地方来到这个城市里来的，他的生活被拔根了，在城市里面怎么让他在帮助育儿的同时有自己的娱乐和健康管理的空间？这些都需要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考虑进去。

澎湃新闻：如果合理的配套政策跟不上，会有怎样的后果？

计迎春：可能有些劳动力市场上对女性的歧视会加重，女性在家庭中的负担也可能会加重。甚至，有些女性可能会因为社会上的保障支持政策和照料的设施不能满足她和她家庭的要求而不得不回归家庭。而这部分女性的决定和后果会影响到其他未婚未育或者只有一孩的女性的决定和行为，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既难以促进生育率的增长，还影响经济的发展。

澎湃新闻：国家出台的政策对于整体的生育意愿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吗？

计迎春：我们出台二孩政策针对的是人口红利的下降，长期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但是从数据上来看，也就是刚开始两年新出生的人口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现在看来这个增加后劲不足，没有可持续性，生育率下行或者持续的低生育率可能还是长期的趋势。

也就是说不是有了这个政策大家就都去生孩子了，这个和开自来水龙头不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进行的社会中，生活成本很高。对于中产和工薪阶层来讲，一个家庭需要两份收入，光靠一个人工作基本无法养活一大家子。所以当个人和家庭在承担社会压力出现困难的时候，就需要社会去支持，需要各方去分担，这才是国家政策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

生育意愿根本上还是自主选择的结果，任何国家生育率的提高都不是靠单一政策要求而提高的。政策能做到的部分在于，当有些人想生但是因为许多客观困难选择不生的时候，政策可以对这群人施以帮助和支持。政策不能做到的，就是让没有生育意愿的人去生孩子。

因为中国目前的育儿的成本非常大，再加上养老的成本也不小，所以我们的家庭才发展出双系多核、代际共生的马赛克家庭模式。这就会直接影响到生育意愿，也使得普通家庭难以负担二孩的生育和照料成本。

澎湃新闻：现在一些女性有顾虑，选择不生二孩甚至不生育，会不会也有对自己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一些考虑？

计迎春：当女性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赢得了一定的经济独立时，如果传统婚姻制度对她的个人发展可能有负面影响，那么她的教育和经济状况可以支持她做出一个相对独立、理性的选择：她可能会优先考虑个人发展而不是进入婚姻。

这里的情况就是“是否结婚”和“何时结婚”，而这个随之影响的就是“是否生育”和“何时生育”，而生育的时间会影响到时期生育率。

在人口学中，时期生育率不仅和女性生不生孩子有关，还和人口结构以及什么时候婚育有关系。结婚晚的话，生多个孩子的概率就不是很高，人口更替的速度也就大大变慢。韩国和日本就是这样，经济高度发达，但是生育率不高。在日本，已婚夫妇的生育率并没有很低，但是因为很多人不结婚或者结婚很晚，社会整体时期生育率就出现了偏低的情况。

我们以往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客观上提高了女性的地位。独生子女家庭如果只有一个女儿，父母自然会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她身上，这就会促成女性更高的教育成就和经济成就。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更有可能让女性有追求平等的意识，会更加期待一种更平等的家庭关系。而且，女性教育水平提高也能增加她的经济收入，因此在家庭中女性就有了更大的协商权力，能够平等地跟男性共同做决定。

那么如果我们目前的婚姻制度还是支持一种相对传统的性别关系，就可能会使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特别是90后、95后的一代，对“是否结婚”和“何时结婚”产生疑虑甚至退却的心态。这种情况早已经在我们的东亚邻居日本韩国的身上出现。我们发自灵魂的拷问就是，中国新一代的女性会不会和我们的邻居们做出相似的决定？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有很全面的福利政策，但是如果客观上不利于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没有帮助消除性别不平等，那么更多女性可能会优先考虑自己的个人发展而选择不结婚或者不生孩子。因此这些福利政策不仅会影响已婚女性去决定要不要生孩子以及生几个孩子，还会影响未婚女性去决定要不要走入结婚、要找什么样的结婚对象、以及什么时候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