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理性与情感”：跨学科视野下的中西18世纪文化研究

18世纪是现代西方的萌发期，“早期现代”与“现代”时期的分水岭，往前可以溯源至中世纪后期，也对19世纪及之后的西方文明影响巨大。宽泛理解的18世纪一般被称为“启蒙时代”，同时被冠以“理性世纪”和“情感世纪”等称号，也是中西发生政治、经济和文化“大分歧”的时期，具有极其复杂的多元特性。对这个时期加以深入研究需要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学、艺术史、中西交流研究等各专业协同互动，也需要聚焦不同语种和地域的学者共同开拓研究视野。

为推进中国的18世纪研究，践行以跨学科、跨语种交流为旨趣的“新文科”理念，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于2019年11月2-3日在华师大闵行校区召开了第二届18世纪研究论坛（暨“18世纪国际研讨会”）。2018年秋天，华师大中文系首次主办有关18世纪研究的学术会议，聚集起一批国内在18世纪领域有所建树的人文学者。相比首届会议，今年会议规模更大，有来自海内外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近50名专家，与会者的专业和语言背景也更为丰富，更鲜明地提出了“全球18世纪”的研究视野和框架。

11月2日上午，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金雯宣布会议开始并主持开幕式，华东师大中文系书记王庆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宏图做开幕致辞。国际18世纪研究学会会长、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历史系荣休教授Penelope Corfield，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江宁康，纽约皇后图书馆劳瑞顿分馆馆长王小良分别做主题发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耿幼壮点评。当日下午开始，八场分组讨论展开了聚焦而深入的专题研讨。

Penelope Corfield教授在做主题演讲。

欧洲科学院院士Penelope Corfield在演讲中回顾了她二十年来对“脱帽礼”等早期现代日常交往礼仪的嬗变的研究。她首先指出，人们的日常礼仪很少留下书面的记载描述。尽管各色礼仪手册为社会交往制定规范，但并不能代表日常生活的真实面貌。所幸，我们可以在书信、日记、戏剧、游记和绘画中找到许多相关证据，并结合制帽业和帽子形状的演变，艰难构建出日常问候礼仪发生变化的缓慢历程。从18世纪开始，传统的问候方式逐渐式微，男性的行礼方式从深鞠躬逐渐变成点头与以手触额，而女性的深屈膝礼则演变成简易的浅蹲。同时，一种全新的问候风格悄然兴起，昭示平等和互信的握手礼在商业合作和人际交往中迅速普及。握手成为新的外交规范、商业合作、同阶层人士间友谊、社团忠诚等现代社会关系的标志，书籍中和建筑上经常出现握手的装饰图案，绘画作品（如1769年油画《布拉德肖家族》）中也偶然能找到对于握手礼节的记载。简·奥斯汀小说中的细节说明握手礼开始出现在男女之间，社会中下阶层也在同时受到日常问候礼节变化的影响。不过，即使在1830年的美国，跨阶级、跨种族人群之间的握手仍然很少，说明民主平等观念的到来与其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最后，Corfield教授指出，她并非主张以日常礼仪的变化为征兆彰显西方社会的“进步性”，她深刻理解全球文化演变的多元路径。

江宁康教授做了题为《现代西方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和启示》的报告。他认为，当今欧洲各国出现的民粹主义和反移民浪潮反映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主体认同的巨大危机，而认知这种危机的源流不仅需要了解当今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矛盾，也需要熟悉现代西方各国民族主体身份建构初期的不同轨迹和特征。他指出，欧洲在17、18世纪发生了重大的政治文化裂变，西方各国在建构自身民族主体认同的道路上经历了不同发展轨迹和演变事件，都借助于文学经典的传播而不断延续和强化。然而我们对于“西方”这一个概念始终难以形成复数的“西方S”概念，因此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论述中常常形成“一个中华与多个西方”的混杂论述而不得要旨，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与反思。

美籍华裔学者王小良在报告《美国革命与儒家文化》中提出，中华文化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要作用。他首先引用了学者Sarah Schneewind的论文，说明周武王的《泰誓》与美国《独立宣言》之间在修辞和结构上的相似性，但同时指出Schneewind的论文仍局限于文本阐释。通过考察约翰·亚当斯的书信、托马斯·杰斐逊自传与其对《圣经》和《诗经》片段的剪贴，以及富兰克林的理想政治制度，王小良发现了美国民主制度建立背后中国文化的蛛丝马迹，进而得以阐述中华文化在美国民主制度建立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作用。

主题发言现场。

主题发言之后的八场分组讨论中，两组围绕“情感与认知”主题，两组围绕“中西交流”主题，其余四组分别聚焦：法德思想史、法德文学史、菲尔丁和斯威夫特等主题。

在“情感与认知”专题的讨论中，扬州大学陈书焕考察了英国批评家罗斯金对法国革命前后历史裂变的态度及其艺术批评理论所包含的历史书写理论。深圳大学陈师琴以英国诗人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的《法国难民》（The Emigrants, 1793）为分析对象，说明法国大革命向雅各宾暴力政治转变阶段中对“同情”和“正义”观念的复杂态度。 湖北大学陈西军考察英国精神自传的杰出代表约翰·班扬的《罪魁蒙恩记》，分析其中呈现的个人主体性经验表达与《圣经》权威规范之间的潜在张力。范一亭比较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玛丽》（1788）、《玛利亚》（1798）与奥斯丁《理智与情感》（1795/1811）中对于女性知性和想象力态度的异同，说明奥斯丁作品拥有继承又改造激进思想的特质。四川大学郭峙含探析荷兰17世纪画家维米尔在其室内风俗画中构图范式的变化、对恒定物件的使用以及光线的变幻，指出这些“物的空间句法”集中体现了带有17世纪中后期过渡性特征的新型观看模式。华师大金雯综述了18世纪“推测史”的进程和分支，指出它们与同时期情感观念——情感与知性和理性彼此割裂却互为基础和补充——之间的共振。湖北大学李家莲梳理苏格兰启蒙学派的情感观点，指出休谟、哈奇森、休谟和斯密等思想家构成的思想和社会网络代表了18世纪情感理论的重要派别，在美学、道德、宗教、政治经济学等领域著书立说，在情感话语中造就了一个从感官形态到同情形态的转变。黑龙江大学魏艳晖对小说《帕梅拉》进行细致解读，对作品与大量边缘文本（如色情写作和女性道德规范手册）的互文对话关系做出探究，指出小说中的美德遮蔽、抑制、规训性愉悦。东北师范大学刘曼慈对18世纪中英格兰的养老方式中的性别差异问题进行探究，指出老年男性、老年女性在自我支持、家庭养老、救济养老等三方面存在鲜明差异，都展露老年人在整体上所处的弱势地位及老年女性面临的特殊挑战。北京大学逯璐研究谢里丹的反黑斯廷斯演讲中的感伤修辞，她指出，18世纪的剧院是党争角逐的阵地，谢里丹具有剧作家、政治家等多重身份，他的演讲与戏剧《造谣学校》都挪用戏剧技巧和感伤修辞，以达成将政治话语转换为戏剧话语的目的。

围绕“中西交流”这一主题，上师大纪建勋从观念史与翻译的双重角度来考证“天主”如何与“DEUS”联系在一起，并最终在“中国礼仪之争”这场中西文化的大争论之中脱颖而出。“DEUS”—“天主”的命名既是汉语神学的滥觞，更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个典范案例。华东师大蒋向艳通过研究十八世纪，法国来华耶稣会士韩国英对《诗经》七首的翻译，指出译者在翻译时不仅展示了中国道德和统治的基础——“孝”，并且在原诗中植入了天主教的内涵，使得中国传统的孝道与基督宗教精神相糅合，实现了儒耶之间的一场成功对话。上师大施晔通过对瓷塔传说的产生、欧洲君主的造塔梦、瓷塔意象的东西互文三个方面的研究指出人类文化的相互流通与影响是必然、恒久且充满冲突与误读的; 另一方面，瓷塔的兴衰历史也折射出17 至 19 世纪三百年里欧洲的中国想象及自我身份确认的嬗变。广西艺术学院吴瑞林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中华帝国全志》书中丰富的插图上，指出卷三中两幅表现耶稣会士功绩的插画在很大程度上将已出版的书籍插图进行重新编辑，这个变化揭示出 18 世纪“中国风”图像制作受到“礼仪之争”的影响。上师大姚云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入手比较《爱弥儿》中种豆的悲剧与《社戏》中偷豆的喜剧，梳理了法国重农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卢梭接受史，并分享了有关《爱弥儿》“种豆”场景中体现的产权悲剧，指出中西视角的差异激发了“启蒙”概念在西方主流话语和中国现代文化社会转型中的所面对的不同困境。山东大学冯佳从财税这一新颖的角度对洪任辉事件进行考察，指出清廷对洪任辉事件的敏感是由于洪任辉有关免除加征关税的诉求实则触碰了清廷一个不能言说的秘密——粤海关税已然成为皇室财政收入扩张的重要推力之一。此事也呈现了鸦片战争前中西方交流过程中对制度差异的解读与误读。上师大洪淑倩指出，在 19 世纪法国风俗研究的大背景下，巴赞对元杂剧进行了大规模的译介活动。因自身律师职业的原因与19世纪社会史的盛行，他在翻译中与其师儒莲等早期汉学家不同，已经不再以语言学习为目标去翻译中国戏曲，而是始终以风俗为主导。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王冬青通过追溯“四大发明”论的“前史”，指出欧洲学者普遍对中国的科技水平持贬低态度，认为中国缺乏“思辨性科学”，质疑中国发明的“现代性”，这种“四大发明”论折射了全球现代性的结构性矛盾。浙江大学周凝试图从礼仪之争的反对派法国主教博絮埃的通信出发，论证当时法国境内理论家发起的“礼仪之争”绝不仅仅是为“探讨真理”或是出自对外来文化的抨击，而是有利用文化冲突制造声势、促进境内的宗教统一政策实施的动机。

在“法德思想史”专题中，华东师范大学黄金城分析了后康德哲学语境下的产物、匿名残篇《最初体系纲领》，认为其思想内容契合荷尔德林的统一哲学理论，以使得自然和自由得到和解的方式克服突破康德思想框架，旨在纠正启蒙主义狭隘的科学理性，批判揭露现代国家的机械论本质，并勾勒政治解放、社会团结的乌托邦社会想象。中山大学许楠分析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对于战争权的获得以及正当使用的情况的论述，初步勾勒出了孟德斯鸠正义战争和文明征服论的建构过程。中国社科院杨稚梓介绍《堂·西尔维奥历险记》这本小说，根据布鲁门贝格的四种现实概念（即此刻明证性的现实、被保证的现实、自身一致的背景成为现实和不能顺从于主体的现实）来分析小说通过其主角塑造所流露的现实观念。

在“菲尔丁专题”的相关讨论中，上海交大黄麟斐指出18世纪的英国消费社会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伦理形成挑战，在小说《阿米莉亚》中，菲尔丁就消费问题，尤其是奢侈消费问题针对不同阶层提出了不同的规范和策略，以应对人们所面临的困境与危机。武汉大学杨文慧讨论并质疑了菲尔丁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学者这一身份，提出在菲尔丁身上，超越功利的基督教道德和世俗的实用主义道德兼而有之，而这种道德观的两面性使其塑造出身上具有消极而被动之美德的主人公们。武汉大学田津对比考察了菲尔丁小说《汤姆琼斯》中绅士狩猎与猎艳两种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了其背后存在的法律特权，探讨了作品中诗性正义实现的途径和方式。武汉大学朱宾忠《从菲尔丁的小说看英国18世纪社会治安和法制状况》讨论了菲尔丁小说中严重的社会治安和法治不彰等问题映照和批判英国社会，但菲尔丁的作品中不乏优秀司法从业者们捍卫公平与正义的事例，为英国社会晦暗的法治状况涂上了一抹亮色，显示出菲尔丁的社会信心和改良主义倾向。

围绕“法德文学史”，扬州大学马莉细致挖掘了18世纪法国报纸及各类期刊中涉及的中国相关主题，并对其源流及特点进行了深度解析，显示出高度严谨和审慎的研究风格。中国政法大学的马莎莎与南京邮电大学的沈亚男同为法国启蒙后期思想家萨德侯爵研究者，马莎莎集中论述萨德作品的“杀婴”主题及萨德式暴力美学，并指出其与中国形象的关联，说明萨德的写作是一个展开跨中西文化研究的独特角度。沈亚男老师细致挖掘了萨德生平及其作品在1830年代，即法国浪漫主义初期的接受情况，使用了主题学、形象学、美学等多种研究方法梳理萨德“黑色浪漫主义”的思想和形式特征。福建师范大学的彭建华老师就“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梳理。他强调希洛泽与维兰德对“世界文学”下的定义，并指出“世界文学”至少在18世纪末已经在出版界被广泛使用。

“斯威夫特以及漫长的18世纪”专题讨论中，东北师大陈彦旭认为司各特在《艾凡赫》、《女王越狱记》等多部历史小说中都回应了英国王权在摄政时期遭遇的信任危机，对“王权”与“民族”、“阶级”、“英国性”、“骑士精神”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反思与阐发，强化了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君主对于建构团结统一的民族国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中山大学范若恩以雪莱诗歌中的“multitudes”一词的数个译法入手，讨论了从《理想国》中的“多头怪”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中的“猪猡般的群众(Swinish Multitude)”的话语脉络，由这种有趣的“拟兽修辞”又进一步扩展到了“群氓”的定义与内涵，最终对开头提出的对于“multitudes”的不同译法做出了回应。上师大成桂明将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置于英格兰“古今之争”的背景中进行考察，讨论17世纪古今之争中“艺术”与“科学”的比较与内涵转变，并指出斯威夫特以讽喻的方式贬低了现代派鼓吹的进步观念。杭师大时霄关注斯威夫特作品中的“讽刺”(satire)问题，并指出建构一种“讽刺诗学”的可能性。他认为，18世纪人们对“satire”词源的理解从“萨提尔说”过渡到“杂烩说”，体现了对文体多样性的更大的包容性，这种杂糅特征即当代学者所称的“梅尼普斯”传统。 厦门大学厉伟亦关注18世纪英国社会道德滑坡的现象，他通过分析当时“买卖妻子”、“秘密结婚”等事例对当时宗教控制的松散以及民众家庭伦理的堕落进行分析，并结合当时英格兰上层人士发起的移风易俗运动对斯威夫特的“布道文”进行阐释。

在11月3日会议总结中， Penelope Corfield介绍了国际18世纪研究学会的架构，并表达了与中国学者开展更多合作的强烈愿望。华师大教授金雯和周保巍则介绍了华师大中文系和全球思想史中心等研究平台与资源，并展望中国学者积极参与“全球18世纪”研究的前景。与会学人表达了在会后继续充实与加固中国18世纪研究学术网络的共同愿望，力求保持与国际学界的密切联系，不断完善线上线下持续、深度互动的跨学科学术交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