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犯罪学学会会长黄河：观照现实是犯罪学研究的历史使命

中国犯罪学研究成果如何观关照现实？这一议题成为当下中国犯罪学研究的新思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注意到，在中国犯罪学学会第28届学术研讨会上，中国首部犯罪治理蓝皮书首创“犯罪治理指数模型”，为科学衡量、客观评价国内犯罪治理成效提供了可行性方案。

“中国犯罪学的研究成果要观照现实,不能搞‘闭门造车’书斋式的研究，这是犯罪学学者的历史使命。”中国犯罪学学会会长黄河指出，作为首部全面统计犯罪数据及梳理犯罪学发展的文献，《中国犯罪治理蓝皮书》（以下称《蓝皮书》）为中国犯罪学学人汇总整理了不同部门发布的、不同类别形式的官方犯罪统计数据，以《蓝皮书》为数据收集、研究分析的工具平台，力图解决中国犯罪学缺乏统一数据来源的难题。

与此同时，中国犯罪学学会还将按照年度犯罪趋势和治理状况，定期将《蓝皮书》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中国法治建设的建议意见，服务保障新时代国家有效惩治犯罪、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实现社会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制定。

值得关注的是，10月28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明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航程。

中国犯罪学研究如何精准呈现犯罪治理现状和成效？如何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智识和力量？近日，澎湃新闻就此专访了《蓝皮书》主编、国家检察官学院院长、中国犯罪学会会长黄河，《蓝皮书》执行主编、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应培礼。

中国首部犯罪治理蓝皮书，把脉年度犯罪治理态势

澎湃新闻：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您看来，中国犯罪学的研究成果如何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力量？

黄河：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强调，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是全国检察机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体现检察担当。

具体到中国犯罪学研究，如何更好更优地为国家和社会提供犯罪学研究产品,如何更好地观照现实，成为其面临的重大历史使命。

中国犯罪学研究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通过定期编纂并发布《中国犯罪治理蓝皮书》的方式，引导理论和实务更多地聚焦中国犯罪学的学术热点、展现中国犯罪学的年度状况、探索中国犯罪学的研究方向，促进中国犯罪学的研究范式从定性分析到实证研究进化、从“闭门造车”书斋式的研究向观照现实、研究中国问题进化、从对传统犯罪的研究向对网络人工智能时代新型犯罪的研究的进化，从而不断推动中国犯罪学研究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服从服务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

澎湃新闻：能否介绍一下《蓝皮书》编撰的背景、过程和目的？

黄河：21世纪以来，新科技、新业态不断涌现，犯罪形态和趋势已经并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加强对各类犯罪现象的原因分析、治理方式、治理成效、犯罪预测、犯罪预防、罪犯矫治的系统研究，是广大犯罪学科研工作者服务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契机，也是一份重要的社会责任。

2019年1月起，受学会委托，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应培礼依托华东政法大学犯罪学学科基础和研究团队，吸纳校内外专家学者组成项目团队正式启动《蓝皮书》编撰工作。编纂过程中，学会专门组织多轮专家论证会，并逐一征求学会副会长们专业意见和修改建议。历经6个月的不懈努力，《蓝皮书》终于如期付梓。

这是中国首部犯罪治理蓝皮书，全书分为2018年度中国犯罪治理状况、2018年度中国犯罪态势分析、2018年度影响力案件研究报告、2018年度中国犯罪学学科发展动态、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犯罪治理等五章，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和整理已经公开发布的犯罪数据，形成口径统一、标准一致的年度数据汇编，呈现年度中国的犯罪态势，搭建了中国犯罪数据统计和治理评估的分析框架。

一般的个人或者组织机构是没有决心和能力从事这样的研究：一方面是缺乏数据样本的收集整理能力，另一方面是缺少犯罪学专业知识和方法论的指引保障。

我觉得，通过不断丰富数据案例、吸收理论和实务力量参与，一以贯之地持续编纂《蓝皮书》，既是中国犯罪学学会的历史使命，也是全体中国犯罪学学人的学术梦想。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蓝皮书》有哪些主要特色？

黄河：《蓝皮书》首先根据犯罪统计数据和整体犯罪态势，建构相应的犯罪治理指数模型，从而直观的展现各类型犯罪治理的现状及其效果。下一步还将进一步细化到各省级区域的犯罪治理指数，为各地区治理犯罪提供科学保障和理论指引。

其次，《蓝皮书》聚焦年度社会影响力大的案件，通过专题犯罪学研究报告，剖析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件成因，根据不同类型犯罪的特征，提出预防和治理犯罪的建议。

最后，《蓝皮书》在“中国犯罪治理状况”“中国犯罪态势分析”“影响力案件研究报告”“中国犯罪学学科发展动态”等“基本动作”之外，还安排了年度特别策划版块作为“自选动作”。首期《蓝皮书》聚焦“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犯罪治理”，对40年来我国整体犯罪趋势、主要犯罪成因、重要犯罪对策进行了回溯性评估，从而在更广的时间维度上，把握中国犯罪治理的来龙去脉，提振中国犯罪学的“社会性”。

首创“犯罪治理指数模型”，科学反映各地犯罪治理水平

澎湃新闻：中国犯罪学研究目前还存在哪些不足？

黄河：与国外犯罪学的发展历史、研究范式、学科影响相比，中国犯罪学不仅起步较晚、发展较慢，而且长期习惯于文献研究、疏于实证研究，导致犯罪学的社会供给明显不足、学科影响不断弱化，作为一体化机制前端的犯罪学，俨然成为了“整体刑法学”中可有可无的一极，成为了刑事法治现代化的一块短板。

此外，由于需要大样本地观察犯罪现象，犯罪学实证研究不可避免地需要数据收集、统计分析、长期跟踪、资金支持，这些因素成为了横在中国犯罪学人面前的“拦路虎”。

同时，在当下的学术评价和高校考评的双重机制下，很多犯罪学人“不得不”转移阵地，舍实证研究而为规范研究，求定性分析而弃定量分析。

澎湃新闻：中国犯罪学学科建设和当前犯罪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黄河：就中国犯罪学学科建设而言，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批由高校、科研院所的犯罪学、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理论研究人员，以及立法、侦查、检察、审判、刑事执行、行政管理等领域的实务部门专家组成的，以犯罪学研究为中心，多元学科参与的犯罪学研究队伍。

目前，中国犯罪学学会也正在努力吸引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鼓励和引导各领域专家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和研究中国犯罪问题，并全方位、系统性地提出中国犯罪治理对策，不断提升中国犯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就当前犯罪学研究的重点领域而言，首期《蓝皮书》作了重点聚焦和学术梳理，既包括反恐怖主义犯罪、金融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环境食药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传统犯罪，也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数据等前沿技术下所衍生的新型犯罪。

简言之，当前犯罪学研究紧紧聚焦于国家发展的战略大局，特别是围绕服务保障打赢三大攻坚战，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指导价值的成果，既有对当前犯罪治理得失作了评估总结，也前瞻性地对未来犯罪的趋势给予了预测分析。

澎湃新闻：近年来，中国犯罪治理呈现怎样的态势？

黄河：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社会综合治理高度重视，特别是2018年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进一步加强了党对政法工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的统筹协调，加快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国犯罪治理呈现了“稳中向好”的整体态势。

具体来说，从刑事发案率来看，2015至2017年间呈现明显的年度递减态势，较之于2015年的刑事立案数（717.4037万件），2016年下降14.7%，2017年则进一步下降23.6%，刑事立案总数减少了169.1467万件，特别是包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强奸等在内的严重人身犯罪案发率明显降低，既减少了入罪的总量，又压缩了重刑适用的空间。

不仅如此，公安机关受理和查处的治安案件也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017年全年受理治安案件1043.6059万件，查处960.9333万件，较之2016年数据，受理案件数降低9.4%，查处案件数将耕地9.9%，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下降1%。应当说，社会整体治安整体向好，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正在提升。

尽管如此，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由于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犯罪治理能力和水平上还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部分地区的差异甚至可以用“鸿沟”来形容。首期《蓝皮书》将犯罪钟（即犯罪时间表）、犯罪率、人口密度和GDP等指标系数，纳入到犯罪治理指数模型中，大体上估算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治理状况，其中，江苏、广东、上海等省市犯罪治理能力较高、治理效果良好，部分省份的治理指数相对落后，亟待出台社会综合治理的举措，不断强化本区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

澎湃新闻：《蓝皮书》首次提出“犯罪治理指数模型”，是如何构建的？与以往相比，这一成果有何创新和价值，还有哪些改进空间？

应培礼：传统犯罪学宏观评价某一地区犯罪情况，常以犯罪数或者犯罪率为依据。由于不同地区人口数量不同,依据犯罪数测量某一地区犯罪情况存在较大误差。实践中,更多以犯罪率为评价依据。然而，我们发现一些国内外犯罪治理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存在较高的犯罪率，这与较多的犯罪诱因和较强的犯罪发现、打击能力有着密切关系，直接根据犯罪率来评价一个地区在犯罪治理方面的水平并不能反映该地区真实的状况。

《蓝皮书》所提出的犯罪治理指数模型，克服了单纯采用犯罪率评价犯罪治理状况的缺陷，所采用的指标均来源于官方统计的公开数据,非问卷调查形式的主观评分,更具客观性。通过大量的观察和数据比较,我们发现不同地区在犯罪治理难度上存在显著差异、那些人口密度高、经济发达的地区和环境更容易引发犯罪,即不同地区在治理犯罪时、所面临的治理难度并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们治理犯罪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犯罪治理指数模型”是数据分析科学在犯罪学中应用的一种有益尝试，我们希望在能够收集到的客观数据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区治理犯罪时的先决条件差异，并根据治理效果，摸索一套评估各地犯罪治理情况的指标体系，改变单纯以犯罪率或犯罪数进行评价的缺陷,更加科学地反映各地区的犯罪治理水平。

同时，由于属于首次尝试、受数据来源较少、引入的指标不多,以及模型还存在一定局限性,我们提出的“犯罪治理指数模型”客观上存在着不足和短板，因而在评价一个地区犯罪治理水平时尚不能完全与真实情况相对应。

澎湃新闻：《蓝皮书》第二章“2018年度中国犯罪态势分析”中，收集了大量的犯罪统计数据，涉及全国23个省市。您如何评价整体犯罪态势发展情况？

应培礼：上述数据全面覆盖公安、检察院和法院三大司法业务部门，对全国23个省市的犯罪数据构成进行了统计，同时基于数据分析方法，从不同维度描述和研究犯罪态势并建立了犯罪治理指数模型，提出建议和对策。

犯罪统计数据有利于专家学者们在犯罪学领域和刑法学领域开展实证研究，也有利于司法实务部门了解全国的犯罪治理现状。但由于有些省份、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犯罪治理数据公布滞后，统计口径变化，导致研究团队无法收集最新数据、无法全面描述，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详细地公布数据，如果可以进行全样本采集分析，效果会更好。

研究成果要观照现实，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智识

澎湃新闻：《蓝皮书》对现阶段“扫黑除恶”斗争有何指导价值？

黄河：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严打” 、宽严相济等基本的刑事政策，《蓝皮书》也对影响深远的“严打”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了探讨，这对现阶段“扫黑除恶”斗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们试图在一些重点领域做一些深入的犯罪学研究。比如，结合现阶段“扫黑除恶”斗争，我们要认清犯罪的新形势新变化，运用犯罪学的新知识新技术，探索犯罪治理的新理念新方法，形成犯罪治理的新对策新机制，避免“扫黑除恶”斗争走向扩大化或缩小化。

澎湃新闻：中国犯罪学的研究成果如何才能更好地观照现实？

黄河：研究要融入到火热的社会生活、国家治理等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焦点问题上，中国犯罪学治理蓝皮书的重心也是基于务实。

《蓝皮书》在注重犯罪数据统计分析的同时，还密切关注国家年度刑事政策的动态，包括立法修订、实务热点，并对相关刑事政策效果进行学理评估，实现从“犯罪治理”到“治理犯罪”全方位效果的评估分析，从而落脚于中国犯罪治理的当下，扎根于中国犯罪治理的本土，塑造中国犯罪学的“现实性”。

《蓝皮书》呈现年度中国犯罪整体态势,为中国犯罪学学人解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难题。同时，中国犯罪学的研究成果要观照现实,不能搞“闭门造车”书斋式的研究,要以服务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政策制定为己任,要倡导紧密贴合刑事政策科学化的理论研究。

中国犯罪学还要更为广泛地将学术成果辐射到交叉学科、影响到政策制定，通过形成犯罪治理共识，推动刑事政策的科学化、有效化，不断提升中国犯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澎湃新闻：在研究成果上，今后有何打算？

黄河：《蓝皮书》是我国第一本全面统计犯罪数据及梳理犯罪学发展的文献，为我国犯罪学研究人员提供了相对完整的数据，结束了我国犯罪学研究缺少数据的历史，为我国犯罪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后，我们每年都将有一部反映中国犯罪治理现状的《蓝皮书》出版，希望这一研究报告，可以为政府、社会治理和防控犯罪提供政策依据，发挥它的价值。

同时，数据的长期积累会描绘出我国犯罪治理的历史轨迹，为国家层面制定刑事政策提供了客观的理论依据，期望这一研究能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提供智识和力量。

我们还希望中国犯罪学学会能够搭建这一开放性的研究平台，吸引有识之士加入到犯罪学研究的阵营和团队，一起贡献智慧，以《蓝皮书》为学术平台，集中国犯罪学人的智慧，发中国犯罪学的声音，不断总结犯罪治理的中国经验，并以此与国际犯罪学同行交流、对话，重点聚焦跨国跨区域的非接触型犯罪，努力推动全球犯罪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