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笔记｜礼物，大洋两岸荣耀着的古巴人

关于人在社会结构中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问题，不少社会学家、科学家、心理学家都从各方面提出了不少的著名的理论。英国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与进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曾经提出，在人类社会各种现存的组织中，人与人之间所能维持的稳定的互动关系的规模是150人左右；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指出，如果以个人为中心，一个人的影响力最多能够泛起“三层涟漪”，分别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朋友的朋友”“我们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三层之外我们的影响力就会消失。米尔格拉姆将这个数据给浪漫化和具体化了，他认为，世界上不管距离多遥远的两个陌生人，只需要通过六个人的传递他们就能取得联系。通过社会学家们不限的努力，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提取出的理论，抽象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简化成为了简单明了的数据和指标。从这个角度上看，这似乎使得“交朋友”这件事情的本质变成了社会关系的分享和叠加，而“友情”也成为了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和和参与的各种现存的组织结构的媒介。

还没有进入古巴之前，通过老师和朋友的帮助，我在国内认识了两个长期待在中国的古巴朋友，也正是因为这两个朋友的社交分享，我逐渐打开了在大洋彼岸的社交圈子。他们一位是在中国留学的古巴留学生聪 ，他学习了中文八年，在中国完成了硕士学位，现正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另一位是已退休的编辑老伊 ，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已经24年。我从不同的途径认识地他们，但最后发现他们竟然是特别好的朋友。从初识，见面，到深入的了解，两个人都为我在古巴的生活和研究的课题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他们古巴朋友的联系方式，并打电话嘱托他们在我到古巴之后要尽己所能的帮助我，希望这些能使我的古巴之行顺畅无阻。当看到一个个标注着古巴地区的联系电话出现在我的通讯录中时，这种带有浪漫色彩的远距离勾连使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人性中善良和美好品质的共性以及社会关系分享与叠加的存在。

在我无以言表内心的感谢时，他们对我说让我不要对此感到有压力，在中国多年的生活经验和学习经历使得他们知道，现在国内对于古巴认知非常的有限，甚至在很多游客写的游记中充满了对古巴的误解。两个人都表达了希望能通过我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真实的古巴，中国和古巴是好朋友，好朋友之间应该更好的了解彼此。两个人的真诚无私的帮助使得我的这趟古巴之行充满了神圣感和使命感。

“请为我带去我的思念并寄过来他们的笑脸”

跟老伊的相识来自朋友京的介绍，从刚认识的日子到我出发的那天，我们总共见过三次面。老伊1995年到达中国，曾在新华社担任外刊编辑一职。作为一名长期活跃在Facebook上的写手，老伊无疑成为了中古文化交流的积极传播者。他热爱摄影，经常拿着相机在街上记录那些他觉得带着文化内涵的照片，然后将它们分享在他的Facebook上，同时他也为那些具有古巴时代背景的照片做注释写文章做介绍，他说这是让古巴的朋友了解中国以及让中国的朋友了解古巴的方式。老伊给了我有关于古巴的各种信息，从古巴当前国内因为特朗普的加紧封锁而出现的各种社会状况到哈瓦那哪条街哪个地方值得一看，哪些人需要小心注意等问题事无巨细。在得知我的课题与研究计划之后，他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支持，认为我的这个课题非常值得一做，有关于“San fancon”的调查报告会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在古巴发展，也能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古巴人的精神世界。老伊的支持很快就落实到他的行动上，他开始动用他强大的社会关系帮我联系了接机，住宿以及调研中会对我有极大帮助的当地牧师和朋友。面对我无以言表的感激，老伊仅仅跟我说这是“为人民服务”，让我不必为此感到有压力。他说他唯一的请求就是希望我能够将一些东西带给他在古巴的朋友，并能跟他们合照，他很想念他们，这是他唯一能为朋友做的一点点事情。他言语中透露出的真切情感让我很感动，我承诺一定会将所有礼物安全送达每一个人的手中。

老伊让我带去的礼物很简单：给Raquel怀孕的女儿的一盒西洋参口服液；给Mariem一个价值450元人民币的二手华为手机以及给Odelyn的一盒德芙巧克力，一小套化妆刷一块电子手表和装电池的电动梳子。我困惑不解为什么要送这些东西，但是看老伊郑重其事的样子，我知道这些礼物肯定有它的意义所在，所以并没有多问。

有关于礼物的疑惑在到达古巴之后送礼物的过程中慢慢解开。首先送达的是给Raquel女儿的西洋参口服液。在我刚出何塞马蒂机场门口的时候，老远就看到一张高高举着地写着“小Tang Benita”的牌子，牌子下边是四处张望寻找我的Raquel和她的弟弟以及弟妹。听到他们因为和老伊信息交流错误，在30℃左右的机场已经等了我4个小时时，我对此感动和愧疚不已。坐上Raquel弟弟的老式“拉达”，手挂挡碰撞的声音和柴油机轰鸣的声音让我切实感受到古巴交通工具的历史感。我将带过来的西洋参口服液交给Raquel的时候，她对我连说了多次感谢。她给我解释到这个药是给她的女儿的，她的女儿曾经在北京上过四年的大学，会说一些中文，这个登机牌就是她做的。女儿怀孕5个月，现在在国内一个中古合作的企业上班，她的身体现在特别的虚弱。国内的医生建议她补充西洋参口服液以此来增加免疫力，然而古巴难以买到这种药，即使能找到价格也特别的贵，她女儿一个月的工资只有20多cuc（约合人民币150元）, 在国内根本买不起这种药。当她们从老伊那听说我要来古巴并愿意为他们带来这种药时她们特别感激。看着那版仅仅价值58块的西洋参口服液，我突然感到很难受。这种难受一方面为我的行李重量有限没能给她们带来更多的药品感到遗憾，同时也有同情和震撼。

送出的第二份礼物是给Maria的手机。到达古巴后的第三天，Maria通过What’sup跟我取得了联系，说要上门拜访。我生怕会给房东一家带来不便，于是跟房东说我和Maria约在楼下见面就行，不会进来她们家里的。房东很奇怪地问我，为什么我要在楼下跟客人见面，这样子对客人是很不礼貌，我应该把她邀请到家里才行，她们很欢迎朋友的上门拜访。我多余的担心在得到房东的答复之后得以消除，我于是回复Maria约下午四点见面，并告知了她我现在的家庭住址以及门牌号。思维惯性再次告诉我，拉美人的时间观念通常具有滞后性，我可能会在四点半五点左右才能见到Maria。然而，这样的想法在下午三点五十五房子的门铃响起时被打破。满带笑容的Maria跟她的丈夫一起前来，一进门就跟房东一家和我进行了贴面礼。她们为我能把老伊送给她“最好的礼物”带到古巴来感到万分的高兴，房东的妹妹Magalin看到我带给Maria一个手机连夸我真是一个好的中国女孩。我很好奇一个价值450元的二手手机为什么能作为“最好的礼物”，为什么能让Maria和Magalin这么高兴，他们表露出的极度开心让我有些不解。然而在这个充满着新的一套交往规则的地方多次碰壁之后，我只敢小心翼翼地试探交往，所以当着他们的面我并没有直接询问原因。

这个疑惑一直到在我办理当地的电话卡，逐渐深入了解古巴国内的基本状况时才得以解开。刚到古巴两天，每3兆6元的国际漫游使得我的手机迅速停机了，我跟房东一家表达了我上网需求的问题，问他们怎么才能买到国内来古巴旅游的游客提到的那种Wifi网卡。房东妹妹的女儿Mariem跟我解释到，在古巴有两种上网的方式，一种是像我说的那样购买Wifi卡，但这种卡极不方便，要到有Wifi的公园，酒店或者学校等地方才能上网，两个小时2CUC（约人民币15元），不限流量但限时间，但也不要以为那种Wifi会很快，一般也就是3G的速度，这是给那些短期在古巴待的人用的；另一种是古巴人才能用的卡（SIM），需要用当地人的身份证才能办理，办理一张当地卡需要40CUC，其中30CUC是为了买卡，10CUC存在卡里做话费，而这10CUC中又包含了7CUC买的600兆流量和3CUC每分钟0.25CUC的话费。Mariem告诉我，在古巴，一个古巴人的身份证只能办理三张这样子的卡，她已经办理过一张了，但她表示如果我有需要的话，她愿意用她的身份证帮我开一张当地的卡，这会让我方便和便宜很多，我感动不已。办卡的地方离住的地方只隔了两条街，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熙熙攘攘的排了十个人左右的队伍。Mariem大声地叫唤了一下“Ultimo?”人群中最后一个人举起了手，Mariem叫着我站在了他们后边。Mariem告诉我，在中国你们肯定没有这样的“文化”，但在古巴这种“文化”是独特的，因为古巴处处都需要排队：无论是公交车站，银行，商店，药店，打印店…..只要有很多人排队的地方，你都需要大声叫一下“Ultimo？”确认了谁是最后一个人之后站在他们的后边；同样，当别人这样叫唤的时候，如果我是最后一个，我也需要举起手来示意我是最后一个。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情让我觉得十分有趣。Mariem告诉我，虽然在古巴处处都需要排队，但几乎没有人会插队，对于那些插队的人，他们会遭到白眼和唾弃，人们叫这样的人为“Descaro simberguenza”（无耻的无赖）。

营业厅里的经历让我知道了为什么对于古巴人来说一个450元的华为手机已经是一份“最好的礼物”。Mariem帮我办理电话卡的时候我四周转了一下,营业厅的各个地方都写着“ETECSA”这几个字母，这让我很奇怪。在营业厅的中间，两米左右长的玻璃框展示架里边空荡荡的只有一台华为荣耀6的手机，但是它的价格标到了240CUC（约合人民币1700元）。我仔细看了一下它的配置之后也让我觉得十分的奇怪，因为刚好四年前我给妈妈买了同样手机，但那时候国内才卖着不足1000元左右。我先问了Mariem“ETECSA”是什么意思，她告诉我，这是古巴唯一一家的国营通信公司，所有关于手机方面的事情都归这家公司管。我再问了关于那个华为手机的事，Mariem告诉我，这个很正常，因为古巴没有自己制造手机的公司，所有的手机都是从外国购进来的，新的手机在这边卖得都贵，而且这个手机一般都不会有人买的。我问她为什么，她告诉我在古巴除了那些有自己私营小生意的人，其余在政府部门上班的人一个月的工资都不高。前不久，古巴政府调整了工资政策，最低工资17美元，平均工资44美元。在古巴，除了特别有钱的人，一般能买手机的人买的也都是二手手机。这个信息再次让我感到惊讶，我也突然明白了为什么那个二手手机对于Maria来说已经算是“最好的礼物”了。

第三个礼物是送给一个二十岁的女孩Odelyn。女孩性感热情，当我把巧克力给她的时候，她迫不及待地就拆开了。她跟我说，巧克力是她最爱的东西，胜过一切，这也是所有古巴人最爱吃的东西。这个信息也在我将巧克力送给房东一家以及外导和另一个朋友的过程中得以确认。Odelyn告诉我，巧克力在古巴算是稀缺之物，特别是“德芙”巧克力。在古巴，他们只有“雀巢”（Nestle）这个厂家卖着一种叫做“bombones”的巧克力，但是这种巧克力特别的贵，一小盒子只有7小块就要卖7cuc。我把巧克力送给房东一家那天，Mariem也告诉我，我给她送巧克力的那天是她最幸福的一天；外导也说，她要专门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一段时间来细细品尝这块难得的巧克力。看到她们因为一块德芙巧克力就那么开心时，我又开始后悔自己的行李箱为什么这么小了。

送礼物的过程使我在脑海中逐渐勾勒出一部分古巴模糊的轮廓，也使得我更加了解古巴人的生活情况。按照老伊的要求给他发过去了我跟他每一个朋友的合照， 收到照片的老伊言语之中透露出的激动让我感到十分的开心。十二个时差的地区在地图上不过咫尺的距离，但却是很多人一辈子无法到达的彼岸，跨越大洋的礼物价格不昂贵但却情意十足。我为自己能圆满完成了这趟跨国的使命而感到喜悦。

在大洋那边想念沙滩的古巴人和大洋这边唱起“荣耀”的古巴人

跟聪的联系来源于老师的介绍。约定见面的时间因为聪繁忙的日程安排一拖再拖，直到出发前的一天我们终于见上面。匆匆一面中我们俩却相谈甚欢，性格中很多的共同点让我们迅速成为了要好的朋友。5个小时的交谈中聪以不同于老伊的方式给我介绍了他眼中的古巴，“那是一片完全不同于北京的城市，无论是外在的城市建筑，人口构成，内隐的文化成分，人们的生活状态，甚至是与我的课题相关的宗教文化都是各式各样的。交织复杂的历史背景使得哈瓦那的一切都充满了各色形态，它像万花筒，也像调色板。”“你一定要经常出门，即使你可能会被骗钱会被抢，但那又怎样，这种现象在中国也会发生，不要把它想象得那么可怕，那也是一种新的人生体验”“我想念古巴日落坠入海面的场景，北京的楼太多太高，每次我想看日落的时候只能坐车到香山，但是在古巴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古巴的海面和落日会让你觉得自由和快乐”……除了那些充满画面感的描述，聪还给我分享了一个发生在他身边的反面案例。他说在他研究生期间，有一个同学曾经到过古巴留学三年，但在那三年的时间里那个女孩除了上课之外几乎没有出过门。怕被晒和被骗的想法使她整天待在房间里，没有去过哈瓦那美丽的沙滩，触碰过蔚蓝清凉的海水，甚至连基本的西班牙语也说得磕磕绊绊。“你一定不要那样，那样子的生活状态古巴人是不喜欢的，人们会觉得这样的人缺乏面对生活的勇气”。聪的话让我深受触动，在为我消除了很多顾虑的同时也让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

聪给我分享他最好的朋友林 的联系方式，并通过微信给林发了我们的合照，让林一定要好好照顾我。聪看出了我有些拘泥的样子之后反复跟我嘱咐着：“对于林，一定不要有‘怕麻烦别人的心态’，一定要记得去找他，他每天都有很多时间，能帮你解决一切问题，他也会成为你最好的朋友。”我说我一定会去的。“记得时常给我发过来那边海岸和沙滩的照片，我想念哈瓦那的海水和落日了。”我看出了聪对故土深深的思念和眷恋，将他对我唯一的要求记在了心里。

到古巴之后的第六天跟林见了第一次面，跟Maria一样，林也是在约定时间前到达了我们约定的地点Malecon海岸大道。林酷似中国人的面孔让我产生了疑惑，莫名的亲切感使得我对林进行了“刨根到底式”的提问，林温柔恬淡的性格和不厌其烦的耐心让我从多个方面了解了他以及很多关于古巴的信息。

林毫无保留的将他知道的信息分享给了我。经过一番询问才得知，原来林的“混血”很复杂，他的爸爸是中国的广东人，妈妈是古巴人，妈妈的爸爸是中国人，妈妈的妈妈是古巴人。除了西班牙语之外，林能说一点点中文，一点点英语。伴随着很多契机的发生我们进行了更深入的交流。我给林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当他听到我24岁时，他惊讶的问我“你是不是属猪？”他的问题让我惊讶不已，我回答他“对呀，你怎么知道，古巴人也相信属相吗？”他给我解释因为他也属猪，但是古巴人不知道属相，古巴人相信的是“Constelacion”（星座），“中国人‘属相’按年，是十二个不同的动物；但古巴人不一样，我们按月，也是十二个，但不全是动物。”我说我知道这个知识，在国内跟着奶奶学的有关于“老黄历”上属相的知识和在手机上跟“同道大叔”学习的星座知识没想到在古巴地区成为了我跟林的谈资。这也让我觉得或许我们之间莫名的亲切感来源于他是处女座，我是巨蟹座的原因。我继续询问到他为什么会知道中国“属相”的问题，这也将我们的聊天内容带入到更深层次的内容。

林1971年在古巴出生，在他年轻的时候，正值古巴国内调整经济政策、企业创新改革的时期。那时他在一家名为“玉柴机器”的国有企业工作，是一名工程师，主要负责修理各种机器和汽车的柴油机。2007年，出于工作的需要，国家公派他们到广西玉林“玉柴集团”的总公司学习培训，在去中国之前，他曾在哈瓦那的语言学校学习了中文两年。他风趣地跟我说，到了中国后，广西人说的普通话他听不懂，在他来中国之前他听说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讲至少五十六种语言，他以为他遇到的是不说普通话的另一个民族。在广西待了十八天后，他们转站到北京待了一天，为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他们的小团队没有睡觉就去了爬了万里长城，但因为赶机，时间还是不够，他很遗憾没有能去故宫。他说古巴往返中国的机票价格太高了，那可能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能去中国的机会，我为他的遗憾而感到难受。

常年修理柴油机的工作使得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对古巴的汽车知识了如指掌。走在大街上他跟我说，在古巴，你会看到满大街跑着各种颜色各种牌子的车，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些车中几乎没有新的车，美国的封锁政策和国内对汽车购买政策的限制使得国内没有新车。我们坐在马路边，看着来往的车辆，他跟我细数着来往车的牌子、进入古巴的年代以及进口的国家。从他的介绍中，我了解到，古巴的柴油机通常是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进口的，而车子一般都是从中国，法国，日本，俄罗斯进口的。像大街上现在跑着的“拉达”一般是从前苏联购进的；福特，凯迪拉克，雪佛兰，别克，克莱斯勒这些基本上都是50年代之前从美国购进的；承载着民众的救护车奔驰是来自德国的，而大街上最多的吉利小汽车和宇通公交车和校车都是来自中国的。他说“中国真的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回答道“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当我看到一辆炫丽锃亮的“老爷车”路过时，我奇怪地问他“那难道不是一辆新的车吗？”他说“不，那只是因为他的主人‘cuida’（照顾）得好。”他继续说道，在古巴是没有废弃的车的，因为每一辆坏的车都会成为另一辆车的配件，破旧的车子换上新的发动机，喷上漆之后，它又是游客们眼中古巴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了。

林带给我的信息远不及此。林告诉我他回国之后，继续在公司干了9年，但是国企内的工资特别低。为了更好的生活，三年前他从“玉柴机器”辞职了，现在在朋友的家里跟朋友一起经营着一家修理手机、汽车的修理铺。我问他那现在的工资大概多少呢，他伸出右手并着五个手指的手掌左右摇摆，跟我说这不一定，因为在古巴，他有时候有工作有时候没有工作。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说，他回答说因为不确定性的因素太多，比如说今天虽然是星期一，但是因为现在国内的形势（特朗普禁运石油），这导致了很多公交车因为没有办法加到油停运了。他工作的地方很远，今天他没有办法去工作，所以他就没有今天的工资。他继续说到，有时候即使有工作工资也不一定，因为你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古巴人的手机和车子会有问题，他风趣且无奈地说到。我接着问他，“那你更喜欢哪种工作呢？在‘玉柴机器’还是现在的工作？”他回答当然是现在这份工作。在现在的这份工作中，他即使几天没有工作赚的钱也会比在“玉柴机器”公司上班的工资多，更重要的是他空余的时间更多了，他可以去每周只在特定时间才有电影播放的电影院看电影了。

林的风趣幽默和坦率真诚让我们的谈话氛围格外的轻松。当他看到我的手机是“华为”的时候，他一下子就认出了这是前几个月刚出的“华为P30pro”。他特别的激动，绅士地问我能否将手机借给他看一下，我说当然可以。他跟我说“华为”是他最喜欢的一个牌子，他拿出自己的手机给我看说他的也是“华为”的牌子，这是他的朋友在去年送给他的礼物。他一直关注着所有有关于华为的动态，他知道美国对华为的不友好，也知道苹果不能使用华为垄断的5G；说到激动处，他问我是否会唱华为手机的宣传曲“荣耀”，我说我会唱一些高潮，他说这是他最爱的一首歌，这首歌给了他无穷的力量。说着他就打开了手机里存着的华为手机官方宣传的Mv。在Malecon的海岸边上，林字正腔圆地开始唱了起来，行过的路人并不会投来异样的眼光，甚至还有人为他鼓掌和竖起大拇指。我静静地观察着发生的这一切，无声地附和着，生怕自己打扰了他饱满的热情与纯质的热爱。

Malecon的海水激荡着海岸，我继续用我不熟练的西班牙语问着他一些信息，他切换着中文，英语，西班牙语认真尽力地回答着我的问题。傍晚夕阳西下，从远处海天交接的地方到近在咫尺的脚下，每一朵浪花都带着落日的余晖乘着微凉的海风在自由的舞蹈，我逐渐感受到了聪跟我提到的哈瓦那每一寸土地的各异和每一种内容带给人的自由感觉。夕阳西下，我的心也沉浸在哈瓦那的夜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