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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诡笔记|得罪了丰绅殷德,当心和珅将你做成“皮人”!
年轻时读《资治通鉴》,旁人喜欢研究里面尔虞我诈、机关算尽的权谋之术,或者为那一次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伟大战役而欢呼雀跃,我却为动辄就在字里行间出现的“人相食”三个字而感到凄恻可怖,并曾经试图统计这三个字在整部史书中出现过多少次,终因次数太多而作罢……乱世吃人也就罢了,太平盛世稍有个水灾地震,也杀妻煮肉、易子而食,这使我由衷地感到:在以记录灿烂辉煌和丰功伟绩的史书上,还隐伏着一条被太多的花团锦簇和纷华靡丽所遮蔽的痛线,它虽然不是主流,但同样不该被忽略和忘记。
说到这里,便想说说最近在几部古代笔记中看到的“皮人”,以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剥皮术”。
一、“皮人”把嘉庆吓得不轻
《梵天庐丛录》
柴小梵于《梵天庐丛录》中记和珅跌倒后一事:
嘉庆帝派人抄其家产时,“在徽氏屋内得人皮一张”,这张人皮中间用草填充,外面涂抹油漆,穿着全套朝服,并挂蜜蜡珠一串,持一锭金子,完全是朝官的样子。负责抄家的刑部尚书庆桂吓了一跳,赶紧问和珅的家人,这个“皮人”是谁。家人跪禀道:这是少爷外出游猎时,被人欺负,回来告诉了和珅。管家刘全听见了,便建议“即日捕是人来剥皮,不然,爷之威福扫地尽矣”!和珅一听同意了。
和珅有两子,次子早夭,只有长子丰绅殷德长大成人,所以文中的“少爷”必是丰绅殷德无疑。刘全带人将欺负他的人抓来,先是“缚挞数千”,拷打至死,然后将他的皮剥了下来。和珅认为“人皮乃稀世之珍,命保存之”。刘全便将人皮晒干,里面填充进草,放在了皮张库里。皮张库里闹老鼠,叽叽吱吱的声音不断,守库的人以为是人皮作祟,赶紧禀告和珅。和珅怕鬼怪作祟,命令将其涂上油漆,穿上朝服,供奉起来。每天上朝前,和珅“必诣人皮像前一揖”,并拈香,喃喃自语,声音很低,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大约是默求皮人消弃前怨之类的祈祷……
庆桂将这些情况报告给了嘉庆帝。嘉庆听完十分震惊,下令将人皮像秘密带进宫来一看究竟,结果“一见骇然”,让太监们立刻将其焚烧,“毋使此不祥物留人间也”!
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嘉庆是非常仁厚的一位,朱元璋剥皮揎草的酷刑,一向听说过没见过,所以这回“开眼”之下,未免大惊失色——有清一代的皇帝,自幼所受的教育之一就是以明史为鉴,而明朝又实在是个从上到下都非常喜欢剥皮的朝代。
剥皮之刑,最早见诸于《汉书》,汉景帝时,广川王刘去曾经“生割剥人”。三国时的吴帝孙皓也是嗜好剥皮的名家,认为人臣失礼于君主就当受此刑。南北朝时期,北方一些国君喜欢剥人面皮,如前秦的暴君符生将死囚的脸皮剥了以后,让他们载歌载舞取乐,北齐的高澄捉了侯景的妻儿,先剥面皮再将他们下油锅……总之这类以畜生道行畜生事的家伙,在史书上不绝如缕。
《廿二史札记》但真正将剥皮之刑“发扬光大”的,绝对是明太祖朱元璋。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引《草木子余录》记载:“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日皮场庙。”虽说朱元璋惩治贪腐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无论如何使用如此酷刑都是不人道的,何况他后来在政治清洗中也使用了这种办法,比如将大将蓝玉处死后剥皮,并将其皮传示各省,直到四川,由于蜀王妃是蓝玉的女儿,于是蜀王朱椿请旨将岳父的人皮留了下来。两百年多后张献忠占领成都时,在端礼门楼上还看到了以蓝玉的人皮制成的“皮人”。
二、明武宗用战俘的人皮做马鞍镫
跟太子朱标和建文帝朱允炆不同,明成祖朱棣真正做到了“子行父道”,连剥皮这样的酷刑也继承下来。《明史纪事本末》上记载,大臣景清刺杀朱棣未遂,被捕后就遭到剥皮揎草之刑,大理寺卿胡闰因为给建文帝穿孝,亦遭剥皮揎草,并将人皮挂在武功坊示众。
此后,明朝的几位皇帝因为受了些良好教育的缘故,不再有类似兽性大发的举动,直到不学无术的明武宗朱厚照才“破了例”。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记载,正德七年,赵鐩谋反,“统众至十三万,分掠州县”。兵败后,朱厚照下令将为首的六人剥皮,法司奏报,说祖训已经将此禁止了(笔者没有查到是哪位皇帝下的禁令),朱厚照不听,不禁剥了皮,还将其制成马鞍镫,“帝每骑乘之,以自诩雄武”。
上梁如此,下梁可知。朱厚照的下属,总督宣大军务都御史兵部尚书刘宇,以残暴至极而闻名。《梵天庐丛录》写他的厨师王蕃烹饪鲥鱼忘记放料酒,导致鱼的味道不好,就这么点儿小事,刘宇上来就打他的耳光,且命行“红绣鞋”的家法。此刑发明自东厂,把铁鞋放入铁炉中烧红后,将人的赤脚塞入,王蕃疼得昏死过去,醒来“足糜趾脱,不复能行”。他愤恨已极,怒斥刘宇,刘宇大怒,让手下将他拖入一间空屋内,脱光衣服,“先刺心死,继剥皮”。当时有个客人来拜见刘宇,“席未暖,左右献人皮一张”,客人吓得魂飞魄散,刘宇却轻描淡写地说:“我的厨师犯上,给他些薄惩罢了……”
还有内阁首辅梁储,其子梁次摅与一个名叫杨端的人争夺百倾民田,梁次摅“率诸佃徭,夜属刃纵火攻杨氏,悉杀之,并杀其邻居异姓男女二百余人,焚其室庐,掳其财富”。这还不算完,杨端的叔父已经年过八旬,藏在一口枯井中,第二天被发现,梁次摅命令将老人杀死后剥皮,并把人皮挂在通衢示众……以如此残忍的手段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却由于其父的庇护,只被“发边卫立功,五年还职”,难怪《武宗实录》叹息:“次摅辈竟免于死,盖当时守土之臣及执法之官,怵于权势,无有为冤民力争者,可慨也已。”
此后,随着朝政被各路奸佞把持,大明王朝一路下滑,只在剥皮的技巧上不断长进,魏忠贤剥完张献忠剥,张献忠剥完孙可望剥……一开始是官方剥叛贼的皮,后来叛贼也剥官方的皮,再后来归顺了官方的叛贼再剥其他叛贼的皮,难怪鲁迅先生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至今在绍兴戏文里和乡下人的嘴上,还偶然可以听到‘剥皮揎草’的话,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多尔衮用人皮“咒”顺治
剥皮已经是惨无人道的酷刑,何以非要揎草以制成皮人?除了立体的视觉效果比平面更加“便于”示众以外,还有一种作用就是便于诅咒死者或其他人。
《元史》记载,大臣阿合马遇刺身亡后,元世祖发现了他的斑斑劣迹,便命令籍没其家。阿合马有个名叫引柱的爱妾,在搜查她的房间时,从她的衣柜中发现两张人皮,每张皮上居然还连着完整的耳朵,问她存储此物为何用,引柱说这是用来诅咒的,将其放在神座上,发咒语时就能很快得到应验。忽必烈听说后非常厌恶,下令将引柱剥皮示众。
《十叶野闻》在许指严所撰《十叶野闻》中,记载着一件诡异的“皮人奇案”。清初多尔衮摄政后,“权势赫奕,贵胄中多侧目者”。随着顺治皇帝的逐渐长大,也觉得这位皇叔擅权跋扈,“及南苑阅兵后,世祖(顺治帝)知其有非常之谋,益愤不能平,往往见于词色”。多尔衮得知后,常生自危之念,并有不臣之心。
在多尔衮的身边有个名叫玛哈的人,狡黠多智谋,给他出主意说,顺治帝已经继承皇位多年,功臣宿将多以拥戴幼主为忠,如果有什么变动,他们未必肯服帖,而江南平定时间不长,汉人方欲观衅而动,一旦祸起萧墙,恐怕会天下大乱,到时候无法收拾,“不如用阴谋奇术以倾之,外间绝无动静,而大宝唾手可得,此上策也。”多尔衮便问他用什么阴谋奇术,玛哈说自己认识一位会摄魂术的喇嘛,“能使人神智颠倒,失其常度”。一旦施用此法,能令顺治帝性情大变,喜怒无常,宛如发疯了一般,到那时再找到孝庄太后,“谓其忽得狂疾,不可以为宗庙主,则中外无词,皇父自应正位矣”!
多尔衮一听大喜,乃宣召那位会奇术的喇嘛进宫。喇嘛说,自己施用摄魂术需要一个道具——皮人。多尔衮问怎样制作皮人,喇嘛说:取关外鹿皮,缝制成人形,“手足耳目曲折无不具,乃以醍醐灌其顶,菩提实其腹,设坛致祭”,连续虔祝七七四十九天,皮人就能像真人一样行动起来,然后再施以符箓,加以咒语,让它去摄人魂魄,无不灵验。他提醒多尔衮,制作皮人的“流程”漫长,耗时较多,不是旦夕就可以完成的,宜秘密筹备,而且不能让咱们三个人以外的人知道,才能产生效果,“否则,虽有皮人,亦不验也”。
多尔衮相信了,他以制作皮衣白件以赐八旗军士为借口,遣使四出,广征鹿皮。但每次喇嘛都说皮的质量不行,“最后得摩天岭千岁鹿,其皮柔如人肤,入火不燃”,才算通过验收。喇嘛让人将其缝制成人形,外面敷上鱼脂,几与活人无异,然后又手绘了一幅顺治帝的画像,剪裁后覆盖在皮人的身上。既成,喇嘛设坛诵经,施以符箓。不久之后,顺治帝生病,心神不宁,多尔衮以为是皮人起效果了,心中十分高兴。谁知不久后,顺治帝还没怎样,多尔衮却因失足坠马,伤势严重,卒于古北口外喀喇城,而皮人亦被随后对多尔衮进行清算的顺治帝收缴,直到清末依然存放在北京南池子的玛噶喇庙中。
这段故事未辨真伪。无论那具存放在北京南池子玛噶喇庙中的皮人,最终下落如何,一个以残忍和愚昧为基底的剥皮时代,总算随着大清的覆灭而一去不返。今天读到这些文字,心生一种庆幸,总算生活在了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不至于因为得罪了衙内或做饭少一味佐料就被剥皮揎草。但也正因此,每每看到网上有人动辄就对他人施以“恨不得把你剥皮抽筋”的诅咒,就怀疑他们不是搞错了时代,就是生错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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