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文从政：记者莫理循的中国探险

原创： 陈冰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陈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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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 Morrison）是中国近代来华记者群中一个显赫的名字，他先后担任清末民初《泰晤士报》驻京首席记者和中华民国政府顾问，为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四位总统服务。他的报道为他赢得了瞩目的声誉，保罗•法兰奇(Paul French)认为：“有必要关注20世纪初其他许多驻北京的年轻记者，他们大多在莫理循的绚烂光环下变成了小人物。”可见其声誉之隆。学界对莫理循的评价既有质疑的声音，也不乏褒奖之词，例如：“从1897年2月被任命《泰晤士报》常驻北京记者开始到1918年12月离开中国，将近二十二年间，莫理循的足迹遍及除西藏外的整个中国，历尽千辛万苦。他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人民，其水平超越了同时代来华的所有洋客。丰富多彩的经历使他能以独特的眼光透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莫理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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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在中年时回忆说：“我喜欢游牧人东飘西荡的生活，喜欢单枪匹马走上旅途。”这种独自闯荡的爱好从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并且贯穿了一生。1879年2月，莫理循刚过完17岁生日之后不久（一说是16岁），便徒步从家乡季隆走到昆斯克利夫，用时近6个小时，将近21英里，然后又徒步折回。这应该是莫理循进行的第一次单独徒步旅行，而这仅仅是小试牛刀而已，其后的一生中，他进行的探险式旅行非常多（包括在中国境内的数次旅行）。下表展示的是他来中国前的探险旅行经历：

莫理循来中国前的探险旅行经历

从这些经历可以看出，莫理循从非常年轻时就养成了“探险——写作”的习惯。新几内亚探险惨败之后，他来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继续求学。经过两年半学习，1887年8月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到美国和牙买加游历了一番，然后去了西班牙，在那儿先当了一年医生，后来因为无法忍受上司而辞职，之后再也找不到工作，只能四处游荡，花光了所有钱。1890年底，穷困潦倒的他回到澳大利亚，在巴拉腊特做了一年住院外科医生，最后又因为和上司矛盾重重而不得不辞职。来中国以前，莫理循的经历大致如此。莫理循成年后，在澳大利亚居住的时间可谓屈指可数。他的骨子里似乎总有一种往外跑、探寻外部世界的冲动。在给母亲的信中，他曾写到：“我真诚地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功成名就，名扬四海……您要求我不要冒无谓的风险，可是我不是那种稍有危险就退避三舍的人”。探险、旅行是莫理循的爱好，成名是他的渴望。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莫理循的这种性格决定了他在考虑未来的时候，除非迫不得已，安稳不会是一个考虑的因素，至少不会被放在首位。当有一个新的、他从未体验过的机会放在他面前时（担任接近权力中心的中国政府顾问），这对于他的吸引力是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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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对中国人民抱有一种真挚的感情，这种感情在他决定去留时应该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在西方人的眼里，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是落后、愚昧的代名词，中国人则是野蛮的民族。莫理循来中国以前，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并不了解，对中国和中国人抱有的是大多数西方人都有的看法。然而，在中国的第一次长途旅行改变了莫理循原有的成见。1894年2月，莫理循先从上海出发，溯江而上到达重庆，然后穿过中国西部、克钦山脉抵达缅甸边境。在他后来根据此行写成的、也是他唯一的游记开篇，他这样写道：“下面的叙述会告诉读者，这趟旅行是多么容易和愉快。和我的同胞一样，我带着对中国人强烈的反感去了中国。但是，那种感觉早已被一种强烈的同情心和深深的感激所替代。在穿越和欧洲一样大的中国几省时，中国人给我的感觉始终是友善、殷勤、好客。”

莫理循与跟随了他近二十年的老管家孙天禄。

当时的中国内地，山川秀美，但人民生活贫穷。在一些地区，人们饱受传染病的折磨，遇上饥荒和瘟疫，更是饿殍遍野。莫理循非常欣赏中国美丽的景色，在他的游记中总能看到对秀美景色的描述和赞叹。对于溺婴、灾荒时卖女为奴、酷刑、万人坑等现象，他通常采取白描的方式，而非居高临下的评论。对于一些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指控，如不懂感恩、野蛮杀婴、不开化等，他并不同意。例如，他戏谑地写道：“中国可能不开化，渴望教会的拯救，但中国有一套过分讲究的礼仪，当我们高贵的英国人正在森林觅食、用破布掩盖野蛮相时，许多现代文明中最受人推崇的礼节已经在这里出现了。”类似的为中国或者中国人的辩护在游记中很常见。有学者认为，莫理循虽然对中国人抱有同情和感激，但他是“站在英国的立场上和带着他生活在英帝国主义氛围中所产生的强大的优越感来叙述这种情绪的。”这或许是恰如其分的评价，但如果把莫理循放在那个东西方实力悬殊的时代背景里考察，我们会对他有更好的理解。从1750到1900年这一阶段，西方世界性的扩张基本完成，其重要事件是大英帝国最初兴起与中华帝国最终衰落。1792年马戛尔尼访华时，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实体，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第一，人均收入在平均水平上也不落后于欧洲。而到了1850年前后，即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跌到了只占世界的15%左右。西方的中国形象，从“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的美好转变成“专制、停滞、野蛮的中华帝国”形象。可以想象，彼时英国意气风发，中国病态恹恹，对比何等强烈。莫理循虽是澳大利亚人，但作为大英帝国的成员，在态度上带有某种优越感在所难免，没有优越感则可算是超脱了。

在1894年的中国西南行之后，莫理循又在中国进行了两次长途旅行。1906年底到1907年，他从北京出发，途径开封、汉口、长沙、桂林，最后到达河内，考察了河南、山西、湖北、湖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等省。1910年1月到7月，又对中国西部的陕西、甘肃、新疆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考察。旅行期间，莫理循报道了清末新政的成果。1907年9月，他回伦敦期间应邀在中国协会的年会上发表演说，内容充满了对中国的乐观之情。认为“中国有许多方面需要批评，但值得赞扬的地方更多——民族意识的觉醒，西式教育的传播，改变军队的尝试和国内新闻界的成长，举国一致支持政府禁烟的努力。这一切都表现出中国人令人惊奇的坦率和勇气。”莫理循很重视调查取证，他游遍了除西藏外的中国、特别是中国内陆腹地，看到的现实比一般中国人还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比一般中国人更了解中国。除此之外，他还博览群书、注重收藏和阅读和中国相关的各类西文书籍（庞大的莫理循书库便是明证），并且总能把旅行见闻和看过的相关著作联系起来加以评价、比较，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史已经证明了清廷的腐败和崩溃，当时莫理循对中国前途的乐观，其中很大程度上掺杂了他对这个国家历史的了解和对人民的感情。后来莫理循接受政府顾问一职时，也很关心“怎样使‘新中国’凝聚成一个稳定而又进步的政治实体，大踏步迈进20世纪的主流社会。”[ix]对于只活了58岁的莫理循而言，中国是他留下了最深的人生烙印的地方，中国之于他，并非仅是冒险发家的地方那么简单。

莫理循对中国人的感情从他留下的和仆人的许多合照中也可见一斑。最经典的一张照片，是1905年莫理循手执帽子、和两名仆人的孩子一起坐在家中院子的台阶上所拍，照片中人微带笑意，气氛和谐。1920年5月，莫理循在临终前还盼着能回北京。他的妻子曾告诉朋友：“我想，假如他果真得死，最好是让他死在北京的老家，死在他所深爱的环境和朋友们的中间。”在他临终前给老东家北岩(LordNorthcliffe)的回信中，他动情地写道：“我对身边的事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感兴趣过，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渴望和远东（特别是中国人）保持接触。自从我生病后，中国人对内子和我一直极其友善，而且关怀备至。”他在日记中也写道：“我一直珍藏着的一个希望就是回到中国。我不愿意死，但如果回天无力，我要死在中国，死在多年来对我关怀备至的中国人中。”

莫理循在住宅里，与仆人的孩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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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初识袁世凯是在1898年1月、后者在天津小站练兵之时，但两人真正的认识和交往，是从1902年3月、莫理循前往直隶省首府保定拜见袁世凯开始的。到1912年莫理循从《泰晤士报》辞职那一年，莫、袁之间的友好关系已长达十年。1909年1月，袁世凯被清廷罢职时，莫理循对此感到忿忿不平。辛亥革命爆发前，莫理循就写成了一篇关于袁世凯生平的备忘录，并在革命期间发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花了大量篇幅报道袁世凯。根据窦坤的考证，特别是1911年11月16日之后，莫理循明确地把支持袁世凯担任共和国总统作为他的主要报道和活动内容。从1911年11月下旬至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近3个月时间里，莫理循主要为袁世凯做了六件事：一、游说革命党人同意袁世凯为总统。二、游说日本外交官改变君主立宪立场。三、将英国和日本对袁世凯施加压力的行为公诸于报纸，间接地达到促使日本尽早放弃君主立宪立场的目的。四、发起洋商通电清帝退位活动。五、为袁世凯“体面地”当上总统出谋划策。六、反对迁都南京，提出独创性计划。当时，他虽然还是《泰晤士报》记者，但身份已经悄悄开始发生变化——从置身事外的观察家转化为中国事务的直接参与者。

莫理循长期支持袁世凯、又为袁世凯顺利当上大总统帮了大忙，袁聘他为顾问以及他接受聘书，似乎都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之事。对于袁的聘书，莫理循并没有马上接受。当时，他正心急火燎地等待求婚对象的父亲的回信，为不确定对方会否同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而感到忧心忡忡。1912年7月，对方回信答应了他们的婚事。7月底，他打电话给袁世凯的幕僚蔡廷干，表示愿意担任政治顾问，8月2日，蔡廷干写信确认了他的任命：“随函附上文件。它既不是一纸协议，也不是一份合同，更算不得是件契约。它是中华民国政府和人民主动地、由衷地向你发出，并由你自己签字，表示接受和认可的一份聘书。它是中国从未向任何外籍人士发出过的最荣耀的聘任书。”聘书中注明莫理循的任期为五年，待遇包括年薪3500英镑，房屋津贴250英镑，雇佣机要秘书津贴200英镑，总额为每年3950英镑，配给一名中文译员，旅费另算，每年两个月带薪休假。袁世凯开出的薪酬，几乎是《泰晤士报》的三、四倍。之后，莫理循带着未婚妻在英国完婚，而当时伦敦对莫理循成为中国政府顾问的消息反响相当热烈。

相比对袁世凯的热情态度，莫理循和与他同为驻华名记的澳大利亚老乡端纳(William H. Donald)一样，对当时的孙中山嗤之以鼻，认为孙的救国计划不过是罔顾中国现实的乌托邦。和袁世凯长期的友好关系是莫理循接受聘书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这层关系，他未必会只因为薪水高而选择继续留在中国。

袁世凯

莫理循在《泰晤士报》的顶头上司是国外新闻部主任瓦伦丁•姬乐尔（Sir Valentine Chirol）。姬乐尔曾任《泰晤士报》驻中国特派记者，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四年后进入《泰晤士报》，比莫理循年长10岁，在莫入职时，他还是国外新闻部主任助理。莫理循和姬乐尔最大的分歧在于他们对日本的态度和对中国前途的看法。莫理循原本主张英国联日抑俄，日俄战争可说是他一手促成的，因为他在其中的斡旋和推波助澜，这场战争也被称为“莫理循的战争”。日俄战争后，特别是在1906年4月之后，日本在中国东三省的所作所为使莫理循原本亲日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逆转。英国对日本所做作为的默许，使莫理循对英国也失去了信心。在抨击日本的同时，他开始积极报道清廷的新政。他对清末新政的乐观和上司姬乐尔、同事濮兰德(J.O.P Bland）的悲观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使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大为紧张。

及至1908年，《泰晤士报》处于改组的关键时期，莫理循和姬乐尔之间的怨恨却越结越深。例如，姬乐尔认为莫理循一封有关中国外交关系的电文完全背离了《泰晤士报》的政策，因此必须行驶控制权。他在给莫理循的信中说：“最严重的问题是您对日本所表现出来的公开而又令人难以接受的敌意。您必须明白，这完全和《泰晤士报》以及英国政府的政策大相径庭……”他敦促莫理循必须从大英帝国的角度看问题。这次矛盾导致他们之间通信中断了好几个月。

莫理循揭露日本人在满洲的所作所为的电报总是被姬乐尔封杀或删改。1910年，在和改组后的报社新业主北岩男爵的一次谈话中，北岩问他何时回北京，莫理循讽刺地说他认为回去毫无用处，因为他已两年没工作了。言下之意，就是指他的报道被删改或禁登之事。1909年，日本邀请姬乐尔访日，姬乐尔提议日方同时邀请莫理循，认为这样能改变莫对日的反对立场，但事实却适得其反。

莫理循还认为姬乐尔是他成功道路上的障碍。除了压制莫理循的报道之外，姬乐尔的确当过莫氏职业生涯的绊脚石。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曾有意任命莫理循为驻北京公使，他向姬乐尔征询意见，姬持反对态度，理由是莫理循过于亲华。担任英国驻北京公使是莫理循向来的职业抱负，姬乐尔这么做，无疑是断送了莫理循在政治上的前途。最终莫没能当上公使，错失了一次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大好机会，两人的关系这时已经无法改善。1911年，在得知姬乐尔要去中东旅行6个月后，莫理循干脆尖酸地希望他最好能一去不回。两人的关系得到表面的缓解，是在1912年、姬乐尔因为被封爵而要退休之时。当时主编白克尔(GeorgeBuckle)劝莫理循表示一下，莫只好给姬乐尔发去一封贺信。

《泰晤士报》改组后，莫理循和新东家北岩男爵的关系也非常一般。莫理循评价北岩是个善变的人，在雇员之间挑拨离间。后来莫理循受聘成为中国政府顾问时，北岩没有向他表示祝贺，甚至压根就没有跟他联系。在莫理循去世前不久两人才再次联系，而且还是病入膏肓的莫理循主动去拜访北岩。总的来说，在《泰晤士报》的头几年，莫理循可说是顺风顺水，但后来他和上司的关系每况愈下，使他感到越来越憋屈，有一种被处处压制的感觉。回观莫理循到《泰晤士报》以前的短暂医生职业生涯，可以发现和上司交恶是他的“惯犯”，这或许是他总抱有鲜明的立场并从不轻易妥协的性格所致。“和报社编辑意见冲突是驻外记者常见的一种职业性烦恼，加上莫理循决不妥协的性格，他就更感烦恼。在了工作15年后，他和英国雇主之间的关系开始渐渐疏远，更加认同中国。”

作为记者，莫理循的职业生涯极其成功。他的报道覆盖了清末民初中国发生的所有大事：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辛亥革命、清帝逊位等等。此外，他的家庭图书馆和他繁忙的社交活动为他营造了一个庞大的人脉网络，据统计，他在北京期间共结交了至少100名在华外国人和至少35名中国人，其中包括中外达官显贵和各类专业人士。人际关系网使他总能获得及时的一手消息，工作起来得心应手，也获得了广泛的信任，几乎每天都有不同国籍的外交人员向他讨教。连他所居住的王府井大街也在外国人圈子中被称为莫理循大街。但是，他厌倦了工作，甚至厌倦了自己。他给在香港《远东评论》杂志任编辑的澳大利亚老乡普拉特（LionelPratt）写信，表达了对在中国工作的厌倦和对在澳大利亚老家过平静生活的向往：“我厌倦了没完没了的紧张工作状态。每天总是很晚回家，工作没有规律，艰难地从留言中摘出事实，费尽心机了解中国人的行为动机。我想在澳大利亚找个乡村平静地定居下来……”他厌倦了作为记者只能“没完没了地讨论”各种中国问题而不能起到实质的作用，“对这些问题我都只在理论上感兴趣，都只能在口头上讨论这些问题，而没有做任何实际工作。我打算……在不太老之前做点儿事。”他经常抱怨自己整天只为他人做嫁衣裳。

莫理循从小胸怀抱负，18岁编辑澳大利亚探险集时，便在前言中表明自己要做一番大事业的志向。作为探险家、记者，莫理循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抱负仍然在他的心中激荡，他曾希望自己能担任英国驻北京公使，但没能如愿。如今虽然作为著名记者，在外国驻华使节和中国达官显贵中都如鱼得水，却只能在报纸上纸上谈兵，这样的生活对莫理循来说已经毫无新意。加上当时疾病缠身，莫理循对新闻工作更加意兴阑珊。

从莫理循的日记可以看到，早在1904-1905年，他就患有各种疾病：鼻出血、痔疮、风湿病、痛风、消化不良、阴囊积水和睾丸炎。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心情十分压抑，真想自杀”。1912年，50岁的他又患上滑膜炎，身体非常糟糕。同时，他的经济状况也陷入了相当窘迫的境地。家里账目一塌糊涂，钱总是花得很快，他甚至无法负担住宅和图书馆的日常开支。“我已经透支200元，欠书商200元……前景很不乐观。”他甚至开始变卖收藏品。

虽然身体和经济状况都很糟糕，但与此同时，莫理循又陷入了新一轮的恋爱挣扎中。1911年，他一头扎进了一个叫蓓西的澳大利亚姑娘的温柔陷阱里，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1912年4月，莫理循发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自己的助理珍妮•罗宾(Jennie W. Robin)——之前在澳大利亚登报聘来的秘书，便马上向对方吐露心声并获得了对方的答应。这意味着他马上就要告别50年的单身汉生活了。与此同时，他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回澳大利亚的念头，而这次返乡和以往年轻时的每一次都将不同，一则他年纪大了，返乡如果成行，很有可能余生都会在家乡度过。二则他不再是一个人了，他很快就会结婚，作为丈夫和一家之主，他必须为家庭的未来做周全考虑。1912年5月17日，莫理循给《泰晤士报》主编白克尔写信，询问如果现在退休，报社能否给他一笔退休金。白克尔回信说莫理循并不符合相关条件，不能享受退休金。莫理循写信给白克尔之前，袁世凯已经向他抛出了橄榄枝，莫理循还没有答应，当时他还在等珍妮父亲的回信。如前所述，他是在7月底接受袁世凯聘书的。从4月到7月，短短几个月间，他的个人生活发生了这么一连串的事件：他向珍妮表白—袁世凯有意聘任—他写信询问退休金遭拒——收到珍妮父亲回信应允—接受袁世凯聘书。从中可以看出，他没有马上接受袁世凯的聘书，说明他当时回澳大利亚的念头还是比较强烈的；他也没有在写给报社上司的信中事先透露袁世凯的聘书，说明他无意利用可能的新东家来“威胁”旧东家给他提薪或划拨退休金。珍妮父亲的回信是他决定去留的关键：如果婚事告吹，他可能会选择独自回澳大利亚（即使没有《泰晤士报》提供的退休金）；如果婚事成功，他就得考虑养家糊口的现实问题，而袁世凯开出的优厚待遇就显得很有诱惑力了。

莫理循和他在北京出生的三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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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可以还原出在1912年那个决定弃文从政的时刻，莫理循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当时他已经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十五年（1897-1912），他在这里建基立业，拥有众多的人脉关系，享有人们对他的尊重。但另一方面，和上司的意见相左、长期交恶使他闷闷不乐，同时又身染数疾、对职业厌倦、经济困窘，回澳大利亚故乡的念头不停萦绕在他的脑海。而这种告老还乡、享受宁静的生活又和他本身爱好闯荡、不惮冒险的性格是大相径庭的，可见当时的现实是多么令他无奈。如果莫理循还是孤身一人，独自返乡也未尝不可（即使没有退休金）。然而，偏偏天意弄人，他发现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比自己小28岁的助理，对方的父亲也应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这时，去留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他身上还要担负起为家庭未来负责的重任。接受袁世凯的聘书，对于他来说是最现实可行的一条道路：在职业上他能换一个工作、摆脱他感到厌倦的记者行业；在经济上能帮他养家糊口和维持自己庞大的私人图书馆；在感情上他能继续留在熟悉的中国，在性格层面上又符合他本身的个性，还能帮助他实现长久以来的政治抱负。因此，莫理循做出从《泰晤士报》辞职、担任中国政府政治顾问的决定，实乃当时种种复杂处境所致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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