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金融观察｜15位年轻化、高学历金融副省长肩负什么使命

【写在前面】2019年还有一个多月即将结束，这一年也是金融行业风起云涌、快速变化的一年，涌现出许多值得回顾、关注、思考的事件、现象和趋势。澎湃新闻试图通过对这些案例、现象和趋势的梳理观察，勾勒出正在向前行进的中国金融发展轨迹。

近年来，在地方政府领导班子中配置一位来自金融系统的副省长或副市长正成为趋势。

他们普遍高学历、科班出身，且在金融监管部门或国有大型银行工作过相当长的时间，具有丰富的金融系统从业经验，因此被称为“金融副省长”。他们到任地方后，大多数也分管该省金融等工作。

今年以来，金融系统向地方共输送了5名“金融副省长”。今年9月，曾长期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李波出任重庆市副市长，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谭炯任贵州省副省长，交通银行副行长吴伟出任山西省副省长，光大银行行长葛海蛟任河北省副省长。今年10月，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蔡东出任吉林省副省长。

2018年，金融机构向地方输送了6名“金融副省长”：上交所原理事长、党委书记吴清调任上海市副市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殷勇调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农业银行原副行长康义调任天津市副市长，中国银行原副行长刘强调任山东省副省长，中国工商银行原副行长李云泽调任四川省副省长，中国农业银行原副行长郭宁宁调任福建省副省长。

据澎湃新闻梳理，截至2019年10月底，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包含港澳台），有15省市都配备了“金融副省长”，包括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云南省副省长陈舜、上海市副市长吴清、北京市副市长殷勇、江苏省副省长王江、天津市副市长康义、山东省副省长刘强、福建省副省长郭宁宁、辽宁省副省长张立林、重庆市副市长李波、贵州省副省长谭炯、山西省副省长吴伟、河北省副省长葛海蛟、吉林省副省长蔡东、四川省副省长李云泽。

从地域来看，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均有安排金融副市长。2018年底之前，金融副省长多集中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今年以来，多名副省长赴任辽宁、吉林等东北老工业基地，山西、四川、贵州、云南等中西部省份也逐渐“配齐”金融副省长。

不过，今年以来，也有2位“金融副省长”回归金融系统的。10月，56岁广东省副省长欧阳卫民出任国开行行长、党委副书记；3月，53岁重庆市副市长刘桂平出任建设银行行长。去年7月，在担任四川副省长2年后，朱鹤新重新回归金融系统，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2017年12月，原天津市副市长阎庆民重回金融系统，担任证监会副主席，党委委员。

除了在地方“历练一圈”继续回归金融系统之外，也有从金融副省长继续在地方上调任的，如湖北省“金融副省长”童道驰，去年11月担任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

金融副省长的特点：高学历、年轻化、不乏海外从业经历

“金融副省长”普遍的特点之一就是高学历。在15名金融副省长中，拥有博士学位的高达13人，其中9人是经济学博士。其中不乏哈佛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学历。

除此之外，有数名金融副省长曾有海外学习、工作经验。殷勇在获得清华大学的自动控制和企业管理双学士后，赴哈佛大学取得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并曾担任中国投资公司（新加坡）总经理；葛海蛟曾任农行新加坡分行总经理，后任农行悉尼分行海外高管；郭宁宁曾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行长和新加坡分行行长等职；李波则更是归国华侨，曾任美国达维法律事务所纽约总部专职律师，美国达维法律事务所香港办事处专职律师。

和以往省级副职官员相比，这些“金融副省长”以“65后”居多，其中还有6名“70后”，分别是刘强、李云泽、郭宁宁、张立林、李波、葛海蛟，年轻化的趋势非常明显。1972年出生的重庆市副市长李波是年龄最小者，今年只有47岁。这在省级干部群体中并不多见。据澎湃新闻此前统计，目前，全国一共只有11位“70后”副省长，金融系统出身的就占了6席。

这些“金融副省长”多具有丰富的金融系统工作经验，在国有银行或金融监管部门工作时间较长。15人中，来自国有大行的9人，调任副省长前，在中国银行就职的有1人，工商银行就职的有2人，交通银行就职的有2人，农业银行就职的有3人，建设银行就职的有1人。来自证监会的有2人，来自上交所的有1人，来自央行的2人，还有1名来自股份行。

金融副省长的使命：推动经济发展，防范地方风险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过去，具有金融专业背景的官员在政府部门并不多见。长期在金融系统工作的副省长们的到来，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经济寻求新动能，金融仍然面临多发性风险的前提下，金融人才担纲政府要职，构建政府金融人才体系，已成为大势所趋。

上海财经大学投资系副教授郭峰曾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近几年地方经济增长压力不小，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在项目融资方面需求很大，很多地方政府性项目的推进，都需要涉及PPP项目以及地方政府性债务等，对官员的金融专业有较高的要求。从促发展角度而言，如何进一步引导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是近年来金融业发展的重心，地方政府引入金融系统高管，势必有助于地方企业上市、地方债务发行、置换等工作的推进。此外，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名下现在也或多或少拥有自己的地方性金融机构，金融系统高管的到来，对这些地方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也可以带来很多资源和空间。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钟辉勇分析，金融系统高管到地方任职，有两个显著优势。首先，他们了解金融系统的运作，在制定政策上面会更有针对性。如以前地方政府违规融资现象非常普遍，一部分是由于过去政府部门不熟悉金融政策导致的。其次，他们长期在金融部门工作，在相关政策制定的时候，会更注重听取金融部门的意见，保持相关政策的平稳过渡和顺利执行。

除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协调央地政策沟通和资源引进外，金融副省长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防范和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

郭峰认为，根据中央政府的部署，地方政府在防范和处置地方金融风险上，正在发挥越来越重的责任，“一行两会”监管之外的新兴金融业态很多都划给了地方政府来承担日常监管责任，如小额贷款公司、P2P网络借贷、融资租赁、融资担保，等等。此外，即便是”一行二会“监管的传统金融机构，如果发生恶性风险事件，地方政府往往也需要根据属地化原则，承担牵头处置的责任。当然还有地方政府债务、地方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的防范和处置，更是地方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由于金融系统长期实行中央垂直的监管体制，地方政府负责地方金融管理的部门（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在监管权限和人员配置上均存在很大不足，组织部门遴选金融系统高管到地方政府任职，有助于充实提高地方金融管理的能力。

金融副省长的挑战有哪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曾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金融副省长往往有着深厚的金融机构工作经验，可能会对过去的路径、体系和资源形成依赖。而作为分管金融的副省长，他们的工作之一就是帮助地方政府融资、举债，杜绝金融乱象等等。但是这就涉及到能否把握好边界和底线，不滥用过去的资源和影响力造成操作层面的风险和漏洞。“在金融条线，专业性和系统性较强，但是地方的问题错综复杂，不单单是金融层面的工作，涉及到经济、社会、民生等方方面面，即使是分管金融，金融也是要为其他工作服务，而且各地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结构均不相同，需要官员迅速摸清规律。换句话说，过去需要专注于金融层面的问题，现在需要全盘考虑，协调好金融和其他行业发展的关系。”何海峰说。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教授陈宪认为，与内部成长培养起来的副省长不同，县-市-省这样的基层地方政府工作经验的累积对于处理地方问题是比较重要的，有的金融高管可能会缺乏一些基层工作经验，这或许是他们需要补上的短板。

有学者认为，金融机构是一种文化，政府部门是另一种文化，学金融出身的干部需要适应这种文化。还有，金融系统和公务员系统的薪酬体系不一样，可能会存在落差，这也是到地方政府任职的金融高管需要面对的客观现实。

近两年，除了浙江、江苏、山东等省级政府配备了金融副省长外，一些区域重点城市如南京、杭州、西安、大连、青岛、长沙、哈尔滨等地也纷纷配备了具有金融工作经验的副市长任职。除此之外，金融监管部门和国有大行的金融干部到地方挂职、交流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金融高管、干部去地方任职，除了对当地发展带来好处外，对其个人履历和生涯也是一笔财富。有了地方政府的工作经验，再回到金融系统，往往视野更宽，思考问题更全面。这也是国家大力推行政府和金融系统人才交流的原因之一。”何海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