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祖、文学化与叙述话语的复归——谈“后现代”之“后”

前言：重返“后现代状态”

1979年，利奥塔应加拿大魁北克省大学委员会的请求而写作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rapport sur le savoir）问世，很快这个“报告”就成为学界议论的焦点，1984年被译成英文版后，更是风靡一时，而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宏大叙事”，“合法化”，“元话语”或者“元叙事”，“语言游戏”等，已被其他人文学科广泛借用，成为各自研究领域里的理论抓手。而在40年过去的今天，这本书不仅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效用，反而因岁月的汰洗愈见其思想的深刻和丰富，从中更可发现其对今日的“知识状态”的富有启发的预见性，这本书也因之成为经典。

在谈论后现代问题的人里，利奥塔并不是第一个，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问世之后，他却可以说是成了第一人。而之所以这本书能够获得这样的影响，与他在这本书里的对自己的两种才能的运用密不可分。利奥塔曾对其朋友伍莱德·高泽西（Wald Godzich）说自己曾一度被两种职业所吸引，一是小说家，二是僧侣，“想写小说，因为只有虚构故事，尚可保持住生存和‘状况’的能力。想当僧侣，因为苦行和沉思才适合思想的劳作，思想乃最崇高的追求，需要身心的全部投入”。（Wald Godzich：《利奥塔与〈后现代状况〉的来龙去脉》，见《开放时代》1998年第6期，第82页）他在这本书里就以小说家的“虚构”能力和僧侣的“思想”能力把后现代的“状况”概括而出，演绎成“真”的。有时，他甚至把自己对于相关问题的探讨看作是不同的“剧本”（scénario ）的写作。

这篇文章就以“重返”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开始，从中透析出他用以考察后现代的理论支点，如宏大叙事，合法化，语言游戏等，特别是他提出的“科学话语”与“叙述话语”之间的相互依赖又相互斗争的观点，同时以他的“思想的劳作”的相关结果为参照，审慎展开对当下即后现代之“后”的“知识状态”的考察，指出今日“知识”所出现的“返祖”，“文学化”和“叙述话语的复归”等可见的“状态”与演化趋势，从而给人提供认知当下和认识自身的“状态”的一种可能性。

一，“科学话语”与“叙述话语”的冲突和“力量话语”的崛起

在《后现代状态》中，利奥塔开宗明义，把后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定义为“信息化社会中的知识”，即“科学知识”（la savoir scientifique），所以，他这本书所探讨的其实是“科学知识”的“状态”。而利奥塔之所以使用“状态”或“状况”（condition）这个词，伍莱德·高泽西认为是因为该词拉丁词义中最初具有的“一起说”或“凭一致意见来决定”的意思，利奥塔所试图探讨的就是“科学知识”是如何“说”又“说了什么”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讲，是科学知识所涉及到的语言问题。

与此同时，利奥塔又提出了与科学知识相对立的“叙述性知识”（la savoir narratif），这种知识与可应用于技术并成为生产力的实证性的科学知识不同，“是批判的，反思的或阐释的知识，它直接或间接地审视价值与目标，抵制任何“回收”。（利奥塔：《后现代状态》，车槿山译，商务印书馆出版时，1997年，第26页）这种“知识”涉及伦理，政治，道德等人文价值观，如公平，正义，善，幸福等。

在此基础上，利奥塔运用小说的笔法进行了大胆的演绎，“虚构”了一场“科学知识”与“叙述性知识”遭遇后的二人转“故事”，并以二者在争夺“知识合法化”（la legtimite du savoir）的角逐中的此消彼长为线索，再现了科学知识从现代到后现代所走过的“伟大”的历程。所谓“知识”的“合法化”（la légitimation），其实就是确定和承认何为“知识”的“过程”或“程序”（processus）。这个利奥塔从哈贝马斯的相关论述中借来的词，已经成为各种话语确立其自身的“程序”的专门术语。但利奥塔的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不认为这两种知识有着高低贵贱之分，而是借助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将其看作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游戏”（le jeu de langage ），而每种语言游戏都像象棋游戏一样，有着自己的特性与行动的规则：

一种游戏是由仅属于真理标准范畴的指示性陈述构成的；另一种游戏则支配着伦理，社会和政治实践，它必然包含一些决定和义务，即包含一些不必真实，但必须公正的陈述，这样的陈述归根结底不属于科学知识。（《后》第69页）

但是，利奥塔认为，这两种语言游戏虽然有着各自的规则，可其本身并没有合法化，因此，各自都需要自己的规则成为规则而“斗争”。犹如操持中国象棋和所谓的“国际”象棋的人因为所遵循的规则不同，都希望对方接受自己熟悉和擅长的规则，以占擅场。故利奥塔在此讲了一句非常深刻和精彩的格言，“说话就是斗争”（《后》第18页），因为“说话”就是参与语言游戏，就是力图让自己的“话”让别的人接受，这其中就有“斗争”存在。

在利奥塔看来，从柏拉图起，科学话语就已经开始与产生自己的叙述话语进行“斗争”了，而从现代到后现代，本质上也是这两种不同的语言游戏互相渗透，互相博弈并努力建构自己的知识合法性的过程。现代时期，也即从19世纪前后起，科学话语逐渐获得了对叙述话语的“斗争”胜利，建立了现代性的“元叙事”（le métarécit）或者说“宏大叙事”（le grand récit），即政治上叙述人类理性主体的“解放”的“解放叙事”（le récit de l'emancipation）与哲学上叙述“主体-生命”历史的“思辨叙事”（le récit spéculatif），这两者分别经由法国启蒙运动的实践和德国唯心主义尤其是黑格尔的“普遍的精神的历史”（ l'histoire de l'Esprit universel）精炼，最终完成了叙述知识与科学知识的统一，并因之确立了现代性话语的合法性。

但是，从二战之后开始，尤其是六十年代前后以信息化为特征的后现代社会的到来，导致现代性的宏大叙事逐渐没落并失去了其合法性，用利奥塔的话来说，就是“宏大叙事的终结”（la fin des métarécits）。而所谓后现代就是对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的怀疑”。（《后》第2页），利奥塔指出，这种“怀疑”或者“不信任”的产生既有科学话语和叙述话语的内在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也有随着后现代的来临接踵而至的各种新型的“语言”的出现，如机器语言，游戏理论模型，新乐谱，遗传密码语言等，使得科学话语这种“元语言”不再可能唯我独尊，而降到与其他语言平等的地位。而新的知识合法化则建立在“力量话语”（le discours de la puissance）的合法化上，这是一种新的语言游戏：

这种语言游戏的赌注不是真理，而是性能，即最佳输入输出比。国家和/或企业为了证明新的赌注而放弃了唯心主义或人道主义的合法化叙事：在今天的出资者话语中，唯一可信的赌注是力量。购买学者，技师和仪器不是为了掌握真理，而是为了增加力量。（《后》第95页）

当然，对这个新的语言游戏的到来，利奥塔有褒有贬，一方面，他对于原来的宏大叙事的解体带来的“价值”的失落感到遗憾，“力量话语”的合法性来自于其对于系统的“效率”（efficacité）和“性能”（performativité）的“优化”（optimisation），即追求系统输入产出比的效益最大化，他对人们出于优化“性能”或“效率”的考量盲目追求“力量”感到悲哀；可另一方面，他也对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终结后因语言的多样化所产生丰富的语言游戏感到欣慰，因为“语言游戏的异质性”（l'hétérogénéité des jeux de langage ）将会给人带来的知识等级的“平面化”，不可通约性，以及文化上的差异性，这不仅对现代性的共识带来分歧，还将会带来新的发明，而这正是他所期望的“后现代式”的美好未来。

二，“后现代”之“后”与“后期后现代”的关联

而若要谈论当下的知识状况，首先必须对利奥塔所说的“后现代”重新进行解析。利奥塔在写作《后现代状态》时，“后现代”所依据的依然是当时美国社会学家和批评家大致一致的区分方法，即把18、19世纪蒸汽机为主要科技特征的工业时代视作现代时期，而以60年代前后的信息技术或计算机应用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年代”视作后“现代”，或者说是“现代”之“后”的一种“状态”。

因此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第一章的研究“范围”中开宗明义，指明他所探讨的是“信息化社会中的知识”（le savior dans les sociétés informatises），英文版则直接翻译为“计算机化社会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Computerized Societies ）。而他对所谓“信息社会”的指认，更多的集中在后工业年代侧重于计算机技术对信息的简单处理和传输之上。但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的出现，尤其是近年来AI即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逐渐进入应用阶段，不仅使得“信息社会”有了新的含义，也使得后现代的边界开始不断拓展，而其所涵盖的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大。

与之同时，这也使得我们在运用利奥塔对“后现代”的知识所做的诊断时，也不得不首先思考其适用范围，因为当下这个以AI技术的运用为特征的高度发达的“信息化社会”并未来得及进入他的视野，他所考察的还是信息社会的初级阶段，或者说仅仅是计算机进行机械“计算”的阶段，而尚未进入计算机的“电脑”阶段，也即计算机可以运用“智能”思考的时期。

所以，根据此种“信息化社会”的“知识状态”的不同，我们或许可以将利奥塔所提及的后现代再予以细化，即以一般信息技术的运用或计算机技术的运用为特征的“信息化社会”称之为“前期后现代”，另将以AI技术的运用为特征的“信息化社会”称为“后期后现代”或“晚期后现代”。当然，AI只是这个信息化时代的最为突出的科学特征和最为集中的文化体现，它不仅仅是与诸如机器人，移动互联网或现代生物基因技术等并列的技术类型，也是这些现代科技的结晶和未来的最重要的发展目标。而由此可知，对后现代的这两个阶段的划分所依据的不仅是时间的早晚问题，更重要的是其所呈现出的对于信息的处理方式和运用方式的差异问题。

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看出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中所处理的是“信息化社会”的初级阶段，也即“前期后现代”的“知识状态”，以此为前提，我们接下来所要进一步考察的则是“后期后现代”或“晚期后现代”的“知识状态”了。而这也是本文所谈的“后现代”之“后”的真正含义。

三，AI时代的知识的“返祖”与“文学化”

那么，在这个AI为主要特征的“后期后现代”的信息化社会里，利奥塔意义上的“知识”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简单来说，就是知识的在生产传播与接受等方面出现了“返祖”现象和“文学化”的特征。

首先是知识的“返祖”现象，即一切知识都“感官化”了。利奥塔曾指出，在后现代时期知识的传播会受到越来越多的“信息机器”（les machines informationnelles）的影响，这正如交通方式即运输的发展和音像的流通方式即媒介的不同对人类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一样。因此，他认为，知识在这个时代必须服从“信息机器”的语法规则即转化为机器语言所青睐的“信息”才可以被人接受并使用，否则，知识将不成其为“知识”。但是，这只是他对前期后现代的信息技术条件下对知识的思考，在晚期后现代，因为AI的出现，知识的传播出现了新的转向，AI化的“信息机器”不仅可以模仿人的感官功能，还可以迎合人的感官反应，这使得知识的生产和接受本身出现了一种“返祖”现象，或者也可称之为“复古”的现象，即对知识予以“感官化”处理，以顺应人的感官感知世界的本能，把知识转译为可以看，可以听，可以嗅，可以触摸的“信息”。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知识给予视觉化（影像化）和听觉化的处理，重新激活和强化了图像和声音的传输信息的能力。

而与之相伴，这种知识的“返祖”所带来的不仅是人的感官的“返祖”，对图像及声音的再度依赖，还带来了一种新的趋势，长期以来作为知识载体的文字的作用开始弱化，一种新的信息机器的规则在兴起，那就是知识都需要转化为图像和声音才能进入流通领域，不然，就可能被人遗弃或不再视为知识。

其次，是知识的“文学化”特征，即一切知识都“文学化”了。正是AI时代对知识的“感官化”的“还原”导致知识的“返祖”现象的出现，使得知识的性质也随之不得不发生了改变。因为智能手机，社交媒体以及移动物联网的出现，导致主要依赖其传递的知识的内在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由“前期后现代”的单纯的对“信息量”的传递转化为当下对“信息”予以“文学化”的加工或“戏剧性”的“叙事”。这与文学的性质密不可分，文学叙事本身即拥有感官化的特点，其结构和实现方式也意在唤起接受者的感官反应，尤其是诉诸接受者的情感的功能。因为只有借助于文学的力量，变得“拟人化”，才可以让知识的传播不是那么的生硬和信息化，才可以打动接受者的感官并进一步作用于其情感。所以，不管是微信朋友圈中的十万“+”文章，还是如诸多音频节目，都在运用“文学化”的叙事手法来编排和制作内容，以期望直接作用于接受者的感官。

但是，正因为文学具有情绪化的特点，使得知识传递与接受也变得情绪化，并进一步使得知识本身变得情绪化了。因此，知识的合法性不再诉诸其自身的逻辑，而是诉诸于情感的逻辑，或者文学的逻辑。有鉴于此，或者不久我们就会像尼采感叹一切都“人性，太人性了”一样，感叹一切都“文学，太文学了”。

四，“力量话语”的局限与“叙述话语”的复归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中认为，进入后现代之后，在现代时期建立起自身“元话语”地位的“科学话语”的崩溃，与其相互缠绕的以“宏大叙事”为内核的“叙述话语”也随之解体，以“最佳输入输出比”或效能为目的的“力量话语”应运而生，成为新的“元话语”，这也是他在此书中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利奥塔指出，因为后现代的“力量话语”以追求系统性能和效率的最大化为合法性的来源，因此知识的生产不再以追求“真理”为目标，而是变得唯“力”是图或者唯“利”是图，这将引起现代民族国家所拥有的控制知识生产于传播的特权的减弱，如信息流动的丰富与透明性要求，跨国公司的发展，都会逐渐摆脱民族国家对知识的控制。他以此为据，想象“美国资本主义排他性霸权的消失”，“中国贸易市场的可能开放”等都将成为现实，并且成为不可逆的现实。

但是，在进入当下这个“后期后现代之后，“力量话语”不仅未能像利奥塔想象的那样一统江山，相反，却在很多时候止步不前。遇到了现代民族国家这个似乎因为信息的“透明”已经消失了的“玻璃天花板”，而被他视为明日黄花的“宏大叙事”即现代的“叙述话语”却再次强势复归。

在讨论后现代时期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时，利奥塔基于“力量话语”提出，知识越来越具有“商品”的属性，其自身的“价值”却逐渐流失了。

知识的供应者和使用者与知识的这种关系，越来越具有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与商品的关系所具有的形式，即价值形式。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在这两种情形中都是为了交换。它不再以自身为目的，它失去了自己的“使用价值”。（《后》第3页）

知识的神圣性被“去魅”，而是像金钱一样，只剩下了作为增强“力量话语”的手段被继续生产和使用。简单说，在“前期后现代”，知识为仅仅为带来更多的金钱而生产，而非为追求自身的进步或者“真理”而生产。

但是，当人们进入“拟人化”的AI时代后，却忽然发现，不仅仅是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出现了“返祖”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在“前期后现代”阶段面临解体的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再次复活，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叙述话语”重新恢复了沉寂已久的声音，不仅对隶属自身的“力量话语”进行了吓阻，对“科学话语”的支配和控制也开始重新变得严厉起来。与此同时，“科学知识”也再次被“叙述性知识”即宏大叙事所“回收”。

这点尤其以近年来美国的表现为典型的标志。美国所强调的“美国第一”，或者“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的背后，就有着一种向着“现代”时期折返的趋势，而其对商品流通的干预，对科学技术的管制，都在有意无意的说明这个趋势。同时，“叙述话语”所具有的宏大叙事的功能在中国也被重新激活，“伟大的英雄，伟大的冒险，伟大的航程以及伟大的目标”（《后》第2页）再次被建构和重塑。因为美国和中国在世界上所具有的强大的示范作用，不仅使得“叙述话语”的复归成为一种更大范围的复兴，也将使得AI时代的“知识状态”出现更多不可预测的变化。

结语：越“后”越“现代”！？

利奥塔乐观的认为，后现代主义将会是现代主义的新生，他欢呼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解体，觉得这可以让人从两个多世纪的现代主义的总体性牢笼中走出，他坦然接受理性，解放，进步等观念的被人质疑，甚至摒弃，他更是将一切话语都归之于不同的语言游戏，而强调其平等性和其中的“游戏性”，他以为这样可以使得人们可以摆脱现代性的枷锁和被限制的视野，变得更为自由，更为开放，也更为独立，从而迎来一个更“后”也更好的未来。为此，他对和自己从事同样工作的法国同行们不无赞许：

至于对你们所谓的近年来的法国哲学来说，如果它在某些方面是后现代的话，这是因为它通过对写作的解构（德里达），话语的无序（福柯），认识论的矛盾（塞瑞斯，Serres），相异性（altrrity）（列维纳斯），流浪中的相遇对意义的影响（德鲁兹）的反思，也强调了不可通约性。（利奥塔：《对后现代问题的弹性附录》，见《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1页）

然而在这个以AI为特征的“后期后现代”，似乎这些利奥塔的同行们的努力都产生了相反的结果，一切都有一种重返利奥塔所批评的现代性的牢笼的趋势。不过，不管是知识产生的“返祖”现象，还是所呈现出的“文学化”的样貌，乃至“叙述话语”的复归，都只是对当下的“知识状态”的尝试性探讨。而这样的结果，显然是当初的利奥塔所料不及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哲学家就不需要关注未来，或者不需要对未来的想象。因为本文的这个简单粗略的思考，正是建立在利奥塔所提供的对于后现代的知识状态的思考的结果之上，而这些思考正是来自于本文开始所提到的利奥塔的小说家的“虚构”能力和僧侣般的全身心投入的“沉思”的能力，或者说来自他所喜欢用的剧本写作的说法。正是因为利奥塔所写作的《后现代状态》这个成功的“剧本”，使得他对后现代的描述具有了一种迷人的魅力，也才有了詹姆逊在《单一的现代性》中“利奥塔的宏大叙事终结的理论本身就是另一种宏大叙事”的感慨。（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

利奥塔曾经在一次对话里说，“让我感触的是，从杜尚开始，至少从某种角度看来，一个人如果不同时也是一名哲学家，就很难当艺术家。我并不是说艺术家需要去读柏拉图或是亚里士多德，我说的是艺术家需要开始提问他有什么危机，他需要问自己他正在从事的事的本质是什么。”（《非物质：和利奥塔的一次对话》，见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407/19/103068_461351824.shtml）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哲学家也到了“需要开始提问他有什么危机”和“需要问自己他正在从事的事的本质是什么”的时候了，因此，我在此不妨大胆的把利奥塔的话再引申一下，“从利奥塔开始，至少从某种角度看来，一个人如果不同时也是一名文学家，就很难当哲学家。”因为哲学家在当下这个AI时代已经不能只会反思，像现代时期那样做一只在黄昏时分起飞的密涅瓦的猫头鹰，而是要像文学家一样，不管是小说家，戏剧家还是诗人，努力挖掘自己对于未来的想象力，争取做一只黎明即鸣的山鹊。

因为这种山鹊可以预知未来之事，所以，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知来鸟”。

（该文为2019年11月6日同济大学“纪念利奥塔《后现代状态》问世四十周年研讨会”发言稿，原题为《返祖，文学化与叙述话语的复归——谈“后现代”之“后”的“知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