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仁宗：头颅移植手术后，你还是你吗？

文 / 邱仁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小时候有一天，我脑子里忽然蹦出一个问题：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小时候，父亲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邱承忠”，后来小学老师将我的姓名改为“邱仁宗”，我在家谱上的名字是“邱宝成”，因为邱家在我这一辈是“宝”字辈。即使读了不少有关的哲学文献，这两个问题我一直没有解决。本报第六期发表的我讨论有关我们对未来世代义务的文章可以说是解决了我的第二个问题：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纯属偶然。我父亲的人生轨迹与我母亲的人生轨迹偶然地发生了交叉，他们恋爱了，生下了我。一到答案是“纯属偶然”，也就无法再问下去了。我的问题是：在一个茫茫的宇宙，在一个亿万年的历史长河，为什么偏偏在这段时间出现了现在叫“邱仁宗”的这个人？而这个人又刚好是我?也许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然而，许多哲学家讨论过并且还在讨论“我是谁”的问题，也许在他们的脑海中也出现过我的问题。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实践的意义。

邱仁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资料图）

原本在都灵大学工作的意大利外科医生塞尔吉·卡纳维罗（Sergio Canavero）本来研究神经调节研究得好好的，突然萌发异想，想研究头颅移植手术，即把颈部以下瘫痪的病人的头颅切下来移植到将头颈部之间切断的已经脑死的那个人的颈部。他认为这样可使人长生不死。卡纳维罗将这项研究计划递交给大学，大学非但没有批准他的研究计划，反而把他解雇了。卡纳维罗知道欧洲和北美没有一个国家会批准他这项研究计划，而中国对科研项目管理松懈，于是他来到中国，在哈尔滨医科大学找到了合作伙伴任晓平医生。这种将一项风险大、受益小或不确定的研究计划从严格管理科技研究的发达国家转移到管理松懈的发展中国家去实现的行为，被称为“伦理倾销”（ethics dumping）。“伦理倾销”是一个严重的国际科研伦理问题，欧盟委员会曾发起一项为期3年、耗资270万欧元的伦理倾销调查，该调查名为TRUST，已于2018年结束。卡纳维罗把在意大利被拒绝的头颅移植研究拿到中国来做，就是“伦理倾销”。他和任晓平原本计划在2018年以中国人为受试对象做头颅移植的首次临床试验，但是在最后一刻，因为许多科学家、医生和生命伦理学家的反对，这项试验被禁止了。可是，这项拟议中的手术留下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假设终有一天，头颅移植手术获得成功，结果会怎样？谁是受益者?如果甲是颈部以下麻痹瘫痪的病人，但脑部仍然健康，乙是一个脑死病人，颈部以下身体仍然健康，把甲的头部切下来安在乙的颈部，那么新形成的人——甲的头颅与乙的身体接合起来的人——是甲吗？还是乙？还是一个第三者丙?“谁是受益者”这一非常实际的问题（因为手术前医生必须对风险-受益进行评估），却包含一个非常抽象的哲学问题：什么构成一个人的身份?

有一篇哲学文献曾讨论过这样一个案例，大意是（我添油加醋地做了修改）：假设你被怀疑为谋杀者，在法庭上需要为自己辩护。你说，我不是谋杀者。法官要你提供证据。你说，谋杀者是像我，但不是我。谋杀者20岁，我50岁了;他没有胡须，我胡须满面;他的妻子姓王，我的妻子姓张;他喜欢踢足球，我喜欢打乒乓球;他有阑尾，我没有，因为已经摘除了;他的肾脏功能良好，我的一个肾脏功能衰竭，已经移植了别人的一个肾脏，如此等等。因此法庭不能判定我是谋杀者。这里的问题是：你如何判定作案时20岁的人与在你面前做如此辩护的50岁的人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的两个人?这就是人的身份问题（identity problem）。

我们往往会搞不清人的身份问题。英国大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说，人们会劝14岁的少女现在不要生孩子，说你现在年纪还小，还不能独立生活，这对孩子不好;将来你长大了，学习毕业了，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那时你生孩子，对孩子各方面都好。帕菲特说，这里讨论的是两个身份不同的孩子，少女14岁时生出的孩子与她成熟后再生的孩子不是同一个孩子，且说不上哪种行为对孩子更好，因为少女14岁本来要生的孩子可能会说：是的，我出生后生活会很艰苦，但总比不被生出来要好。这叫作非同一性或身份不同（non-identity）问题。

德里克·帕菲特，英国哲学家、伦理学家。（资料图）

对于“头颅移植如果获得成功，受益者是谁”的问题，可以有三种回答。

第一种回答：受益者是甲。手术获得成功后，虽然甲的脑与乙的身体成功连接了，但脑最重要，所以甲的脑和乙的身的混合体就是甲。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就说过：“我们就是脑。”美国纽约大学神经科学家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说：“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本质被编码在我们的脑之中。”参与头颅移植研究的中国医生任晓平也说：“一个人的本质是什么？人是大脑，而不是身体。身体只是一个器官。”这种观点被称为神经还原论，即把人还原为神经系统，其中枢就是脑。然而，人的脑能离开身体吗？

帕菲特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头颅和身体重新连接的相关问题，这个问题起源于有关所谓的“裂脑人”的发现。人脑有左右两个脑半球，功能上各有分工，中间由叫作胼胝体的纤维束把两个脑半球连在一起。有一些人天生没有胼胝体，有一些病情严重的癫痫病人，他们的胼胝体被切断后可减轻其病情，这些病人就被称为“裂脑人”。“裂脑人”会有一些怪异的举动，例如一只手把人推开，另一只手则把人拉过来;或一只手把自己的裤子拉上来，另一只手又把裤子褪下去。因此有哲学家认为，一个人实际上是两个人的组合，每一个脑半球代表一个人，但因为有胼胝体把两个脑半球连在一起，因此显示的是一个人。但当胼胝体被切断，两个脑半球都独立了，就表现为每一个脑半球就是一个人的状态。同时还发现“半脑人”，即有的人生来就只有一个脑半球，照样可以生活。

这些发现启发了帕菲特，他因此做了一些思想实验。一个是裂脑实验：假设有一位病人A，他快要死了，另有两个人B和C，他们也接近脑死了，于是把A的两个脑半球分别移植到B和C的颅腔内。那么，B和C是否都是A？帕菲特认为应该是的。另一个是远程传送器实验：假设地球上有人发明出一种远程传送器，能够把一个人（例如X）的生理和心理信息发送到火星上，而火星上也有一个接收器，能够把从地球上接收到的生理和心理信息转化为一个人（例如Y）。那么，X是否就是Y?帕菲特倾向于认为是。帕菲特的根据是什么呢?

拿上面谋杀者的案例来说，按照帕菲特的观点，就会认为，一个人的身份不在于他的年龄、相貌、爱好、妻子的姓名、身体的结构，而在于他的精神状态。用帕菲特的话说，20岁那个人与现在50岁的人之间有精神或心理上的连通性，即记忆、意向、信念、欲望和其他精神状态之间的连通性。因此，那个50岁的人给自己的辩护完全站不住脚。帕菲特把人的身份归结为一系列心理体验之间的关系。因此，帕菲特的这种观点被称为“精神本质论”。帕菲特还做了另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他自己病得不轻，快没救了，于是他要求医生在他去世以前将他的头颅接到也濒临死亡的英国哲学家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身上。帕菲特的朋友去病房看他，能很清楚地认出他是帕菲特，即便护士掀开被窝给这位朋友看他的身体来自威廉姆斯。在这个案例中，帕菲特试图诉诸常识来支持他的精神本质论。所以，按照神经还原论和精神本质论的观点，头颅移植手术成功后的受益者是甲，甲和移植后的甲的头和乙的身的混合体是同一个人，他们有同一个脑，他们有精神连通性。

但是，这种观点会遭到一些难以应对的反例的反驳：一个处于深度睡眠、昏迷或持续性植物人状态的人尽管与睡前或昏迷前的自己没有心理连续性或连通性，但仍然作为同一个人存在，他的身份没有改变。当我深睡或昏迷时没有任何心理或精神活动，连通性中断了，那时的我就不是我了？我的身份改变了？这违反常识，也违反直觉。当我睡醒或从昏迷中醒来，我又有心理或精神活动了，但这时的我与睡着或在昏迷中的我没有连通性，这时的我是变成了以前的我?还是具备了第三种身份?还有一些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病例，病人把过去的事情都忘了，与病前的他没有任何精神上的连通性，他的身份也应该改变吗？他是不是需要换一个身份证?英国已故哲学家凯瑟琳·威尔克斯（Kathleen Wilkes）在某哲学杂志讨论过一个有关三重人格的案例：一位女病人有三重人格，她这一周是第一种人格，第二周是第二种人格，第三周是第三种人格，在人格转换后她一点儿也不记得她在前一种人格时说的话和做的事，也就是说，她的三重人格之间没有任何精神或心理上的连通性。按照帕菲特的观点，她是三个人，她应该有三个身份证。加拿大生命伦理学家瓦尔特·格兰农（Walter Grannon）也讨论过另一个案例：一个人很坏，做尽了坏事，有一天他突然陷入昏迷，昏迷了好几天后醒来，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做事勤奋，处处为人着想，做了许多好事。按照帕菲特的观点，这个人昏迷前后是两个人，有两个身份。这是违背常识的。按照常识，我们会说，A这个人变好了，而不说那个做尽坏事的A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存在的人是净做好事的B了。

第二种回答：受益者是乙。手术获得成功后，虽然甲的脑与乙的身体成功连接了，但身体最重要。

有一些哲学家被称为动物论者，他们认为人也是动物，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个有机体，只要身体存在，人的身份就会被保留。因此支持动物论的哲学家持有生物具有连续性的观点，身体的连续性对一个人的身份至关重要。即使一个人永久性地失去了知觉，例如进入昏迷状态、植物人状态甚至是脑死亡状态，他仍是同一个人。从这个观点来看，虽然手术后产生的人有甲的头颅，但身体还是乙的。因此新产生的甲的头和乙的身的混合体是乙，因此受益者是乙。

然而，动物论者也有他们的难题：头颅和身体都是有机体的一部分，并且是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坚持认为头颅比身体更重要，他会加入神经还原论者的行列，声称新产生的人是甲;反之，如果一个人认为身体比头颅更重要，他会得出结论说，新产生的人是乙。

第三种回答：受益者是丙。手术获得成功后，虽然成功连接了甲的脑与乙的身体，但其结果是形成一个新的人，第三者丙。

美国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论证，智能不仅是计算，我们要制造一个拥有人的智能的装置，就应该要求这些装置具有像人那样的在世界中的存在物，也就是说拥有像人的智能一样的人工智能必须拥有像人一样的一个身体并处于社会环境之中。美国机器人学专家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说，唯有赋予身体，嵌入环境的行动实体才能够拥有人工智能。智能需要一个身体，该身体能够运动，并能与可触及的物理客体互动。因此，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脑。自我，也就是一个人的身份，是由脑、身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融合形成的。作为人，我们思考和行动的能力是我们被赋身和被嵌入环境的心的一个功能。对脑、心（认知、自我）、身体和环境之间关系的讨论，直接关系到对“什么是人的身份”“哪个实体有资格被称为人”这些问题的回答，也直接关系到在我们讨论的案例中有关头颅移植（如果成功的话）后产生的丙这个人是谁的问题的回答。

休伯特·德雷福斯，美国哲学家。（资料图）

如果根据通过脑、身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塑造我们的自我的理论，那么结论应该是：丙既不是甲也不是乙，而是一个不同于甲和乙的新的人，他具有独特的身份。在头颅移植手术成功实施之后，甲的头颅被移植到乙的身体上，甲的头颅必然嵌入到乙的身体之中，并被嵌入到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与乙的身体和新的环境相互作用，将极大地调整或改变神经系统和心理系统的结构，使得产生的丙既不是甲，也不是乙，而是一个具有新的自我、新的身份的新人。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2期，题图来自 Unsplash @viktortalash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