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鼓角争鸣——汉唐时期发生在威县的重要战争

2019年11月2日《邢台日报》03版

远去的鼓角争鸣

王辉

威县有确切的地名记载始于西汉。从东汉初期设县到北宋，威县在地域上一直分为南北两部分，谓之“北经南宗”，“北经”是经县、经城县、洺水县一脉，经县的县城初设在七级镇古城村，后迁到高公庄乡经镇村；“南宗”是指广宗、宗城、宗州一脉，县城设在方营镇方营村，后迁威县今治。金元时期称威州，到了明朝始称威县。

《尚书 禹贡》曰：“覃怀厎绩，至于衡漳”，古威县在古漳水以东，属于古兖州之域。《水经注》说广宗（今威县）以东有清河，河上有大梁，后汉以降，一直是大河以北东西交通要冲。隋朝开凿永济渠，威县又在御河之侧，更兼南北交通之走廊。历代以来，因其地理位置重要，被军家重视，乃兵家必争之地。东汉末季的广宗之战、界桥之战、石赵时期的定陵之战、上白城之战、唐朝藩镇割据时期的桑林之战、五代时期的宗城之战、清末的义和拳运动等多次大规模的战争都发生在古威县。历史把对威县最精彩描述写给了战争。

广宗之战

东汉末年，公元184年二月，冀州钜鹿郡（今河北平乡县）人张角发动起义，史称“黄巾之乱”，天下有八州响应，朝野震动。汉灵帝便拜卢植为北中郎将，命护乌桓中郎将宗员任其副手，率领北军五校（即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营）的将士，前往冀州平定黄巾军。

在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进攻颖川黄巾军的同时，卢植率另一支官军进逼冀州，按计划重点进攻张角、张梁、张宝统帅的黄巾军主力。冀州黄巾军约有20万人，人数虽然多于卢植军队，但也多由流民组成，战斗力远远不及五校精锐之师，何况有诸郡国兵与卢植的北军五校士配合，卢植连战皆捷，张角部牺牲1万多人。

于是，张角决定采取守势，与张梁率主力退保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张宝则率别部北走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市西），互相呼应。卢植紧追张角主力，包围广宗，“筑围凿堑，造作云梯”，猛烈攻城，一连3个月也未能攻克。

灵帝大为恼火，派宦官小黄门左丰到卢植军中观战督阵。左丰贪婪无厌，有人劝卢植向左丰行贿，卢植拒绝。左丰未讨得好处，于是怀恨在心。左丰回京师，在灵帝面前诬陷卢植说：“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灵帝震怒，命令用槛车押送卢植回京问罪。

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六月，卢植被拘押回京。朝廷另派东中郎将董卓赴冀州为官军统帅，继续进攻冀州黄巾军。董卓军事才能逊于卢植，指挥官军围攻张角两个多月，仍无战功。后来，董卓在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北)被张角击败，获罪罢职。

八月底，汉廷再以皇甫嵩代董卓率军继续围攻广宗。此时，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县)、陈国(治所在今河南淮阳)、汝南(郡治干舆，今河南平舆北)、东郡(郡治濮阳，今河南濮阳市西南)等各路黄巾军已相继失败，南阳黄巾军困守宛城(今河南南阳市)，广宗黄巾军已成孤军。恰值张角病死，义军失其统帅，士气受挫。在此不利形势下，张梁继续率义军与皇甫嵩激战。义军部众精勇，皇甫嵩围攻一月有余，仍不能胜。狡猾的皇甫嵩采取以静制动的战术，“闭营休士，以观其变”，并以此懈息黄巾军的斗志。这样，一直相持到冬十月，黄巾军长期守城，精力疲惫，又见官军数易主帅，均不能破城，逐渐放松了戒备。皇甫嵩了解到这一情况，准备夜间偷袭黄巾军。

在一天深夜，他悄悄部署兵力，将总攻时间定在常人易于困乏酣睡的“鸡鸣”之时。总攻发起后，官军突然冲入黄巾军阵营，黄巾军猝不及防，阵势大乱。黎明时，广宗城破，张梁战死，3万黄巾军阵亡，另有5万多人不愿投降受辱，赴河而死，壮烈就义。

皇甫嵩破广宗城后，大肆烧杀携掠，“焚烧车重三万余两，悉虏其妇子，系获甚众”，对死去的张角也不放过，“乃剖棺戮尸，传首京师”，以宣扬他的赫赫战绩。接着，皇甫嵩移兵北攻下曲阳。十一月，皇甫嵩军与巨鹿太守郭典的地方兵联合，在下曲阳与张宝率领的黄巾军展开激战，张宝军势孤力单，下曲阳失守，张宝和十多万起义军将士死于皇甫嵩等官军之手。

广宗之战虽然是以黄巾军失败而告终，但张角和他领导的黄巾军英雄们以他们那种不畏强暴、顽强战斗、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在我国历史上写下了一曲农民革命的正气歌。嗣后，黄巾军余部仍在各地坚持武装斗争，并趁着东汉朝廷更加虚弱，地方州郡势力膨胀、豪族地主武装割据、军阀混战的局势，将起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东汉统治在黄巾起义的打击下迅速瓦解，也为后来三国并立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界桥之战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后，天下便陷入纷乱之中，群雄并起，各路军阀为了扩充势力，相互攻伐。在关东各地割据称雄的人物中，势力最大者是袁绍。他起兵讨董卓时任勃海太守，乘董卓西迁长安之机，夺得了韩馥的冀州。当时的冀州，“带甲百万，谷支十年”，称得上兵强粮足。随后他又计划取幽州、青州、并州。这四州，在当时是具战略形势的要地，其北有乌桓、鲜卑，可以为用；南有大河为阻，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在袁组初占冀州时，其谋土沮授就向他进言: 将军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袁绍听了，很高兴，说:“此吾心也。”由此，袁绍集团确定了统一河北，并以河北为根据地，逐鹿天下的战略方针。界桥之战就是袁绍在统一河北的过程中，和公孙瓒军事集团在争抢地盘中爆发的一场大规模的战役。

公元191年（初平二年）冬，袁术任命孙坚为豫州刺史，屯兵阳城。在孙坚出兵攻打董卓的时候，袁绍借机会任命周昂为豫州刺史，派兵袭取了阳城。袁术派遣公孙瓒的弟弟公孙越协助孙坚回救阳城，公孙越在作战中被流矢射中身亡。正在青州镇压黄巾军的公孙瓒怒不可遏地说：“我弟之死，祸起于袁绍。”于是出兵驻扎在磐河，攻打袁绍。公孙瓒攻势凌厉，威震河北。一时间，冀州郡县纷纷望风归降。袁绍大惊，为了取悦公孙瓒，缓和局势，他拔擢公孙瓒的从弟公孙范为勃海太守，不料公孙范一到勃海，却立即倒戈。

公孙瓒攻破青州、徐州黄巾军，兵势日益强盛，还屯广宗(今河北威县东)，进驻界桥（故址在今河北威县境内），变更守令，冀州长吏无不望风响应，开城迎接。公孙瓒任命严纲为冀州州牧，田楷为青州州牧，单经为兖州州牧，并配置了郡守县令。

公元192年（初平三年），袁绍屯军广川县（今河北枣强县东北），亲自领兵迎战公孙瓒，两军在界桥南二十里处相遇对峙。

公孙瓒以三万步兵，排列成方阵，两翼各配备骑兵五千多人。公孙瓒的骑兵部队被称为“白马义从”，公孙瓒在与胡人的对战中，组建了一支轻骑部队，公孙瓒酷爱白马，部队全部是白色的战马。“白马义从”是典型的轻骑兵部队，有着强大的机动力和射程优势。公孙瓒能依靠这支轻骑部队长期威震塞外，并让匈奴这样骁勇善战的轻骑“世家”闻风而逃。

袁绍令麹义率八百精兵为“先登（敢死队）”，以强弩千张为掩护，亲自统领步兵数万在后。袁绍部将麴义是凉州西平人，少年时代就爱好弓马骑射，长大后受命统领家族宗兵长期与羌胡征战，非常了解羌人战法，他的部队骁勇善战。

公孙瓒见袁绍兵少，下令骑兵发起冲锋，践踏敌阵。麹义的士兵镇静地俯伏在盾牌下，待敌骑冲到只距离几十步的地方，一齐跳跃而起，砍杀过去；与此同时，千张强弩齐发，向白马义从射去。公孙瓒的军队遭到意想不到的打击，全军陷入一片混乱，骑兵、步兵都争相逃命。麴义的军队则越战越勇，临阵斩杀了冀州刺史严纲，斩杀千余人，又乘胜追到界桥。公孙瓒企图守住界桥，但再次被打败了。麴义乘胜追击直杀到二十里外公孙瓒中军大营，砍了牙门大旗方才凯旋而归。

袁绍命令部队追击敌人，自己缓缓而进，随身只带着强弩数十张，持戟卫士百多人。在距离界桥十余里处，听说前方已经获胜，就下马卸鞍，稍事休息。这时公孙瓒部逃散的骑兵二千多突然出现，重重围住了袁绍，箭如雨下。别驾田丰拉着袁绍，要他躲进一堵矮墙里，袁绍猛地将头盔掼在地上，说：“大丈夫宁可冲上前战死，躲在墙后，难道就能活命吗！”他指挥强弩手应战，杀伤了公孙瓒的不少骑兵，公孙瓒的部队没有认出袁绍，也渐渐后退。稍顷，麹义领兵来迎袁绍，公孙瓒的骑兵才撤走了。

战役进行中，黑山军首领张燕派部将杜长等为公孙瓒助阵，也被袁绍击败，黑山军与袁氏开始结怨。

袁绍于此战中成功遏制了公孙瓒的南侵，大大挫折了其锐气，获得立足之地，改变了公孙强袁弱的军事格局，打破四面楚歌的被动局面，双方整体开始形成均势，是袁绍称雄河北的关键战役。公孙瓒的实力大为削弱，锐气被挫，公孙瓒的雄心也因此大为减退。

界桥之战是以步兵、弩兵战胜骑兵的经典战例，也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范。

桑林之战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廷为了尽快平定叛乱，结束战争，采取了招降安史旧部，封他们为节度使，割据一方。这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分化安史叛军，加快了朝廷平叛进程的目的，但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这些藩镇日后实力不断做大，以至于尾大不掉，对唐王朝时顺时叛，成为终唐之世也未能解决的心腹大患。《资治通鉴》称：“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献”，他们还“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一旦发生边疆战事以及叛乱事件，唐王朝无力应对，只能依靠各地藩镇解决。发生在唐德宗兴元元年的桑林之战即是这种状况的具体体现。

桑林之战，发生于公元784年（唐兴元元年)，是泽潞节度使李抱真与恒、冀、深、赵四州节度使王武俊联兵救魏州（治贵乡，今河北大名北），在经城县桑林（今河北威县经镇西南）大败范阳节度使朱滔军，粉碎朱滔南下与朱泚合兵反唐的一次重要战役。

公元783年(唐建中四年)，泾原兵变，朱泚被哗变的士兵拥立为帝，国号秦，年号应天。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改国号为汉，年号天皇。册封其弟朱滔为为冀王、太尉、尚书令，不久又进号皇太弟。朱滔率领幽(治蓟县，今北京市西南)、檀(治密云，今属北京)精兵，借回纥兵2000骑，拥众5万，南向与朱泚叛军相呼应，攻围贝州(今河北清河)，相继攻下经城县(今河北威县北经镇)和宗城县（今河北威县东）。

朱滔抵达贝州，魏博节度使田悦任命的贝州刺史邢曹俊来拜见过朱滔后，便闭城而守。朱滔心中疑惑，驻扎在永济（今馆陶县路桥）。王武俊暗中派门客去挑拨，对朱滔道:“田悦对你有不满，待你南下后，就用兵掐断你的归路，你该有所准备。”朱滔大怒曰：“田悦逆贼，曏在重围，命如丝发，使我叛君弃兄，发兵昼夜赴之，幸而得存。许我贝州，我辞不取；尊我为天子，我辞不受，今乃负恩，误我远来，饰辞不出！”即日，派遣马寔攻宗城、经城，杨荣国攻冠氏，全部占领。又放纵回纥兵对馆陶大肆抢掠，波及澶州(今河南濮阳)、卫州(今河南卫辉)。田悦大惊，闭城自保。

公元784年(兴元元年)三月，田悦被堂弟田绪所杀，魏州大乱。朱滔趁机命令大将马寔分兵进逼魏州，扎营于王莽河。唐德宗在山南逃难，担心朱泚和朱滔合兵，便任命王武俊为同平章事，令他与李抱真合力攻击朱滔。武俊与抱真联合对付朱滔，既可保住自己地盘，又能为唐廷立功。王武俊欣然同意。两军议定，同日出征。

五月，王武俊和李抱真在钜鹿(今河北巨鹿县境)东会师，联兵攻朱滔。联军距贝州30里摆开战场。朱滔听说两军将至，连夜召回马寔保卫贝州城。马寔部队冒着酷暑从冠氏返回贝州，为避联军锋锐，没有立即与联军交锋。杨布和将军蔡雄引回纥首领达干见朱滔，炫耀回纥骑兵善于突击，战斗力强，要求尽快交战。

五月初六晨，王武俊派兵马使赵琳率500骑兵在经城西南的桑林设伏，李抱真列方阵殿后，王武俊引骑兵在前，与回纥兵交锋。回纥纵兵冲击，企图打乱联军阵脚。武俊使其骑控马与之周旋，回纥兵突击联军后方，正准备撤走，武俊纵兵追击，赵琳部从桑林横向截击，回纥兵败走。王武俊紧追不舍，朱滔骑兵也撤走，自踏其步兵阵地，步骑兵都向东奔逃，朱滔控制不住局面。抱真、武俊合兵追击。

当时，朱滔率3万人出战，死去万余人，逃散者万余人，余下数干人同朱滔入营坚守。黄昏时分又遇雾天，无法长驱追击，抱真在战地西北扎营，武俊在东北安寨，朱滔连夜烧焚营寨，引兵逃出南门，向德州方面遁去。沿途丢掉掠夺的资财堆积如山。联军因雾没敢追击。朱滔把这场惨败的原因全归罪于杨布和蔡雄，将他们杀死。

桑林之战是“安史之乱”后，忍无可忍的唐王朝首次对藩镇割据进行大规模反击。很大程度上销弱和震慑了藩镇势力，使唐王朝得以延续，但其衰落之势已经无可挽回，此后藩镇继续做大，唐王朝已无力消灭藩镇割据。

战争的硝烟散尽

历史的风云远去

战争的记忆只留在史家吝啬的记述中

来源：邢台日报

原标题：《远去的鼓角争鸣——汉唐时期发生在威县的重要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