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人工化时代的知识状况：纪念《后现代状态》出版40周年

“人工智能”这一译法假设了有一种人之外的“人工的”智能，这一假设是完全错误的。本文强调，人工智能也是人的智能，原来的“人工智能”这一说法所要强调的，在本文作者看来，只是：智能的人工化。因此，本文在与利奥塔1979年提出的“后现代”对位，提出人工智能时代这个说法时，就更进一步将我们今天的这个用算法和神经网络来训练机器去学习（也就是认图像）来习得人工智能，再将后者用到美团和阿里云这样的平台上去更高效地剥削广大消费者的时代，称作“智能人工化”的时代。下面我们将学着利奥塔的姿态，来讨论智能人工化时代的知识状况。

一、纪念之缘起

1979年，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利奥塔（Francois Lyotard）接受加拿大魁北克市教育局长的委托，为当地的大学评估那一时代的“知识状况”。他用“后现代”来定义这一状况，因为那一时代的自我评估是：最发达的社会已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现代和后工业之间能否被这样套用，这是后来的学者们挑战“后现代”这一说法一个主要落点。这是抛出《后现代状态》一书的原委。

此书也是献给当时正面临被关闭的巴黎第八大学，尤其是其中的“哲学技校”的。在这个由福柯创立的哲学系面临关闭的紧急关头，德勒兹急中生智，叫系主任夏特莱将哲学系改名为“哲学技校”，让它听上去是在为社会培养实用技术人才，以应对国家对大学系科的绩效衡量。当时也正要拆除全国的中学哲学课程，利奥塔与德里达正在和当局斗争，拉密特来背书，而且德和利两人与夏特莱一起要推动国际哲学学院的成立，于是才有了《后现代状况》的这一特别题献。《后现代状况》正如其作者所说，的确是“因形势所逼而写”，表达了利奥塔当时心中的三个严重的关切：

一）科学叙述这一语言游戏已一家独大，正压倒其余所有语言游戏，尤其是文学和艺术等学科，甚至哲学和大学，都被技术式科学话语和绩效捅破底限，而走投无路。

二）科学所演示的对数据、证据的高绩效的生产，竟然被国家拿去当作对社会的绩效管理的唯一模板，也就把技术官僚式的管制压到了每一个人头上。

三）语言技术压倒了语言游戏，语言机器（计算机当时还未联网）造成了信息社会，在其中，远程信息处理技术（telematics）将压迫式一统天下，社会系统将走向熵满。

四）可是，并没有一种科学元语言可来衡量、评价其余的一切。对任何一种语言游戏作合法性辩护时，必须看它是否生产出了新观念，是否做出了新表述，是否改变了原有的规则。决不可能达到哈贝马斯说的那种普遍共识的，各种争论之间的对话，也是不可能的。共识不能带来正义。

看着他当时的这四种关切，我们由不得要惊呼：今天，我们的知识生产状况的现状及其恶果，比利奥塔当时担心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利奥塔当时担心的是信息技术尤其是和远程通讯（telematic）技术和机器语言对于科学以外的知识的抽空和覆盖。但是，我们知道，后来真正到来的，已压到今天的我们头上的，其实远比利奥塔担心的可怕。1993年后，反而是互联网覆盖了全球，最终，到今天，云计算平台通过人工智能和手机屏幕，捕捉了每一个人，使我们比阿多诺笔下的下午两点的无聊主妇被电视连续剧捕捉，还更惨，生生地成为大平台公司生产剩余价值的消费工具，使我们不会给自己生产知识，而成为废人。

而且，当前，我们已身处人类世，气候危机已笼罩我们的每一次思考和行动。可是，我们的大学、学术研究机构和各级学校，却越加被各种绩效管理锁喉，情况比利奥塔所警示的还要凶险很多。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比利奥塔当时感到的还要危急得多的形势，而社交媒体操持的大众媒体排练给我们的后真相，阻挡了我们去认清这一当代的知识困境。怎么办？

在《后现代状态》出版四十周年之际，张生教授建议我们利用这一“第二利奥塔时刻”，邀请国内各学科的思想工作者，在这一关键时点，来像利奥塔那样，重新敲定这个工人智能时代的知识的状况，警示时代，点醒自己。恰好，中国美术学院也在这个时点召开“后现代及其之后”的《后现代状况》出版权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作为呼应，我们就趁此机会，邀请了全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建筑、音乐、电影、精神分析、社会学、法学等方面的30多位重要学者，集聚同济大学，用我们的集体智能，开出一张对于云计算平台、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和大学状况的体检报告。

二、知识：后现代状态和人工智能状态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认定，当时最发达国家（后工业社会）的知识状况已处于一种叫做“后现代”的状态。他具体指的是：各学科话语、各知识域、各语言游戏之间，已处于“后现代状态”了。但是，科学话语、科学作为国家知识，却以其自身的计算式理性，来建立绩效标准，再由国家来将这一绩效标准强加到其它所有的学科上。这就造成了那些曾影响了在十九世纪末形成的科学、文学和艺术甚至大学本身的游戏规则和叙述形式，在当代走向了危机，也就造成了不同叙述之间的冲突，甚至火并。他要我们正视各学科已进入后现代状态这一点，后者在他看来是褒义的，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目标：打倒宏大叙述，使各语言游戏（包括科学）真正处于一种后现代状态。

能令我们十分悲痛的是，利奥塔的这一诊断，在今天甚至更对准了我们和我们的知识机构的症状。都可以设想，任何一个高校的青年教师，在今天读到此书后，仍会节节叹赏……

科学研究的是绩效，然后它自己也被这个绩效的圈套扣住，在其它学科也都被套住的同时。科学知识总是过量的、竞争的，会与其它语境的知识冲突的。它每一次都要顶破天花板，需要我们事后去疗救和抹平。所以，我们必须对科学知识的当前和未来状态不断做出评估，防止它自建合法性，来排挤其它语言游戏。如果简单地就用了它的标准学，就会使文学知识和艺术知识等等无法获得合法性：大学里无诗，这一点已是对康德和谢林的大学理念的极大侮辱。

实际上，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加以辩护的是：并没有一种科学元语言可来衡量、评价其余的一切。

大学里的明星科学家因此都应该对下一代的知识命运负起主要责任……如果真的是好的科学家，作为某一种语言游戏的玩家，他们应该主动改变现有科学游戏，甚至像在围棋比赛中那样，主动去发明新规则，使下一代不会被一个垂死的体制及其规则玩残。他们应该……转身强调：个人成名献身的道路，可有无数条，而大学只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心理、集体式跨个人化的场所之一，是各种新语言游戏的孵化器，和绩效管理受害者们的疗养所。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还向我们指出，到1970年代末，人们只有技术标准，而没有了关于真和正义的标准。这时，关于科学、启蒙和解放的宏大叙述其实全部倒下了。那么，这时，各种小叙述、本地语言游戏的合法性将从何而来？谁、怎样去为这种合法性做出辩护？这一辩护途径，就是利奥塔提出的“后现代状态”这一总体视野：在后现代状态里，科学也只是其中的一种语言游戏，也是一种文类，所有文类和所有语言真的走向平等了。而国家和系统只有把私人语言游戏排除掉，才能开始“管理”。它必然是恐怖的。对付系统的批判理论，所以，也必须恐怖：也必须在自己的语言游戏中加速，抽象，剥离。在今天，不也是这样吗？如果我们的理论不能够成为最新的人工智能，去加速我们的思考，去发明、生产出新观念，那我们就是在等死。理论有什么用？它能促成观念的诞生。观念是学者的最高成就。并没有什么科学方法。学者首先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利奥塔也非常英明地看到，理论与艺术本身就追求对自己的叙述的合法性抱有良心和责任，会去追求绩效之外的另外的合法性，所以才是我们对付科学话语的手段。而合法性只能从我们自己的语言游戏的操作和交往互动中得到。

《后现代状况》强调得很尖锐的另一点是，科学的真理话语是用它自己的“内容”来自证合法性的，而其它诸种语言游戏，如文学、艺术，则是通过使说话者在语用（pragmatic）上平等参与，在叙述之中，去平等地获得其表达的合法性的。只有这样的语言游戏和语用很活跃的社会里，才会不断有新的发明。科学本来是诸文类之一，今天它却以真理和论证来称霸，就剥夺了其它诸语言游戏的平等和合法性。这是科学话语和欧洲启蒙-解放话语这两种宏大叙述的罪行之一。但是这两种霸权话语本身其实也已玩完，各种语言游戏事实上平等了，只是，我们自己仍在习惯上仍以科学话语的权威性和绩效标准学，来管理社会，甚至主动对照它们来要求自己，正如当代中国大学仍在用美国大学的科研标准，来强压到文、理、工的研究上一样。

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哲学家利奥塔指出了我们时代的知识的总体的可悲状况：

今天的知识是、将是为了被卖，才被生产出来；它只有被消费，才能在新的生产中增值：在这两种情形里，知识都是用来被交换的。它不再是它自己的目的，它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

利奥塔这里还没考虑到知识在今天的云计算平台上的遭遇，没能够见到人工智能操纵这个自动社会时知识所呈现的另外两面。是斯蒂格勒向我们指出了这两面：在大数据经济的统治下，作为平台用户（手机就是大平台公司用app塞给我们的小平台，像抽屉一样地将我们装在了其中，来被层层剥削）的个人，既药术式地自己生产知识，但同时通过知识生产而走向个人和社会集体地体外化。个在也被手机屏幕里的数码第三存留也就是大数据不断地再生产的同时，也能转而开始自己的新的知识生产。

斯蒂格勒清晰地向我们指出，所谓人工智能对我们的知识生产的操纵的实质，是与二十世纪的主导者用文化工业也就是好莱坞、电视连续剧和音乐工业来操纵我们的知识生产一样的，都是在强迫我们加快消费。因此，反对人工智能使我们在知识生产上走向无产阶级化和废人化，就是要摆脱那一统治我们的、想要逼我们作出最有效的消费的交换价值生产的意识形态，恢复我们个人的知识的使用价值：去追求作为我们自己的个人时间、个人工作和个人未来的知识。而我们今天见到的大部分知识，由于是在交换中急需，才被生产出来，并且都是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的，自然也就成了供我们消费的商品。

而在斯蒂格勒看来，哪怕是大学课堂里的知识，也只有在两代人以上的切磋过程中，才重新生成，才能够成为集体第二存留（如待被验证的生物学论文中的实验结果）之后，才算研究者自己的个人知识。也就是说，带进课堂里的全是旧知识，只有师生之间在课堂上扳过手腕之后重新形成的第二存留，才算是每一个人自己的新知识，而那也仍是待进一步敲定的知识。

只有在两代人以上的共同关注下，在这样的代际相连的场景中，知识才是逆熵的，因为它加强了几代个人的心理-集体的跨个人化。对于海德格尔而言，不在全国人民的目光下的师生论争-劳动-战斗共同体内被争论过的，就不能好算是知识。研究、劳动和战斗才使师生共同体的知识关怀在德国人民面前变得恰切和鲜活。这是要在全体人民面前锤炼新知识，是在剧场中演示新知识给全国人民看。

以上是借《后现代状况》的出击点，来对人工智能时代里我们的知识生产的状况作了一个总体的定性。下面我们将把本文的关点拉到知识和大学的未来这一主题上。

三、智能人工化时代的知识的命运

那么，后现代之后的知识将是什么样式的？让我们从利奥塔的学生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眼光入手，来讨论这个主题。

斯蒂格勒认为，知识不光必须是在两代人之间被生产出来，也必须是药术式地被生产出来：也就是说，必须是在我们中毒、半昏迷下的恢复过程中、在挣扎中使自己复原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才是真知识。在疗养、恢复过程中，药罐式、治疗式地产生出的，才是新知识。必须是药术式地与美团、阿里云平台这样的大平台公司的军事式斗争中，我们的知识生产才有效、才有用（海德格尔说的大难中有大救，是这意思？）。

但谷歌正在替我们生产出的知识，已多到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亲自动手。其巨大的知识库存和由其人工智能主导的编目，也暗暗地规范了我们对知识的使用。在认知上讲，谷歌正在部分替代我们的脑的工作。它使我们的表达不得不与谷歌根据其过往积累的数据统计的规范合拍。也就，它用算法来统计已有的语言用法，以此来规训我们未来的语用（这就是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里对机器语言的担忧！）。它天天校正我们的语言认知，使全世界各地的自然语言都成为其子集。也就是说，谷歌规定的作为超世代知识的庞大的语素库，将会带着巨大的落差地来铸造我们的新语言规范。使词语关系成为人际关系后，谷歌也将要以此来来辖治人际关系。语义网（互联网发明者伯恩斯-李（Berns-Lee）最近提出的一个倡议），或物联网是能够校正谷歌的邪门的另选道路吗？

在机器学习中生产出的新人工智能将要来碾压人类自然智能的时代，我们的苦难来自：我们的脑和它的（手和其它器官）正在被24/7式资本主义算法下的各种自动设备网状捕捉，屏幕将客观知识强加给我们，自动生成预存（protentions），而不是让我们通过个人经验来“追忆”（普鲁斯特式地）。屏幕上的“知识”由于可直接送到我们眼睛里，所以，它也反而使我们自己不会生产活、做和思的知识了。这种在平台上通过新人工智能快速形成的知识，不论好坏，都在浇灭我们自己的求知冲动。

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必须反复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须是：让学员得到余地，主动学会自己去生产出知识，主动去建立个人的一致性平面或欲望平滑面，也就是温尼科特说的去建立个人自己的过渡空间：一方面是苦苦地写读，而另一方面是游戏地生产思的知识，中间不知不觉地转换，最终把毒品变成好药。

作为数码第三存留的大数据支持、机器学习推动、人工智能加持的平台管治，已激烈地改变了现存的一般的知识存留和预存方式。它改变了当代知识的所有形式，改变了我们如何去做、如何去活和如何去思考的知识的形式。这种改变要求我们拿出既是器官术式、又是药术式的对知识的编目手段。之后，我们又必须基于当前的各领域的实验和创新，去开发实践式器官术，斯蒂格勒认为，除此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我们必须重新去学习巴斯卡和莱布尼茨这样的哲学家所示范的开放式实践，像黑客那样地去给自己探路。

斯蒂格勒这里所说的第三存留（大数据是数码第三存留）是西蒙东所说的“跨个人化”的支架，总是其条件，形式总是多样，最终支撑着跨个人化中过程中的心理个人的释义过程。个人如果是一条丝瓜藤的话，第三存留是那一支持它不断发出新枝然后往前爬的支架。个人正是一边释义一边沿着那个支架向前爬，并同时生产出新的意义的。正是如此，知识才生产出了意义。或者说，意义是跨个人化也就是个人获得说、做和想的新能力的结果。斯蒂格勒认为，对于心理-集体的跨个人化而言，所有的知识形式只是生产的一种模态：知识生产意义，而意义是对存留和期待的安排。正因此，知识也构成了我们的关注的形式。而为了获得新知识，我们必须培养出一种新的关注，比如在手机屏幕上的关注，那是像对书法碑帖的关系，对围棋棋盘的关注那样地需要培育的，因为那是药罐。

但是，也只有用被跨个人化循环来加以社会化后的第三存留，去训练我们的存留和预存方式，才能够改进我们的关注了（我们的注意力被手机屏幕捕捉，但也能用手机屏幕去训练我们的注意力）。是跨个人化过程训练了我们的关注能力，因而刷新了知识的获得过程。也就是说，个人在作出跨个人化的同时，也获得了新知识，而新知识反过来也正是对其跨个人化的推动。简言之，我们不是因为好奇，才去学习知识，而是我们不得不做出跨个人化行动，去成长，才生产出了新知识，像树生产出了氧气，像蜜蜂去采蜜。我们的技术生命不得不这样“学”着往前走，为了它自己的成长。学习不全是为了“得到”那一具体的知识，而更多地是我们通过“学习”来作出更好的心理-集体跨个人化。

四、学校与代际关系的未来

学校是将许多个年幼个人拉到一起，去生产出公共时间的地方。它也是几代人去生产出公共物的地方，所以也是去生产出我们的新的“共和国”，也就是去生产出“我们”和关于“我们的知识”的地方。今天，可以说，那一热闹的互联网，正是我们本来应该有的真正的学校的样子。而互联网也正在被各大平台公司切割成一块块的像社交媒体那样的封建领土。互联网和平台公司有多么强大，就证明我们的各类学校已被剥夺得多么名存实亡。学校正成为互联网和平台的幽灵，成了谷歌们盘剥我们的黑砖窑的一部分。

正如老鼠搬家，学校里原有的那些有生命力的东西，今天也全被搬到了网上和平台上。目前，在教室里，师生像什么都发生过那样，仍在原地装样子，骗着自己地在教、在学。同志们，该醒醒了，时日无多了！

而学校本来是要帮我们生产出公共时间，帮我们找到一种集体的心理间歇，让几代人一起找到一些共时时刻，集体地重新学习，集体地升级的地方啊。柏拉图在《会饮篇》（207d）里透过苏格拉底的嘴，向迪奥替玛（Diotima）说：教育就是将一个年龄尽量小的人，放到一个年龄尽量大的人的位置上。教育因此必须是：重新建立三代人之间的相互信任。那是要在三代人之间重新订立契约。而在今天的课堂里，中老年的屁股后面追着全球资本主义的绩效系统考核这匹恶狼，同学们则反而活得像老年人，行事像公务员，擅长到处去考级和盖章。改革大学，是不是必须从这个错位开始？这不是哪一代的错，我们只能三代人同时主动变形，急步跟上，一起来改和变了。不要再等了！

而在人工智能时代，儿童掌握的算法比成年人的版本更高，因为他们是互联网土著，因而，今天的代际关系是否已经倒转？柏拉图对教育的定义是否应该被逆转为：将年龄尽量大的人放到年龄尽量小的人的位置上，再倒转，又将年龄尽量小的人放到年龄尽量大的人的位置上？舍赫（Michel Serre）和斯蒂格勒都持后一立场。斯蒂格勒因此提出将互联网、平台和这个自动社会当成一个三代人跨代际、超代际的重新学习领地，比如将老年人和儿童组合到挖地雷、斗地主的游戏之中，使他们互相比赛玩电竞游戏等等（具体将在他即将出版的《知识的未来》中详细讨论）。

斯蒂格勒说，教育，真正说来，就是个人努力想办法把自己寄养掉的过程，是要学着努力让别人、新的环境来领养自己。它就是个人努力使自己被一个集体领养的过程。在数码时代，三代人的各代原生性（generational nativities，每代人独有的那种原生性）之间短路了。所以，今天的教育的问题，不只是学校格式不够好，教师水平不够高，学习内容不够新的问题。今天的教育和学校的崩解，首先是因为原有的代际间（intergenerational）关系被云计算平台彻底冲垮了，教育于是没有了排练和升华的场地，学校成了被残酷开采的奶牛场。这时，三代人之间无法形成代际之间的集体心理循环，无法将我们自己寄养掉，无法共同成长了。

今天的教育正成为：个人的自我商品化；将自己当作一个商品来生产和展示。而好的教育应该是手、作品和脑的结合。在数码第三存留或云计算平台已无法形成一个时代的时代里，教育不仅应该培养生产者，而且首先必须去弄清楚我们须为社会培养出什么样的生产者和去生产出什么。教育和研究从此都必须是贡献式的，也必须让某种贡献式的公共力量，也就是你我的知识意志、艺术意志、权力意志等，来主导教育的权威，最终将学校和学术机构从官僚和经理手中 夺回来。关于教育的目标也需要我们来发明了。

以算法辩证来推理，秉承利奥塔的后现代精神，我们完全应该这样来号召：让我们反着来搞全球网络、万维网或互联网或其它的任何远程网络吧，请将它们重新搞成最新型的学校。这个新学校、新大学或不论什么名称的机构，一定必须压住当前的这个互联网。我们再也不要去装哈佛、牛津的样子……这样做是在犯傻了，因为，在今天，利奥塔说，就连批判理论也被编程，哪有这样的简单的解决之道的。

五、将现存世界大学系统改为全球互联国

互联国是在全球各大学之间先已形成的一个全球国家（Internation）。这是一种欧陆式的国家联合，是一种新的全球宪政空间。这是一个大学国，但也构成一个比今天的全球化中的世界更普遍与多样的关系网络。照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莫斯（Marcel Mauss）最早的定义，名副其实的国际主义是不会否定国家的。互联国就是位于所有国家之内的那个国。互联国是那些非-国家的反面。它也是目前这些只会自我孤立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反面。

但是，在互联国还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互联网先已夺走了大学和国家的权威。大学必须夺回这一权威。但是，如何去夺回？就此，斯蒂格勒认为，使教育成为真正的贡献式实践，是夺回大学的唯一手段了。

在这个互联国里，我们必须使全社会普遍的贡献式研究和贡献式出版能够压倒以谷歌为代表的那些云计算平台（GAFA）。在今天的区块链研究中已露出端倪的是：每一个个人都可以通过zero knowledge这个算法软件，来保护自己的身份和个人知识生产，这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捍卫自己的知识生产者的主权。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后，像谷歌这样的全球运算平台将只能得到广义的大数据，无法来偷去我们生产的知识。我们仍不应该失去希望啊。

大学还将帮助我们生产出理论物，从底部去建立元语言，这个工作在今天却可悲地是由黑客和那些开放项目来完成的。所以，未来的大学应该由公民协会、业余爱好者、斗士、被鼓励与大学世界一起工作的城乡居民，来发明理论，开始新的立法程序。大学必须主动变形，主动寻求被无限塑造，再通过其自我变形，来促动全社会的每一个人的活、做思的知识的生产。

但是，正如德里达在《对哲学的权利》中说，我们必须冷静地认识到，大学目前已不在它自己的里面，而在它自己之外了（大学的之内部被技术科学和管理学院这样的机构鹰占凤巢了，文学系也不得不与化学系为伍，诗歌、哲学、方程与图纸和软件和产品在大学里已被混为一谈）。但是，在云计算平台上，研究机体的无限的创新能力也正在加速。今天的数码短记忆（hypomnemata），是一个将一切社会关系（家宅的、朋友的、工作的商业的、金融的、政治的和外交的等等）都书写化的框架。我们因此需要像一个像德里达所说的无条件大学那样的平台，来应对今天的大学的崩溃。要知道，神学摇摇欲坠后，也正是语法学和语义学接过了棒，止住了塌方。我们也应该这样地自信地将今天的新算法掌握在自己手中。

为此，我们必须

1）发明新的出版；

2）发明新的大学；中小学的教学内容由大学提供；

3）发明新的……互联国；

4）发明新的工业政治，新的精神的工业生态；

5）发明新的工作；

6）发明新的终极价值，发明逆熵性。

当前的大学教育和大学知识的问题，不是教学法的问题。大学系科目前须做的，是治疗式工作，但目前，其首要的任务却是：与大学内的数码短记忆装置作斗争。今天的高等教育政策普遍地在要求大学动员和组织其研究机体去作出无限制的创新加速，哪怕以毁灭我们的未来为代价。我们必须先中止大学的这一走向毁灭的创新冲动。资本主义式创新正在毁灭人类的未来。

在谷歌的背影下的虚拟统治中，大学更必须成为一种与它对抗的新的公共力量。我们的未来是在一种重新奠基的工业模型上，而不应停留在利奥塔在他那时代认识到的那一种后-工业状态上。为此，今天的机构内研究应当主动开放自己，去配合来自广大公民的“贡献式研究”，而这在康德的大学理念里，正是大学的股份制研究体制里教授们应该但任的功能的一部分：做国家知识保管员，帮助铭写全民和人人的科学研究成果。未来的大学对我们的作用将是：去帮我们体验普遍之物，去体验更大的贡献式的生活，做出更顶天立地式的发明式、贡献式编目。

而这一走向全球互联国的道路，也需要我们去发明。

六、结语

面对当时的知识生产的严峻形势，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的总结性态度是：抵抗宏大叙述、启蒙和科学话语，捍卫文学和艺术所代表的各种非科学语言游戏的合法性。这一由德里达、福柯、布迪厄加持的立场，是斯蒂格勒全力反对的。后者认为，发明，而不是抵抗，才是我们的真正的任务。贡献式、编目式发明，才是我们在人工智能所导向的自动社会里的知识生产的真正任务。

德里达在《无条件大学》里仍停留在无条件抵抗的幻觉里。斯蒂格勒批评他不知道在今天的存留条件下的大学自治之药术之辨证性。德里达不知道的是，大学的抵抗对于大学自己也是一种药罐。因此，在德里达之后，我们仍须问：明天的大学在哪里？明天的大学知识是什么样的？这不是要找到一种反德里达的话语，而是要对他的解构作出进一步的解构。生命要去成为，重新地成为，重复地去获得关于极限的经验。从重病中走向痊愈的大学，也必须这么往前走。

大学的正在到来的角色是什么？

大学学科的问题与本时代的知识体（épistémè）,既与人对技术后果的补救（épimeleia）,也与我们身上的狡猾之智（mélétè）有关。所谓知识体（深层构架）就是那一构建我们时代的共同的知识生产的那一认知平台。而补救技术的知识是我们面对技术后果而作出反应，是后续跟进的知识和智慧。至于狡智，尼采说，是我们从自己身上激发出来我们本来不知道在自己身上居然具有的知识，那是所谓蛇、鹰和狐狸的智慧。尼采想用一大把警句当乱箭去射中的，就是我们身上潜伏着的那些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有的狡猾之智。一被击中，它们就能在我们身上发挥出令我们意想不到的作用，就能将人类引领到另一种处境之中。

那么，谁将是这个大学里的“我们”？在父母也正在社交媒体中成为孩子们的狐朋狗友的今天，我们更应该认真思考知识和代际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谁将是未来大学里的知识表演团体？是今天留在大学里的我们这些这些残部吗？如何在这个基础上来发展大学的队伍？仍在大学里的我们是否正占着茅坑不拉屎？

在西方，各级学校所教的知识，都曾来自大学。从1088年博洛尼亚大学诞生起，情况就是这样。德里达说，在康德那个时代，大学的“外面”是被局限在大学的边缘的。那时的情况也已不简单和确定。今天，大学反则成了大学的“外面”的边缘了，就如大学的商学院将大学的本部挤到了一边。各技术学科以自身的标准学反过来要求大学，如《自然》《科学》和《细胞》上的研究报告的如今成了大学学术成果的硬通货。

在此同时，今天的大学人本身正在被快速无产阶级化。但这一情形仍是药式的。大学虽担当着一种主权式的责任，一种很例外的责任，但它自身也正遭受生存威胁。大学如果像德里达说的那样必须抵抗，斯蒂格勒反驳说，那就首先必须抵抗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愚蠢：

愚蠢是一种淤积、痂和疤[…]。在欲望堵塞的地方，就会有一块不大可见的淤积，一小块硬疤，表面是感觉不到的。正是由这样的淤积才构成了残疾。愚蠢，是一种低下的思考方式（une manière basse de penser）。

大学在抵抗自动社会中的新的功能性愚蠢（人工智能在我们人人身上造成的愚蠢）的同时，也必须时时抵抗它自己身上不断产生的新愚蠢。今天正在开始的数码研究，是大学的抵抗平台，也是其凝聚公共理性的地方。在大学学术和教学活动中，我们是要在各个团体面前将第三存留变成第二存留。这种在课堂里师生之间被反复揣摩的第二存留，才是我们个人去筛选知识的标准。对这种第二存留的接纳和体验，才能使学生进入思想的经验，将原则和公理变成他们自己向自己颁布的律令。

德里达在《无条件大学》里说，大学不在大学之内，而在大学之外，之远，之之外，在未来的未来之中，在一块未来的飞地上了吗？斯蒂格勒认为德里达的这个看法很形而上学，是错误的。大学，斯蒂格勒说，是一个药术机构。它是我们的集体药罐：我们只能够用大学来治大学，用有问题的大学来治有问题的大学。大学的老师是药师，学生毕业了应该得药士学位，而不是学士学位。大学人是应该最早能够从新技术的毒性中爬出来的人。大学师生在课堂里从事的是一种信念的事（职）业。前半程，我们错了，现在，我们要在大学里改正大学的作为了。而这种自我治疗过程必须对全社会具有示范性。

今天的大学苦难不是没有先兆的。在文化工业时代，我们就在哀叹了，而今天到来的这种文化工业，版本更高了：

没有一种概念和理性的知识，是不会最终导向非理性或（阿多诺/霍克海姆秘说的）理性化的——那总是通过第三存留来将理性也无产阶级化。但也正因这一错失，才导致大学去居有一种康德意义上的批判。而这种批判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实践带向学术机构的各个层面。

所以，大学师生在数码审美苦难下的自我治疗，应该成为全国人民的对自己的数码苦难的自我治疗的楷模。大学在未来至少应该成为广受数码苦难的中小学师生们的避难所：帮助他们咸鱼翻身，反戈一击，杀出一次漂亮的回马枪。

我们今天已进入元数据时代，我们用支付宝和滴滴时，就已在为别人生产元数据。在过去，只有法官、书记员、会计和档案员会来这样制作和管理我们的信息，而且是被存放在抽屉，不会出来捣乱的。今天，我们实时地写在了网上，不知将被如何处理、被谁处理，反过来用以捕捉和剥削我们。问题在于，我们总是已在生产关于自己的元数据的，但用来编目它们的语法，我们却是一点不知道的，比如在我们主动用app时，却不知其软件是如何被写出来、留着什么倒钩刺的。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讨论构思能力（ideation）时，强调了人的用其“纯语法”去即兴编目的首要性。作出自己的元编目（meta-categorization）的能力，正是端正个人意向，对付大数据对我们的捕捉的关键。而这正是我们今天在大学里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动用的所有元语言几乎都是top down（自上而下）的（如阿甘本说，手机这样诡异的东西，搞不清里面的这么多让我们上当的阴谋装置机关，我们却也敢拿来就用。诈骗电话就是对我们这一点的惩罚）。可以说，大学本身也已成了各种app的奴隶，苦不堪言。如何救大学？须知，教师构成的记忆网已不足以传输知识，跨学科团队也不足以让我们想象新突破和新游戏。需要进入这样一个过程：必须走bottom up（从下到上）式，peer to peer（平等互联）式地重新去居有元语言，由大学领头，去开创出一个元语言的新时代。否则，大学就会像今天这样成为被各种app支使的傻逼，那样的话，你再是研究庄子和胡塞尔，也都没用了。

因此，今天的每一个大学人都应与知识保持新的关系，以新的态度去动用数码药术，去与自己身上的无产阶级化斗争到底。这要求我们在大学里发明出新的治疗式实践，因为那是我们战胜自己身上的无产阶级化的唯一抗生素了。正如尼采所说，大学必须是思辨的，因而也必须是哲学的。真正的科学应该来自：新理论、新假设、新表达、新观察。最终将只有两种进步：既定规则框架内的新突破，和发明新规则，改变游戏。

而到最后，利奥塔也仍是乐观的：“百科全书的明天，将是数据库，后者将成为后现代人的‘自然’”。

七、回响

什么是知识？知识是一小段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时间。

如何去创造出一段自己的时间？德勒兹在《电影1-2》中告诉我们，看电影时，我们用机器转动很多图像，终于找到我们自己的好张时间-图像，使它成为我们自己的时间（著名的柏格森时间），再围绕它来将其它图像重新组织成一部由我们自己来拍、剪、放的电影。这就是在生产自己的时间，自己生产着自己的知识：努力活到一段自己创造出来的时间之中。在智能人工化的时代，做到这一点是更难还是更容易了？

为知识而知识的研究，为资本而研究的研究，是大学研究的两大痼疾，都是熵增的。而大学本来是用来克服这两种研究的，现在，它们居然是大学的全部业务了。如何通过大学来生产出我们个人自己的活、做、思的知识，使我们过更好的生活？这是我们在未来仍要日日面对问题。因为，如斯蒂格功所说，技术是人，而人也是技术。

（该文为2019年11月6日同济大学“纪念利奥塔《后现代状态》问世四十周年研讨会”发言稿，原题为《智能人工化时代的知识状况——纪念《后现代状态》出版4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