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淳翔：柳雨生与小报

两年之前，几乎每日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翻阅纸张泛黄发脆的民国小报，搜寻并过录唐大郎的各色诗文。忙里偷闲，偶然发现在一张知名小报《力报》上，横空出世一位“超然”，自1945年2月起持续写稿，题材起先与周越然的类似，“多为中外性学笔谈，后也离题改聊旧剧，谈相面，旁及读书感悟、文字考证、文学评论之类”。后来谜底逐渐揭晓，超然果真不是什么无名之辈，他正是沦陷区文坛腾踔恣肆，长袖善舞的柳雨生。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虽说柳雨生在主编《风雨谈》月刊时，采取新旧并举，兼容并包的录稿政策，刊物上也常有包天笑、程小青等旧派文士的作品，但他终究属于“正统派”文学阵营，与小报界被普遍目为鸳鸯蝴蝶派的文人们，似乎并无交集。他究竟是如何与小报界的文士们打成一片的呢？此外，他有没有在别的小报上也如法炮制？甚或用过别的笔名？……总之，当时专注于揭示超然的真身，对于这种种的疑问，均涉入不深。

最近，在逐日翻阅《中华日报·中华副刊》时，发现柳雨生在1944年9月28日《中华副刊》所撰《雨生小报》，竟以小报笔法写了三节内容，并配有简短的代序，通篇读来，每一节都可独立成篇，着实精彩纷呈，大有考证余地。

先来看文前的“代序”：

每日读报皆读大报，读得头痛，遂喜览其副刊，副刊非每日可看，遂看小报，以迄于今亦积岁矣。不佞为小报作文，始于十余年前《晶报》，钱芥老晤时犹复询之，后亦屡为他报涂鸦，兴到为之，时作时辍。今写此数则，以实“副刊”，颜曰雨生小报，推此用心，固不止于谋遮眼而已矣也。

原来柳氏曾为《晶报》撰稿，也与该报元老钱芥尘熟识，语气中透出一股摆老资格的味道。而此时写此数则，究其用心，想必是在向当日小报界的同仁输诚吧。

该文的第一节“为小报作文”，如此袒露心声：

某报，俗所谓小型报也，为小报作文，通常不免“有失正统派文人”之诮。然此实无意义。……若周先生启明，战乱前即常为北平《实报》撰小品，体裁一类后日之《看书偶记》《药堂语录》，读之开卷有益，掩卷有味。馀如徐凌霄一士兄弟随笔，亦独步南北，专研掌故文史故实者。南方所见，旧时不必论矣，近如某报之曼翁，其秋星阁笔记式之短文，又何一不清峭有极致。专以小报为肆诟骂揭隐私者，不免为一孔之见也。惟小报文字，其事不外政海秘辛，今已不多见，再则为社会风尚，名人动态，极确正而饶意趣者盖亦甚尠，最后遂及饮食男女之私，以及剧坛掌故，银幕消息，浸假而至市井土语，艳侧佚闻，不免逐于俗陋。惟忙人之所闲，其尤善者，虽小道必有可觏，君子弗弃，而阅众转自超越大报，若某报诸文，时有妙绪，流传之广，亦无远弗届也。

某报，当指《力报》。据九公（蒋叔良）在《小型报内幕》的第七段“小型报的最近趋势”里披露，为了扭转颓势，扩大销量和影响力，力报方面“转变方针”，延请海报系人物（指黄也白）担纲编务。至10月16日，《力报》即以醒目黑体大字刊登预告：“二十日起，以崭新姿态与读者相见”，其中所附36位新作者名单中，柳雨生赫然在列。此后便以本名点缀其间。

说实话，一向务实的力报社长胡力更无疑看重的是黄氏的人际关系网，而在后者广大的作者群中，当然少不了年富力强的柳雨生。柳氏以北方的周作人、享誉南北的徐凌霄一士兄弟以及南方包天笑（曼翁）等人都曾替小报供稿为例，推崇褒奖之余，强调小报虽称小道，却“君子弗弃”。于是给自己重新“出山”，摆出充足的理由。此外，柳雨生还俨然将小报内容分出等级，第一等是“政海秘辛”，继而“社会风尚、名人动态”，再次则为“饮食男女、剧坛掌故、银幕消息”，却将“市井土语，艳侧佚闻”贬为末等。这也许会让小报界的主将们感到不适的。

接下来的一节则为“张爱玲与平秋翁”：

张平二公，近为稿费及其他写稿不写之细事，争怨于报端，盖逾旬矣。二公以文字之交之姿态言之，皆为愚之友人，且皆不时常晤面。日昨友人晶孙招宴于其事务所，到者予且、黎庵、亢德、江枫、关露等多人，而秋翁亦应邀来临。闲谈之间，不佞首以二公和解之议进，而江枫主纂《杂志》，社中出小说《传奇》，亦与此事不无景响，遂群起询之江枫秋翁，二君亦首肯。惟事不宜迟，病宜速治，杂志社似应于最近期内，商得当事二公同意，遍邀海上不分新旧文士，共襄盛举，往事如烟，况际兹离乱，此等事大可一笑置之，矧双方又或不过略有误会，一经名法家如予且黎庵等排难，张平二君又乌得不点头相喟耶？

此前，一直不大清楚作为两人共同的朋友，柳雨生在张爱玲与平襟亚爆发矛盾，在报上争讼互斗时的态度。从上面这段文字，分明可见柳雨生的立场了：他似乎并不想分辨是非曲直，只想在朋友们的共同劝解之下，尽快息事宁人。找的理由亦冠冕堂皇。观其行文，则一派典型小报风格，确实是浸淫多时，故能与之融为一体。

末一节“某书店”：

某书肆，其名与保险及印刷公司三轮车公司同，实为愚辈所营书肆之省称，其本名为“某某书局”，以局字不及店之响亮，友人率多以某某店称之。其店亦在所谓文化街之四马路（福州路）昼锦里口，左与中央，右接世界书局为邻。店旧为四如春面馆，今停歇，改建以来，观者咸谓其式甚类东洋料理店。今知其不然。缘某某书局，旧有其名，实友邦热心人所办，出版华文东文书籍，址在小沙渡路，与同名之印刷所毗邻。然华文所出无几，而所刊画报亦旋刊旋辍，今俱废矣。不佞有志文化，而无力出版，又乏贸迁经验，闻旧店停顿，有意改组重盘，遂与陶亢德兄等谋诸有资力友人，杭育杭育而有心摆一个精神食粮摊之议。其摊创立于本岁六月，迄今亦逾季矣。亢德固善摆精神食粮摊者，过去所创之宇宙风社、亢德书房、人间书屋，绩业自在众口间。今合办此书店，立业之始，即着力推销新旧文学书籍杂志，兼及文化教科书。至本版新书，如知堂、纪果庵、予且、陶晶孙、杨之华、杨晋豪、路易士、丁谛、谭正璧诸君所作小说散文，已先后付梓。虽规模甚小，纸张困踬，而入室也清幽，砖地低落寸许，置有书桌烟缸及诸色新书，供读者咀嚼，书皆偏于文艺及一般文化，无干燥乏味，店友皆读书，无恶声恶颜之弊。亢德亦有心人也。愚文即排日成于“店”中，因以为颜，并略述其梗概。

开篇写得甚为风趣，故意打着哑谜，深怕读者不知道在说太平书局，这抑或是在模仿小报上的某人，也未可知。这段记述其目的还是在做宣传，先是点明书局的方位，包括新址、旧址，又是怎样引入新的管理者，承前启后。所谓“友邦热心人”即指日人名取洋之助，等柳雨生请来陶亢德合作之后，此人退居幕后，书局的业务遂亦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还将书店的布局、陈设及店员情况公之于众，也令陌生读者一目了然。

客观地说，该书局的创办，在丰富读书人的精神生活方面是不无贡献的。如爱书人周炎虎《买书漫谈》（《文史》第3期）：“在纸贵上海的时代，陶亢德柳雨生两君竟在文化街经营书店。陶君对于出版编辑已是此中老手，我于他编辑的刊物，都有收藏，是他的一个忠实读者。这次陶君经营太平书局，我有一点贡献……”

多年以后，许觉民在一篇回忆文章《孤岛前后期上海书界散记》（《收获》1996年6期）中也提到了这家书店：

孤岛消失后，福州路上顿见萧索。有的书店虽然也开着，但出售的图书经过清理后已少有特色，宛如一个个被盗匪洗劫后的人没精打采地蹲在那里一般。不久，福州路上开设了一家名“太平书局”的，主持者为落水文人陶亢德，这书店门面不小，构筑的样式有点日本色调，一望即可知是敌伪办的。这书店的出版物以文学读物为主，表面上看来还并不十分可憎，大约正是一种文化怀柔政策的表现。

仔细想想，倘若抹除其日资背景，太平书局出的书，如周作人、纪果庵、金性尧的散文，凌霄一士、瞿兑之的掌故，谭惟翰、潘予且、丁谛等人的小说，哪一本不是经典名作呢？可叹的是，两年后陶柳双双被判入狱，办这一项文化事业，也成为罪名之一。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可谓身陷囹圄悔也迟啊。

柳雨生现身《力报》，是在1944年冬。次年4月2日，他以超然笔名撰《一鞠躬》，述及曾先后两次登上力楼拜访同文：

难得到有名的“力楼”来拜访朋友，虽然欣仰已久。去年有一天来候黄也白先生，在座见到白玉薇女士及凤三先生，虽值冬寒，居然谭得满室生春。事后就想常趋力楼，终因俗务羁绊，今年方才第二次，为了友人谭惟翰先生要拜望也白兄，鄙人忝居引导，又会见了凤三及勤孟先生。还有许多位，闻名已久，如雷贯耳，人去还是初识，或仅晤面数次，没有深谈，不过我从旁看到他们的谈笑及忙碌情况，心里也深觉得力楼是一座有趣味的地方。

然而同文于报间有所回应的，似乎只有柳絮、凤三和勤孟。如柳絮撰《〈 挞妻记〉读后感》（《力报》1945.1.7），对集中篇什略作点评。凤三《超越二公》（《力报》1945.3.2），记不久前的“元宵文艺沙龙”，与超然同席。勤孟《谢柳雨生》（《力报》1945.3.30）也忆及元宵“万象厅文艺联欢会”上第一次见到柳，“后月馀，柳偕谭惟翰先生登力楼，余识之，因道仰慕之忱，共谈片刻，意实未畅也。翌日，承赠《挞妻记》及旧著《人物风俗制度丛谈》各一册。”并附信毛遂自荐，欲参与小型报同文义演。终因细故未能如愿。

无独有偶，在另一份城市小报《大上海报》也出现了超然的“踪迹”。分别为：《十一点》（1945.5.25）、《记挞妻记》（1945.5.26）、《末梢与根塞》（1945.5.28）、《李又全》（1945.5.29）、《夏日之春》（1945.5.31），其中的四篇或多或少与性有关。《挞妻记》是柳雨生的一本短篇小说集，作者在报摊上见到此书再版，“心里有一点儿喜悦”，便写短文抒发感想：“这本书中，记恋爱式的故事，如《香侣岛》《栗子书》是一组的，《夜行人》和《雾》又是一组的，它们都没有传统式的故事的气氛。这样的写法，也许可以算是不好的，可是我在写它们的时候，却的确把我这些虚构中的人物看得很神圣。”

这几篇随笔之后，似乎停顿了一个月，复因潘勤孟于7月1日发表一篇《太平书局座谈会》，援引柳雨生、陶亢德、吴江枫、周班公及其本人对于小型报的回顾与前瞻。其中引柳雨生的话，说李士群死事真相，是小型报绝好材料，但至今没有看到。此事其实极敏感，私底下的话怎可公开？为了免遭物议，超然遂于次日撰《“太平座谈会”补》，以往年小型报喜记名人轶事为由，作了一番解释工作。大致上算是应付过去了。7月7日，又撰《“一日三价”辩》，为《风雨谈》杂志随行就市、一日三变的价目作出申辩。

无意中，读及1945年6月28日《大上海报》上有篇署名秋翁的随笔《长戚》，又于次日印出“更正”，称前一日《长戚》一文“系深翁所作，为手民误植秋翁”。这不寻常的举动引起了我的注意。该文录有一段日记，其中提及陶亢德与苏青：

日记这个东西，不记它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按天记叙，隔了一些时候看看，倒也真有意思。本年一月五日星期五，我的日记有着这样的话：“上午在书肆。午间，亢德加菜宴同人，因前生一女，伙友曾送贺礼也。苏青来谈，至四五时而霜老亦来。六时许，相偕小酌于二马路同华楼，食二蚶子，醉蟹一，大鱼头豆腐，白蹄，烧菜心，又酒饭，共九千余圆，四人分摊。兴犹未阑，又去某某咖啡馆小坐，霜老请也。屋内甚暖，有柔暗美。惟食客大多‘醉翁’，亦有制服军人，男女杂沓。今日亢德劝予勿长戚戚，宜坦荡荡也，甚可感”。

之后，作者大叹苦经，絮叨着大时代的悲欢离合之类的话……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个深翁又是何方神圣？从其交游圈子来看，我很怀疑这也是柳雨生（如1944年12月25日创刊的《语林》刊有柳雨生《幼学记》，提及这年夏天与陶亢德、苏青在跑马厅的一家小馆吃饭闲聊），于是拈出吴商《沦陷日记》（刊《好文章》三集，1948年11月出版。按吴商即柳雨生，可参见宋希於相关考证）同一日的日记作一比对：

上午到肆。午间，浩兄加菜宴客，因前生一女，伙友曾送贺礼也。庄女士来谈，至四五时，霜兄亦来。六时许，霜，宛，君浩及余相偕小宴于二马路同华楼，食二蚶子，醉蟹一，大鱼头豆腐，白蹄，烧菜心，又酒饭，共九千余元，四人分摊。余与君浩，胡，庄诸君久不聚食，无所不谈，亦自快意。然苦中作乐，是苦是乐耶。

几乎惊人的一致。《沦陷日记》中被改写的君浩即陶亢德，庄女士、宛，当即苏青（本名冯允庄），皆可一一对应。霜，估计是《杂志》编辑吴江枫（笔名霜叶、霜庐）。

循此，又找到深翁在《大上海报》所撰的《记蒋孟麟》（1945.6.29）、《小功之察》（1945.7.2），以及以同一笔名，却刊于《力报》的《康长素之两极端》（1945.7.3）、《钻穴之官》（1945.7.6）、《异术》（1945.7.7）和《饮食男女》（1945.7.8）。细读之，便可知晓柳雨生当时的所思所想，以及生活近况。

回过头，来说说《大上海报》的背景。杨嘉祐《半个世纪的上海小报》披露：“《大上海报》是《中华日报》经理颜某号称‘集资’所办。……颜某办此报，不向伪新闻处申请登记，而是借用停刊较久《大上海报》的登记证，编辑撰稿人都是聘用小报界人士，也有留在沦陷区知名的作家。”颜某即颜加保，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中对他有所描述。此人是铁杆汪派，先是跟着林柏生在香港办《南华日报》，宣扬汪的主张。后来汪系《中华日报》在沪复刊，颜加保担任营业部经理。抗战胜利前夕，此人官运亨通，被任命为伪安徽省税务局长，又办过钙奶生食品公司，估计捞到不少钱。以至于抗战结束后，能安然逃往香港，据说就是花钱买得自由身。那么杨嘉祐何以知道得如此清楚呢？则辗转从陈青生先生处打听到，杨氏即《大上海报》主编杨赫文的本名，作为亲历者和当事人，自然一切心知肚明。

中华日报》上的钙奶生广告

不妨再说说《风雨谈》上柳雨生还用过两枚偶一为之的笔名，相关线索都来自小报。

1945年6月30日，《力报》与《大上海报》分别有两篇报道，均谈及即将出版的《风雨谈》。其一为玉茹《苏青的近作》，文中写道：“昨天笔者偶去访友，看到七月号的《风雨谈》校样，原来是出的夏天生活专号，这是很刺激的‘噱头’。一看文字，果然是十分精彩，有予且、越老、超翁、谭惟翰、何若、路易士等十余位名家执笔”，接着稍微例举了几篇文章梗概，并于篇末煞有介事地道：“还有一个秘密，我这里不妨吐露一点出来，该期中还有一篇很幽默的文章，也可以说是‘小报论’，却是谑而不虐，饶有妙趣，里面谈到阿毛哥、曼翁、夷白诸公的大作。文章是写得很温柔敦厚的，作者也是文坛上颇有名的一位，至于究竟是谁，爱读文章的‘阅众’，却何妨猜上三猜！”这里所提的“小报论”，当指《西窗读报谈》，署名宾客。通读之，发现文章第二段，也是从大报谈起，继谈其副刊，终及于小报，虽详略不同，但这思路与《雨生小报》的“代序”有异曲同工之妙。又鉴于“阅众”一词原是周越然的口头禅，后来也为超然所模仿、借用，且柳氏文章素被目为“得温柔敦厚之旨”，故这位在《风雨谈》大谈小报的“宾客”（意指小报界的“外来户”），分明就是编者柳雨生。

另一篇是黑老夫《苏青、颜洁、张爱玲》：“《风雨谈》自改大型以后，新旧作家时有佳作刊布，这一期出的夏天生活专号，稿子至十七篇之多，除了避暑一类的散文外，还有苏青的谈夏天的吃，超翁的谈夏天听戏……”作者在《风雨谈》七月号杂志出刊之前，已知晓内容，想必见过校样，故与《力报》上发文的那位玉茹为同一人。我猜他很可能便是力报社编辑黄也白。“超翁的谈夏天听戏”，所谈即《听戏》，署名则为“老乡”。

换言之，柳雨生为使“夏日生活专号”赢得读者青睐，刻意避免两次出现自己的名字，索性用了不为人知的两枚笔名“宾客”“老乡”。真是用心良苦了。

柳雨生说十几年前就已经在替小报写稿，时间上有所参差，似有托大之嫌。今查得柳雨生曾以“予亦”笔名在《光华附中半月刊》写稿，时在1933年。作为高中生，他笔头甚健，作品题材亦十分广泛，有书评、随笔、诗经试译，甚至还有独幕话剧。等考上了北京大学，他利用业余时间，“跟着一班弄戏剧治词的朋友们在一块儿，抽暇也写一点谈论旧剧的文章”。这些文章，如“彤斋剧话”（彤斋，是柳雨生的书斋名，多次见于文后注记，有时也署为：彤斋予亦）按期登载在《北平晚报》和《民声报》上，“彤斋剧谈”登在《立言报》，直至七七事变发生而止。回沪后，“偶有所书，辄付《十日戏剧》”。之后，才为《晶报》撰写“彤斋戏语”专栏，时间则已经来到了193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