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历史大潮中的废皇帝还有他读过的那些书

本文系2019年10月19日辛德勇教授在福州鹿森书店万象里店讲座的文字稿。

我们在认识历史问题、研究历史问题的时候，个人依托的那个时代背景往往会比某一个具体人物个人的作为更重要。今天我想给各位朋友讲述的西汉废皇帝、也就是海昏侯刘贺的命运就是如此。我们不管是看刘贺这个人，还是看他身后留在墓穴里的那些遗物，都要具备一种开阔的眼光和视野，先放眼时代大背景，再聚焦于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儿以及像刘贺读过的书这样具体的物。

汉武帝晚年的政治作为与刘贺的命运

谈到刘贺这位废皇帝跌宕起伏的命运，追根溯源，不能不溯及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和政治作为。

一些读到《海昏侯刘贺》的读者，往往会嫌书中直接述及刘贺的笔墨过少，同时又对这本小书一直向前追溯至汉武帝晚年感到大惑不解。其实只要静下心来，逐次阅读这本书的内容，我想，那些原来不理解的读者，至少其中会有一部分人，是能够理解其间的原委的。这就是刘贺其人的一生，是随着他身后的那个历史大潮飘荡的，其浮其沉，关键的因素，都不在他自己，而是汉武帝晚年政治态势向前推衍的必然结果。所以，我必须从汉武帝晚年的宫廷政治斗争写起。

不过天下万事都是一件事连着一件事，历史的叙事，也不能无限向前追溯，写海昏侯刘贺，只能溯及与他的升降沉浮具有密切而又直接关联的往事前因。我在《海昏侯刘贺》这本书中切入的这个开始的时点，可以简单地用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变”来概括。

卫太子施用巫蛊之术诅咒他老爹汉武刘彻快快死去，是我在阅读《汉书》过程中注意到的一项重要史事。当然我知道中国学术界的通行看法与此不同；或者说中国“自古以来”绝大多数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就与此不同。这些学者都觉得卫太子没做这种混账事儿，这是江充那个奸人对他的诬蔑陷害。

如果简单粗率地阅读《汉书》等基本史籍的记载，确实很自然地会得出这样的看法。然而专业的历史学者从事严谨的学术研究，就不能这么读史籍，不能这样解读史书的记载。对比参阅《史记》、《汉书》诸处相关的记载，不难看出，面对随时可能被废黜储位的危险，万般无奈之中，卫太子确实是想要通过施行蛊术来促使汉武帝早一天离开人间，这样也就离开了他的帝位，从而彻底解除对自己的威胁。

其实只要联系前后相关史事便可以看到，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很平常、也很通行的，卫太子做出这种事儿，一点儿也不足为怪。可是当我把这一情况写入前些年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制造汉武帝》一书之后，很多读者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甚至引发了比较普遍的不满和抗拒。一些读者以为我只是顺口胡说，并没有做过什么相应的功课。

在我看来，卫太子给他爹刘彻搞巫蛊这件事儿并不复杂，这本来是一清二楚的，而且汉武帝太坏了，可谓罪大恶极，咒他速死，也算得上是替天行道，是很正义的，也是我很赞赏的行为。碰上刘彻这样彻底集权独裁的混蛋皇帝，谁也奈何他不得，而他又想得道成仙，长生不老，这样，除了咒他快些死去，还能做些什么？

申明这一事实，竟遭遇上述反响，是我完全没有预想到的情况。为此，不得不另外专门写了一篇论文，题作《汉武帝太子据施行巫蛊事述说》，详细阐释了我对这一事件前因后果的分析。这篇文章刊出后，当然还有一些业内业外的人士不愿意接受我的说法，但理解和接受的人显然增加了很多。这篇文章，现在就附在《制造汉武帝》的增订精装本后面。

没有读过的朋友，认真阅读这篇文稿，就能很好地理解我考察刘贺政治命运的出发点及其缘由了，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为什么由此出发来观察影响刘贺其人一生命运最主要的政治背景了。我写《海昏侯刘贺》，就是把下笔的地方，定在了这里；刘贺一生的命运，就是由这一节点展开的，也是随着相关政事的终结而结束的。

简单地说，在经历了巫蛊事变之后，汉武帝刘彻的猜忌心愈加严重，对哪一位成年的皇子都不再能够放心，同时他自己也更想长生久视，永居帝位，所以就没有再立太子，定皇储。直至死到临头，才不得不指定少子刘弗陵继位接班。这位刘弗陵，也就是后来的汉昭帝。

昭帝登上大位时，年仅八岁。如此幼龄，即使是真龙之种，连家也治不了，更不用说像皇汉那么庞大的一个帝国了。于是，只能安排辅佐的大臣来代行其政。尽管汉武帝对此做了精心的算计和设置，让霍光、田千秋（车千秋）、桑弘羊、上官桀、金日磾五位辅政大臣各司一职，相互牵制，以防任何一人专擅权柄。然而，秦始皇开创就是一个专制国体。汉承秦制，两千多年以来，后继者无不依样画葫芦，向下传承的也一直是这样的专制。专制就是专制，岂容彼等五臣共和运作？很快，霍光这位大司马大将军就把其余四人清除场外，使刘家的天下任由霍氏来统管。

霍光先是成功地培养并操弄了昭帝刘弗陵。孰知上天不遂人愿，汉昭帝这位乖乖的儿皇帝，年轻轻的，竟然在二十二岁就离世他行，迫使霍光不得不再找一个傀儡来继续操弄。结果，就找来了刘贺，在皇朝大政的舞台上，让他充当和昭帝一样的“刘氏真身假皇帝”的角色。

霍大将军选择刘贺来接班当皇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智力不太高，或者说他是个不大不小的傻瓜。一般来说，傻瓜会比人精更好摆布一些。可后来问题就出在刘贺只是有点儿傻这一点上：傻透腔儿了才会成木偶，随你怎么提，怎么扯，而若是脑子明白的，又会按照牌理出牌，一切都可预测预防。出乎霍光意外的是，刘贺这个二傻子，竟然头脑发热误以为自己是真龙天子了，甚至串通手下，想要收拾霍光。没办法，霍光只好废掉这个傻瓜再另择他人。于是，刘贺还没办完当皇帝的手续（霍光刻意留一手儿，只让他登基，而没告诉他若是名正言顺地当个皇帝，还要有一个“告庙”的程序），就被退回昌邑国王的故宫，软禁起来。

于是，朝廷里就又有了替代刘贺的宣帝。不过这回霍光遇到了真正的对手——是宣帝在霍光离世之后成功地清除了霍家的势力，为抚慰刘氏皇室成员以及天下万民对霍光侮弄刘贺的不满，同时又要防止刘贺东山再起，影响自己的帝位，就把他远封到彭蠡泽畔的海昏，做了个列侯。

这就是完整的刘贺故事的梗概，他的升降沉浮，大起大落，实质上不过是随波飘荡，可谓成也霍光，败也霍光。而要想追究霍光擅权的开始和结束，就不能不论及汉武帝晚年和汉宣帝中期的政局。所以，我的《海昏侯刘贺》只能从汉武帝晚期写到汉宣帝中期，事使之然也。我觉得，只有这样写，才能写出刘贺历史的全貌和真相。

附带说一句，读者朋友们要是有兴趣再读读我的《制造汉武帝》，或许对刘贺一生的命运能够有更深刻的理解。

《史记》流布的历史与刘贺墓中出土的与之相关的文字

西汉这位几乎被通行历史教科书遗忘掉的废皇帝，之所以骤然间引发万民瞩目，诱因是刘贺墓室的发掘，特别是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

这些文物现身于世之后，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很多专家学者在内，迅即面向公众，对这些文物做出解析分析。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考古新发现，激发社会公众对历史文化的强烈兴趣，专家学者们适应社会需要及时做出回应，这样才能让专业的历史学研究（在我看来，考古学和古器物的研究只是历史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回归于社会，回归于公众。

然而，在认识、解析这些出土文物时，学者们的做法，往往不尽相同。学术观点的分歧是必然存在的，我讲的并不是具体观点的差异，而是认识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具体地说，我认为，对大多数古代文物的认识，都不应该是孤立地看待某一器物本身，而是应当尽可能地将其置于一个更大的同类事项或是相关事项的整体环境之下来看待眼前的每一件东西。事实上，清代乾嘉时期以钱大昕为代表的那些最优秀的第一流史学家，研究每一个历史问题时，秉持的都是这样的态度。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取得了那么辉煌的学术业绩。

如果只是泛泛地说说，这样的想法，恐怕很多人都会予以赞同。可是，这话说起来容易，动手动脚地实行起来，却不是那么简单。有的人，一接触实际，就只顾眼前，忘掉了刚才讲的那个大背景；要是争着抢着先发表见解，就更顾不了那么多了。另一些人，也许念兹在兹，未尝或忘，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做，可怎么也做不到。因为学者眼睛里能够看到多大的大背景，这是受到其自身知识面和知识量的制约的。知识面和知识量若是不足，是怎么努着劲儿做也做不到的。

我自己的知识素养当然很差，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毕竟比年轻时多了一些，所以近年来总是提醒自己，要努力追步钱大昕一辈学者，尽量放宽视野看问题，在大视野下去深入细致地探究每一项具体的史事。知识储备不足怎么办？哪怕现用现学，也要努力为之。做不好也要尽力做。

下面，就让我们本着这种基于大背景审度具体事项的路径，来看一下刘贺墓中出土的他读过的那些书。

在这位废皇帝的墓室里，出土了一大批带有文字的竹木简牍，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包括器物铭文在内的文字。但这些文字大多都还没有整理出来以正式公布，因而也无法从事进一步的研究。

在这里，我想先简单谈一下刘贺墓中那面穿衣镜镜背的文字同司马迁《史记》的关系问题，这也就是刘贺到底读过没读过《史记》的问题。

或许是与社会公众好奇的心理有关，实际上更与学术界多年以来过分崇信新材料的学风相关，对刘贺墓中出土的各类文字，人们最感兴趣的，就是那些可以与传世文献相互比对、同时又与传世文献不同的内容。

颇有那么一批学者，动辄想要赖此新材料去“颠覆”传世文献的记载；同时，历史学研究既然如此简单，不管是谁，只要能挖出宝来，就能超越一代代呕心沥血的学者，获得全新的结论，这使得社会上那些看热闹的，更是跃跃欲试，想要显示一下身手。

按照这些人的想法，中国这块土地上居住的这一人群，世世代代，脑子都不够清楚，总是把最好的著述弃而不留，同时又偏偏留下一篇篇胡说八道的文本。所以，在他们的眼里，中国传世文献载录的内容，真是满纸荒唐言，一笔胡涂账。要是世间不生盗墓贼，靠他们从地底下挖出点儿什么，历史就一团模糊，甚至一团漆黑，根本看不清个模样。

或许是太期待、也太兴奋了，刘贺墓发掘不久，主持发掘的杨军先生，在一次讲演中提到了墓中出土的简牍,记者报道，便把他讲的《礼记》误写成了《史记》。一时间人们欢呼雀跃，犹如太史公再世了似的。《礼记》这类经书，早就有过简书帛书的早期写本出土，像《仪礼》，武威汉简里还一下子就出土了长长的很多篇章。与此相比，像模像样样的纪事性史书，在所谓《竹书纪年》于西晋时期出土之后，却一向较为罕见。现在，竟然看到了纪传体史书之祖《史记》最早的文本，喜何如之？

可我一看到这种说法就表示极大的怀疑。为什么呢？因为《史记》的传布过程，在传世文献中有比较清楚的记载，而按照这样的记载，刘贺其人是不大可能拥有这部《太史公书》的。读过司马迁《报任安书》的人都知道，他是要把这部书稿“藏之名山”以待能行其书之人以传于“通邑大都”的。所谓“藏之名山”，只是个形象的说法，实际上他不过是把书稿留存给家中后人而已。这意味着在司马迁生前，并没有把自己这部著述公之于众，故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里说“迁既死后，其书稍出”，也就是说在司马迁去世之后，世人才对他写的这部《史记》有所了解，然而还是无法获读此书。直至宣帝时期，他的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汉书·司马迁传》），即这下才由杨恽把《史记》的书稿公之于世。在一定条件下，有意者始可钞录传播。

按照班固的记载，这应该就是《史记》流通于世的时间起点，而如上所述，这是在宣帝时期才发生的事情。这时，被霍光赶下帝位的刘贺，已经离开了长安，或是囚徒般地被软禁在昌邑国故宫，或居住在江南豫章的新封之地，但仍受到朝廷严密的监视，防止他与世人、特别是与中原来人的直接接触。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获读《史记》，实在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

另一方面，我们若是了解到《史记》在西汉时期的具体流布状况，就更加能够理解刘贺接触《史记》的机缘更是微乎其微。

在汉宣帝时期杨恽将《史记》“宣布”于世之后，这部书在社会一定范围内虽然有所流传，但传布的范围仍相当有限。汉成帝时，宣帝的儿子东平王刘宇，在进京来朝时，“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在《汉书》刘宇的传记里，记下了朝廷议处此事的经过，文曰：

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眀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不许之辞宜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逺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诸益于经术者，不爱于王。’”对奏，天子如凤言，遂不与。

知晓朝廷对东平王刘宇阅读《史记》的防范竟是如此严厉，就很容易明白，刘贺要想找一部《史记》读读，以他的身份和处境，这在当时应是一件颇犯忌讳的事情；同时我们再来看杨恽后来遭除爵罢官，被祸的缘由，即因其“妄引亡国以诽谤当世”（《汉书·杨恽传》），而这与他好读太史公书显然具有密切关系，从而可知好读《史记》往往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朝廷对刘贺自然也要加以限制。再说刘宇身为王爷，想讨一部《史记》都不获朝廷恩准，刘贺这位被监视居住的列侯，本身就对当朝皇帝构成一定威胁，怎么能够想读《太史公书》就会轻易读到？

虽然后来澄清事实，那次杨军先生在讲演中讲的，是出土了《礼记》断简，并没有提及司马迁的《史记》，但若没有一个合理的认识路径，类似的问题就还会出现。果然，接下来就有很多人极力主张把刘贺墓出土衣镜背面书写的文字，特别是衣镜铭文的最后一段，定为录自《史记·孔子世家》的内容。

今案这个衣镜又被报道和研究者称作“孔子衣镜”，其背面书写的某些辞句，同《史记·孔子世家》的文字，确有近似之处；尤其是篇末结语，同《史记·孔子世家》之司马迁赞语高度雷同，被有些人视作镜铭出自《史记·孔子世家》的坚实证据。但即使是按照现在研究者通行的思路那样，一定要因为司马迁生年早于刘贺，就认定这篇出自刘贺墓室的镜铭是问世于司马迁之后，那么，它也既有可能是取自与《史记》同源的成文，还另有可能是《史记》之外流布于世的司马迁的言词。

尽管在东汉以后“纯正”的儒家看来，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思想似乎都不够“正宗”，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他们就是儒生，司马迁学《书》于孔安国且据以撰著《史记》相关的篇章（《汉书·儒林传》），就是很具体的事证。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撰著《史记》以外，还通过其他途径书写或是谈论到一些与《史记·孔子世家》一书相同的内容并流布于世间，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汉武帝称司马迁“辩知闳达，溢于文辞”（《汉书·东方朔传》）。班固讲述汉武帝时得人之盛，也举述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篇末赞语）。当时《史记》正在撰著过程之中，司马迁的“文辞”或“文章”自然别有体现（当然也绝非触罪之后纔写下的《报任安书》而已），这些“文辞”或“文章”也自然会在世上有所传播，当然世人也就会对其有所称引，这些词句何必非出自《史记》 书中不可！

其实若是改换一下思维的路径，我们还可以翻转视角，倒过来看待这一问题：即刘贺墓室中既然另有《论语》、《礼记》等先于太史公的文献，那么这篇“孔子衣镜”镜背的铭文，就也完全有可能先于《史记》、也先于司马迁问世，刘贺家中的衣镜，只是照样钞录一篇世间通行的成文而已。如果我们考虑到衣镜厅室陈设的性质和日常应用的功能，这样的可能性应会更大。

实际上我们只要看一看“孔子衣镜”镜背的铭文，同《史记·孔子世家》还另有严重歧异的地方。如谓“鲁哀公六年，孔子六十三。当此之时，周室灭，王道坏，礼乐废，圣德衰，上毋天子，下毋方伯，……强者为右，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如缕耳。孔子退监于史记，说上世之成败，古今之□□，始于隐公，终于哀公，纪十二公事，是非二百卌年之中，……”云云（王意乐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刊《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这好大大一段很特别的话，就完全不见于《史记·孔子世家》，而且也不见于现在能够看到的任何一种传世文献，而被人指认为出自《史记·孔子世家》篇末赞语的那些辞句，就接在这段话的下边。依我看这篇镜背铭文是一篇统一的文字，前后贯穿，一气呵成。这一情况，就已经清楚显示出它不大可能是从《史记·孔子世家》的太史公赞语中活剌剌地剪切而来，应是另有整体的来源。假如一定要对这两处文字做对比分析的话，我倒更觉得应是《史记·孔子世家》因袭了这篇镜铭的旧文，而不是镜铭割截《太史公书》。不过这是个需要具体论证的问题，且容我日后一一解说。

读书需要识大体，首先要前后通观，把这篇铭文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这样的视角，其本身也可以认为是在大背景下看具体的细节。清人钱大昕在研治史事时，就特别强调“读古人书，须识其义例”（钱氏《潜研堂文集》卷一六《秦三十六郡考》）。所谓“孔子衣镜”背后这篇铭文，很短，也很简洁，个人独立撰述，并不困难。相比之下，司马迁撰写《史记》，乃是一项庞大无比的工程，因袭和裁剪、编纂旧文，自是其普遍的撰著形式，此即《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以及“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者是也。在我们考察究竟谁袭用谁旧文的可能性更大这一问题时，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立脚点。

如上所述，刘贺究竟读过还是没有读过《史记》，并不仅仅是这个傻瓜到底是不是喜欢读书和他究竟都喜欢读哪些书这样的“个人隐私”问题，这关系到《太史公书》早期的流布过程，关系到《史记》文本的传承和变迁，是一个《史记》研究中很重要、也很基本的问题。我想，只有审慎对待刘贺墓中与其相关的文字，而不是简单地把它拿将过来，用以“颠覆”传世文献记载的情况，纔能保证我们更好地利用《史记》，更加深入地展开我们的学术研究。

上面讲述的这些内容，前边很大一部分，我曾经写入《令人狐疑的〈史记〉》一文（收入拙作《翻书说故事》），想进一步了解敝人看法的朋友，可以参看。

《论语》文本的流传经过与《齐论·知道》的价值

在刘贺墓出土的众多简牍之中，《论语·知道》这一佚篇残简的发现，最为引人瞩目。也正因为这是一个十分吸引人的“热点”，考古工作者特地很早就向社会公布了这一消息。消息披露之后，一时间欢声四起，一片沸腾，甚至将其誉之为整个中国学术界乃至世界学术范围内非常重大的发现。

其学术价值究竟重大在哪里，欢腾的人们无暇具体说明；或者说在这些人看来，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根本毋须解说。为什么呢？因为如上所述，人们认为这是一个佚篇，是当今所见传世文本中早已佚失的一篇。孔老夫子《论语》当中的一篇，失而复得，其价值之大，你尽管往大了想，怎么想都不为过，那还用专门申说吗？

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看作是和铜鼎磁盘一样的古物，或者更清楚地说，把它看作是与铜鼎磁盘一样的收藏家的宝物，那通常似乎不用再说什么废话：古的就是好的，有名的古物就是宝物。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篇中国古代儒家创始人孔夫子留下的经典，这是一篇文字著述，而评价古代文字著述的价值，往往要比对古器物的评价要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沉埋在地下的那些久已失传了的古代文献，有些东西，今天看起来好像很重要，实际上在当时却是因其缺乏足够的价值或是不合时宜而必然地被历史淘汰掉的；也就是说，当时的人们是把它看作废物的。

具体就刘贺墓室出土《论语》文本的价值、特别是《齐论·知道》篇的价值而言，我们也要和上面谈过的《史记》一样，首先要把它放到西汉时期《论语》文本流传状况的大背景中去审度。

西汉中期以后，社会上通行的《论语》文本，其渊源分别属于所谓《鲁论》、《齐论》和《古论》三大系统。顾名思义，随意联想，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鲁论》是春秋战国鲁国故地传习下来的《论语》，《齐论》则是齐国旧地传习下来的《论语》。核诸史实，可以说这样的想法也是对的。可是，这《鲁论》和《齐论》是直接从战国时期传留下来的文本么？这可不大好说。

孔门弟子传述孔夫子的言语，并没有实时编录成书，或是凝结形成单一固定的篇章书名，而我们若是看看先秦典籍的一般状况就会明白，其中很大一部分著述都是西汉以后才写成一个凝固的文本，即所谓“着于竹帛”。这就意味着孔门弟子所传先师的“语录”即使早有传本，估计也会与今传《论语》的文本有较大的差别，况且《论衡·正说》篇还清楚记载这样的传本统统至“汉兴失亡”。

事实上直到汉武帝时期以前，诸如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和《韩诗外传》等书，在引述孔子的言论时，往往都只称“孔子曰”或“传曰”，却不提《论语》之名，而且其中有很多内容是不见于今本《论语》的。这显示出当时好像还没有“论语”这个书名，世间似乎也没有与今本《论语》类同的文本流传。

不过也就在武帝之前的汉文帝时，“汉兴失亡”的孔子“语录”，复又重现于世，即如刘歆《让太常博士书》所述，当时“天下众书多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由此可知，上面提到的陆贾、贾谊等人称述的孔子言论，即属此等“诸子传说”的一部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古论》忽地现身于世——在景帝、武帝之间，这部被秘藏在孔府宅第夹壁墙里的用战国文字写成的古写本《古论》被人发现了。这也就是所谓《古论》，亦称《古文论语》。

这次得到的孔子“语录”共二十一篇，基本上就是今本《论语》二十篇的内容。祗是当时的文本，是把今本第二十篇《尧曰》的后半部分另分为一篇，或题作《子张问》（因前面另有《子张》一篇，所以人们又称其中含有两篇《子张》）。当时，西汉社会上似乎并没有与这种《古论》内容基本相当的孔子“语录”文本流传。因为按照《论衡·正说》的说法，昭帝时“始读”此二十一篇古本，但直到汉宣帝时，所谓“太常博士”尚且宣称其书“难晓”。这种情况表明，在此之前，并没有篇幅、内容与之相当的汉隶文本，不然的话，以“今本”与“古本”相互参照，所谓《古论》是应该很容易被释读出来的。

根据西汉末年人刘向的说法，所谓《鲁论》和《齐论》是在西汉武帝以后、特别昭、宣二帝时期以后，才在社会上被人传习（见何晏《论语集解》之叙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论语”这一书名，也是随着这种孔宅古本的流行而确定的。这就提示我们，武帝以后才清楚传习情况的《鲁论》和《齐论》，是不是有可能出自所谓《古论》呢？

对比《古论》、《鲁论》和《齐论》的篇章构成，三者实际大体相同，其出入差别多属所谓“章句繁省”以及篇第次序有所不同。这显示出《鲁论》和《齐论》确实很有可能是从《古论》脱胎而出。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就认为，《鲁论》和《齐论》应是两种不同的基于《古论》的“今文”传本。

当然《齐论》同《古论》、《鲁论》相比，还有一项比较显著的差别，这就是《齐论》共由二十二篇组成，这多出来的两篇，一篇就是这次在刘贺墓里发现的《知道》，另一篇题作《问王》。

从表面上看，《齐论》似乎另有渊源，可对此也能做出另外的解释：即根据上述源流关系，我们可以把《知道》和《问王》这两篇看作是《古论》传入齐地以后当地学者根据其他材料和途径新增入的篇章。

通观今本《论语》传布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印证这一点的。传世文本《论语》、亦即今本《论语》最主要的骨干，出自《鲁论》，而成帝时人张禹，是今本《论语》形成过程中最关键的人物。据《汉书》本传和何晏《论语集解》的叙文等处记载，张禹本来是师从夏侯建学习的《鲁论》，但后来又转而师从王阳、庸生学习了《齐论》，因而能以《鲁论》为主而折中二本，编成定本。由于张禹曾获侯位，世人或称此本为《张侯鲁论》或《张侯论》。至东汉末，一代大儒郑玄又参考《齐论》和《古论》，给这种《张侯论》做了注释。

在这过程中，张禹和郑玄等人，对《齐论》中的《知道》、《问王》二篇，都宛如视而不见；《隋书·经籍志》更明确称，张禹在编定新本的过程中，乃是“删其繁惑”，这纔“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这说明在张禹和郑玄的眼中，这两篇的来源或者价值一定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

这样的历史背景，就是我在考察刘贺墓中发现的《齐论·知道》残简时所要明确的一般前提和需要坚守的基本立足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不宜对刘贺墓室出土的《齐论·知道》抱有过高的期望并给予它超越历史实际的评价。

其实若是能够开拓视野，在历史大背景下审视这位废皇帝究竟读到的是怎样一种《论语》的文本，我们似乎应该更加关注刘贺墓室出土《论语》的整体情况，而不是仅仅关注《知道》这个佚篇。

刘贺在昌邑国时的王国中尉王吉，字子阳，也可以略称为王阳，乃特别“以《诗》、《论语》教授”（《汉书·王吉传》）。了解到这一点，自然会明白，在他的主子刘贺的墓室中发现《论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汉书·艺文志》记载这位王吉本以传授《齐论》知名于当世，史称“传《齐论》者，……唯王阳名家”，也就是独一无二的《齐论》权威，所以当年他向昌邑王刘贺“教授”的《论语》，自然就是《齐论》；在刘贺墓中发现《齐论》也就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予以充分关注的，不仅是久已失传的《知道》这一篇章重现于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刘贺墓中若是还有《齐论》其他部分的残简，将会对清晰、准确地认识《齐论》的面目，具有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

联系前面讲述的《论语》传世文本的衍化过程，进一步推究，还可以看到，其意义之重大，还不仅在文本来源的权威性上，而是可以藉此深入了解《论语》文本衍变过程中对《齐论》取舍的一些具体情况。

汉成帝时最初编定今本《论语》的张禹，本来是师从夏侯建学习的《鲁论》，后来又转而师从王吉、庸生学习了《齐论》，所以才能以《鲁论》为主且折中二本，择善而从。明此可知，张禹所学的《齐论》既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自惟一以此学名家的王吉，昌邑王刘贺受学于王吉而写下的这部《论语》，应与张禹从王吉那里学到的《齐论》极为接近。这也就意味着刘贺墓室出土的《齐论》写本，应与张禹编定《论语》时所依据的《齐论》近乎一致——其文献学价值之大，也就不言自明了。

这样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在今后的清理过程中，若是在《知道》和《问王》这两个《齐论》独有而又久已佚失的篇章以外，还可以发现其他一些《齐论》内容的话，实际上对我们认识《齐论》，认识《齐论》和《鲁论》的传承渊源以及这两个系统的文本与《古论》的关系，认识张禹、郑玄以后流传至今的《论语》文本，或许会有更为深刻、同时也更富有学术内涵的意义。相比之下，单单《知道》这一篇残简的发现，主要是可供我们了解《齐论》这一部分来源和内容的独特性，以及张禹、郑玄等人为什么对其弃而不用。总的来说，其史料价值相当有限，意义也颇为浅显。

这样的认识，我在考古学家把相关讯息披露不久，就于2016年9月将其写入了《怎样认识海昏侯墓所出疑似〈齐论·知道〉简的学术价值》一文当中（后收入敝人文集《书外话》），后来在《海昏侯刘贺的墓室里为什么会有〈齐论·知道〉以及这一〈齐论〉写本的文献学价值》那篇文章中又基于同样的立场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认识（文章收入拙著《海昏侯新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这两篇文稿更为全面地了解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