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地图｜“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布拉格

布拉格，这座位于欧陆中心的城市，历史和遗产之丰富自不必提。它一度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在15世纪到17世纪，它是宗教变革的核心地带。二十世纪下半叶，它又成为了冷战双方的颉颃之地。虽然布拉格被历史的偶然性涂抹成它几乎无所适从的样子，但它同时也几乎是全球最具文学性的城市之一。

布拉格城市的文学历史起源很晚。波西米亚的主国大摩拉维亚帝国扶植基督教和斯拉夫语——布拉格地区衍生出来了格拉果尓文字（Hlaholice）即古斯拉夫语。现存的斯拉夫语文学主要是祷词。11世纪后，罗马拉丁语占据了布拉格地区的主流。布拉格像大多数欧洲城市那样，撰写着基督教文本，在布拉格主要是圣徒行传录；同时，逐渐崛起的布拉格也开始撰写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学，主要是编年史。这个时期的经典无疑要数布拉格的科斯马斯（Cosmas of Prague）的《波西米亚编年史》（Chronica Boemorum），此书借鉴了罗马文人萨卢斯特和李维多斯·安德罗尼库斯。科斯马斯是牧师和受奉人（prebendary），档案显示他游历颇丰，他将大量民间俗语和套话夹入拉丁语文本中，使得三册贯穿整个捷克人史《波西米亚编年史》生趣十足。

成书于13世纪的《魔鬼圣经》（Codex Gigas/Giant Book）是世界上最大的中世纪古抄本。它由160整张羊皮纸构成，第577页有占整页的魔鬼撒旦画像。书籍包含《旧约》和《新约》的拉丁译本和一些史传、词典、魔法的书籍和其他文章。

德国中世纪文学为捷克文学带来了恋歌（Minnesang），也扩大了它的文学文类和文学内容，直到19世纪，德语文学一直是捷克文学很重要的一支。但捷克与生俱来的民族意识迫使文学朝向本民族的方向发展。通过吸收外界的资源，捷克文学发展了自己的史诗，包括传奇史诗和骑士史诗两种，其中最著名的是《亚历山大大帝》。14世纪，散文也出现了，它主要是服务于政务和教学，此时查理大学也建成了；第一批捷克-拉丁词典也成书了；最早的捷文诗体作品《达利米尔编年史》成书。

扬·胡斯作《论教会》一书强调教会的主权属于基督耶稣、圣经而非教条才是信徒的皈依。他对若望二十三世的谴责令其锒铛入狱、被判火刑，这引发了一场持续约一个世纪的胡斯运动，杨·杰士卡（Jan Zizka）是这场运动的领袖。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这次“杯的改革”也成为捷克文化进程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后，宗教领域内的拉丁语权威被捷克语取代。胡斯创造了新的正字法和一系列语法规则，这为现代捷克语的成熟做了铺垫。胡斯关心社会问题，用捷克语——时而是德语——发布了大量的通俗的散文。人文主义和古登堡极大激活了布拉格文学的活力，而此时天主教拉丁语写作和新教捷克语写作正在交战之中。人文主义者维克托林·克内尔的《九论》是其时的代表作。

白山战役后，贵族被镇压、布拉格在内的捷克沦为奥地利的行省，捷克语饱受压制，捷克文人潜在底层或选择流亡生活。流亡者约翰·阿摩司·夸美纽斯（Jan Amos Komensky）是最早的公共教育支持者之一，他关注教育中的心理问题和渐进发展，其方法风靡欧洲达两个世纪。夸美纽斯和后来的卡夫卡都是捷克少有的国际主义者。随着他的离世，捷克语的新教文学几乎消失了。和欧洲文学进程相对照，布拉格的巴洛克的文学成果甚少，这是因为波西米亚贵族的退场的缘故。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布拉格处在一种复兴的氛围中，封建传统被废除，社会流动更活跃，布拉格重启了捷克语文学的发展。古典主义并没有深刻地表现在文学之中，而是像俄国那样体现在民族语言和语法的形成之上。约瑟夫·多布罗夫斯基（Josef Dobrovsky）和约瑟夫·容格曼（Josef Jungmann）分别代表着捷克语语言和语法发展的两代，后者还翻译了《失乐园》，并出版了《捷克（语）文学史》，在他集聚了一大批诗人。

直到浪漫主义的发生，布拉格的文学才和西欧主流保持了某种同步。卡雷尔·希内克·马哈（Karel Hynek Macha）深受密茨凯维奇的影响，其最好的作品是一首抒情叙事诗《五月》，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写道，“马哈属于那些热恋中的情侣们”。她的朋友卡雷尔·雅罗米尔·爱尔本（Karel Jaromil Erben）对弗朗基谢克·拉吉斯拉夫·切拉科夫斯基（Fantisek Ladislav Celakovsky）以“回声”（ohlas）的方式处理民间故事诗（Balada）表示不满，他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创作了《花束集》。几代浪漫主义作家代表着布拉格文学第一次走向自足和自我完善的道路。

为了回应和德语/奥地利的矛盾，斯拉夫主义几乎成为每个作家的信仰，作家群体在布拉格组成了爱国军团。鲍日娜·聂姆佐娃（Bozena Nemcova）与布拉格接触不多，她的作品很温情，作品《外祖母》回顾了农村生活经验，刻画了乐观的捷克人形象。1848年，奥地利的专制将曾经的梦想都粉碎了，新闻事业也没落了。十年后，捷克所遭受的政治妥协让进步青年又一次走在时代的浪潮前列，《五月》丛刊创办了。杨·聂鲁达便是创办人之一，他是小说家和诗人，作品《小城故事》体现了一种细致入微的现实主义。此时，布拉格也涌现了一批女作家。位于福尔塔瓦河畔的民族剧院上演了安东宁·德沃夏克、贝徳希赫·斯美塔纳（Bedrich Smetana）等人的作品。

二十世纪前后，布拉格的文学也掀起了先锋主义的时尚潮流，较之西欧诸国其先锋主义更像激进的现实主义。一战初成立的九人社团分蘖了一大批诗人和一个重要的理念，“诗歌/纯诗主义”（poetismus）。二战前的“42诗社”则把存在主义本土化了。战后登台的雅罗斯拉夫·萨弗尔特也是先锋派的一员。

围绕战争、集中营和政治高压，捷克作家的文学书写延续了整20世纪。雅罗斯拉夫·哈谢克将现实时间移植到叙述中，将他一战期间的现实经历通过想象力转换成了好兵帅克的看似荒唐的行为。这两位无政府主义者都代表着捷克人面对战争的幽默、达观和反讽。《严密监视的列车》——改编影片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写了二战期间一个小人物的英雄之举，书中展现了生活这场悲喜剧的悖谬，作者赫拉巴尔死于一次喂鸽子坠楼事件。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将视野聚焦在布拉格之春前后，披露了政治对普通人生活的伤害，“无论现实生活如何残酷……和平总是统治着墓地……在蓝色群上的背景下，他们如摇篮曲一般美丽”。布拉格之春中最有名的檄文是作家瓦楚利克的《2000字宣言》。一生与残酷政治作斗争的伊凡·布里玛更是一位极为现实意义和革命气质的写作者，他对捷克政府的反击通过讲述一个个笑话完成了。布里玛作为剧作家的一面和瓦茨拉夫·哈维尔颇为相同，两者都延续自约瑟夫·卡耶丹·狄尔（Josef Kajetan Tyl）开辟的将政治和戏剧结合的道路。海达·马格利乌斯·科瓦利（Heda Margolius Kovály）也是集中营和布拉格之春的幸存者，《寒星下的布拉格》记录了1941到1968年之间的历史种种。

在现代极权国家中，也不只有对抗式的文学，还有溢出国家和现实的世界主义文学，它最大程度展现了文学的想象效能，也创造着持续至今的某种跨越种族、跨越国家、跨越语言的文学。卡夫卡的身份很特殊，他是说德语的捷克犹太人，捷克人对他的认可度很低，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二十世纪文化的一个明星。卡夫卡几乎从捷克这片大陆逃离，飞向了全球舞台，他的作品被模仿、被借鉴，但他从来不只是现代主义文学背后的那只手。在某种意义上，卡夫卡没有文本，只有神话，这不仅是文学研究和文学阅读的功劳，也是卡夫卡自身创造的结果，他有强烈的自我分析倾向，他的书写让生命像极了文本，而文本又像极了生命。“无法抵达”、“惩罚”、“自我和想象力的危机”是解读其作品的关键词。他曾在布拉格城堡居住写作过一段时间，他的“甲壳虫”形象与捷克第一个童话故事《小甲虫》可能存在某种渊源。卡雷尔·恰佩克在捷克人心中的地位要高于卡夫卡，他最早将“机器人”的概念引入小说，作品中所表达出的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核武器和人工智能的恐惧在之后的文学中被反复排演。他一度是捷克国际笔会（PEN）的主席。1926年，布拉格学派在雅各布森的筹划下成立了，他们主要处理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的问题，注重语言的结构和功能，其中佼佼者是扬·穆卡若夫斯基。

近几十年的捷克文学也不乏值得关注的。诗人基里·奥滕（Jiri Orten）在纳粹统治下用假名写出了受超现实主义影响的诗歌，但他英年早逝。塞弗尔特较之更为幸运，他是捷克唯一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博尔科维克（Petr Borkovec）是当代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女作家彼得阿·宝卢华（Petra Hůlová）是当代布拉格最有活力的作家。奥斯卡金牌编剧兹旦内克·斯维拉克在其暮年开始写作《布拉格故事集》系列短篇小说，讲述着当代生活的轻盈和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