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焓读《大元史与新清史》①︱重思杉山正明与“大元史”

最近我国民族史与藏学研究的学术带头人沈卫荣教授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邀，特地将自己新近发表的一组论述元清两朝的论文集结为《大元史与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传佛教研究为中心》，以印制精美的专著形式隆重推出，极大地满足了专业人士和对这两个少数民族王朝的历史深感兴趣的大众读者的求知欲。笔者作为该书的一位普通读者，从始至终以学习和求教的态度将全书内容通读一过，在此愿意将自己阅读此书的粗浅体会以及由此延伸出去的一些很不成熟的思考抛砖引玉，深以得到作者和读者的不吝指教为幸。

一般来说，当读者在阅读一部学术著作之前，往往都会对书中有关作者的简介有所留意。而本书正文之前的作者简介中已经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沈教授在海内外求学、执教以及从事专业研究的经历。但凡对国内民族史研究行情有所了解的读者不难从中发现，沈教授相继获得学位于南京大学历史系与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系的教育履历，以及随后相继在哈佛大学、洪堡大学、京都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等国际学府和知名研究机构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是多么令人羡慕不已。显然，沈教授书中所展现出的极为扎实的知识功力和开阔恢弘的学术视野即直接渊源于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学术经历。记得还是在很多年前，那时笔者只是一名对蒙元史的学术前沿了解不多的考古专业硕士生，有次偶然听到当时正在北大研修的意大利籍佛教石窟考古专家魏正中老师介绍说，新近有位在国外做藏学研究的青年学人撰写了一篇关于宿白先生《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的书评，堪称是此书出版以后最有学术分量的评论之作，故受到了以治学严谨而垂称于业界的宿先生本人的赞赏好评。可惜我当时因为对蒙元史了解不多，所以当场并未记住书评作者的大名，直至后来偶然有次在书店中读到收录此文的王尧先生主编的《贤者喜宴》第二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才知道这篇书评正是出自早已成就卓然的沈教授之手。因为沈老师尚在出国留学以前，就已经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有关元代西藏史的鸿著，再加上读研期间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上刊出的其他成果，所以在国内蒙元史学界业已是名声在外；只是我当时因为所学专业的隔膜，导致之前对于沈老师取得的成绩了无所知，足见那时的自己在学术见闻上的孤陋寡闻。

沈教授能够写出这篇让在考古历史学界声名卓著的宿老先生为之看重的专深书评，自然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在波恩中亚语言文化系所受的以历史语言学（教授自己更倾向于使用语文学 philology 一词）和宗教学为基本导向的专业藏学训练。这种严格的学术训练使得他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藏文文献原文，从而不难检查出通常对于考古专业人士来说，不易发现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这部辉煌巨著中的某些瑕疵，这些差池往往又是因为书中征引的某些藏文典籍的汉译本中的内容不够准确完善所致。而沈教授一直把历史语言学和宗教学视作能够正确释读非汉文文献的最为重要的两把钥匙，这也正是《大元史与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传佛教研究为中心》向读者集中展示的学科方法论。事实上，不仅是在元史和清史方面，甚至在溢出历史学之外的纯宗教学科中的藏传佛教领域中，沈教授依然坚持以历史语言学或者说语文学为本位的研究取向。譬如他最为推崇的该领域专业人士多为语文学训练出身的实证型学者群体，佼佼者如德语国家的施密特豪森（L.Schmithausen）、斯坦因凯勒（E.Steinkellner）、日本的辛岛静志和北美的范德康（Leonard van der Kuijp）、魏德迈（Chrisian K.Wedemeyer）等，而与虽然在社会上名声大噪，但其研究却带有鲜明的神学色彩和强烈宣教动机的霍普金斯（J.Hopkins）与瑟曼（R.Thurman）等的学术路径保持着明显的距离。沈教授的这种评价趋向显然根植于他的多年海外游学经历，即先曾在波恩大学的中亚语言文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并完成以一世达赖喇嘛传记译注为主题的学位论文，之后又长期在日本和北美从事跨学科的宗教与历史的研究。此番罕见的广博学术阅历使他能够在兼采众长的基础上深入比较欧美日本不同国家之间学风的优劣长短，并给出客观精当的评价。

返观历史学领域，沈教授更是完全遵循了以语文学为中心的讲求多语种史料互证的实证型研究路数，同时还强调在方法论上应当打通历史与宗教（尤其是藏传佛教）之间的学科隔阂，以改变那种“历史学家不懂宗教而宗教学者也不关注历史”的划地自限的陈旧格局。正是这种不落窠臼的学术眼光和观察视野使得他在评析国外近年来蔚然成风的“大元史”和“新清史”的具体成果时，总是擅于做出客观精准而又颇具综合性的剖析透视，尽管教授在此书前言中自谦他并不是一位清史学者，甚至也已告别了相对纯粹的传统断代史意义上的元史研究。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精当的学术评价正是笔者在阅读此书中深感获益最多之处。

先看本书对“大元史”的评论，作者以杉山正明的学术成果为例，积极肯定了“大元史”研究视角的新颖性和在学术上的不俗表现。应该指出的是，沈教授对杉山氏的学术赞赏来自两大方面，一是对后者在实证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的表彰，为此曾特地强调了其出版的专业性很强的个人论文集《蒙古帝国与大元兀鲁思》（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 年）所取得的不俗成就及其获取的学术荣誉。的确，这本论文集在选题上的特点还是追随日本东洋史学界传统的“小题大做”式的学风，几乎没有任何对蒙古帝国的兴衰规律进行理论探讨的部分。其中所收诸文多属仄深型研究的代表典范，特别是其有几篇关于蒙古语碑文的详尽笺注性论文，最为突出地体现了作者学风的“深密”。可惜这部获得过日本最高学术奖励的论文集大概是因为内容过于专业，完全是以微观考证取胜而并未冠以任何耸动性的宏观标题，故不大可能吸引普通的读者大众群体，导致该书迟迟没有像作者的其他概论性著作那样被译介为中文，以至未在国内的史学界引起应有的回响。然而，正是因为此书处处闪现出严谨扎实的历史语言学的学风，才使得同样重视语文学训练并以之为本位的沈教授对其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另一方面，沈老师并没有以语文学的樊篱自限，而是准确勾勒出杉山正明的又一突出长处，即善于将对具体历史史实的复原提升到对建构蒙元历史叙事所作出的创造性发明，这直接反映在目前已有中译本的其撰写的多种概论书中。这些著作大多从全球史或世界史的视角出发，将蒙元王朝定性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大蒙古帝国，由此从根本上讲述了一套完全不同于中国史视角的历史叙事。可以说，杉山正明以他自己的史学实践有效地清除了横亘在还原历史基本史实和重构历史叙事这两大历史研究层次中的无形障碍。

不过沈教授同时也清醒地发现，这种“大元史”（日本学界自称为“大元兀鲁思史”）的叙事毕竟更多地基于当下时人受到的全球化等现实因素的刺激及其回应，因此并不一定就与通过认真解读多语种史料后得出的相应认识完全契合。对此他具体以藏文史书《汉藏史集》中的记载为据，最终揭示出在中世纪西藏史家的观念中，蒙元王朝仍然被其视作一个“汉地的国家”而非一个控制地域远远超过中华国界的大帝国。因此，“大元史”所刻意推出的不少此类命题也都有重新反思的必要。确实，近年来受到国外译著的影响，国内的知识界开始重新思考十三至十四世纪的元朝是否应被看作一个统治空间大大超出了传统中国版图的欧亚帝国。对此沈教授的导师陈得芝先生在前些年专门撰写《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收入其论文集《蒙元史与中华多元文化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一文作为释疑。陈先生综合论证了忽必烈建立的元朝与之前“地跨欧亚”的大蒙古国在统治方式与地理疆域等方面的诸多差异，强调了各宗藩汗国的独立化发展是一大不容否认的事实，因此从元朝实际的统治区域来看，将其定性为“横跨欧亚”是不准确的。显然这一关于元朝的历史定位与杉山正明等人的主张大异其趣。在这个国外“大元史”与国内蒙元史学界明显存在出入的话题上，笔者怀有同陈先生基本一致的看法，即对那种视元朝的领土“横跨了有四个属国的超大区域”，并进一步以之来质疑元朝的“中国性”的“大元史”观点持商榷保留的立场。

首先，杉山氏将元朝定性为包括四大汗国在内的“超大性政治联合体”最核心的证据是其深信仅仅元朝皇帝才有资格被称为“可汗”，而其他汗国（兀鲁思）的君主均只能使用较低一级的“汗”作为其名号头衔。因此，既然整个蒙元帝国只拥有唯一的可汗，那么当然其应该被看作是由各兀鲁思（汗国-王国）联合而成的具有一元性质的国家。这种观点曾得到韩国学者，傅礼初（Joseph F.Fletcher）的弟子金浩东所倡导的元朝属于“兀鲁思复合体”学说的附和（金浩东：《蒙古帝国与“大元”》，《清华元史》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13 年）。然而，此说却因带有过多的主观色彩而在实证上难以成立。即以与元朝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宗藩关系的伊利汗国而言，诚如井谷钢造所揭示的，早在伊利汗国初期，有人完成了一部用波斯语写就的鲁木（小亚细亚）塞尔柱王朝史，并呈献给《世界征服者史》的作者暨担任过多年汗国高官的志费尼。因此作者特地在书中多处写下了相关的赞辞，譬如将当时在伊利汗国炙手可热的志费尼兄弟比喻为“可汗的辅佐人”“可汗的宝库”“可汗的右手”等，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汗国境内，旭列兀等君主不仅可以被通称为汗，甚至还很自然地以可汗之名传诵于世。（参见井谷钢造：《奥斯曼朝的诸可汗》，《西南亚细亚研究》第七十四号，2011 年；笔者能够读到此文要感谢远在美国任教的宋念申老师的大力襄助。）

相关的反证尚远不止此，降至 1305 年，即位不久的伊利汗国完者都汗在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书信中，曾专门钤署了汉字印玺以显示其统治权威，玺文内容被读作“真命皇帝天顺万事之宝”或“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田清波、柯立夫：《梵蒂冈档案中的三件蒙古语文献》，《哈佛亚洲研究》卷十五，1952年，484-485页）。而在元朝官方的相关制度中，是绝不可能给其他兀鲁思的宗王（蒙古语“可温”）颁发带有“皇帝”字样的印玺，因此这方“真命皇帝……”之印只能是当时的伊利汗国君主在没有得到元朝皇帝允准的情况下，单方面下令其国内的工匠模仿元朝御玺的基本形制和用语格式而铸成的。再考虑到蒙古语的“可汗”和汉语的“皇帝”正好构成互译关系（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57-58 页），所以这方印玺的用语表述实际上也折射出伊利汗国君主在其兀鲁思内早已自拟为可汗的观念。此外还有些伊利汗国的穆斯林史料则并不刻意区分可汗（合罕）与汗的差别，如成书于 1286 年的《蒙古人的诸情报》曾将成吉思汗的四位儿子均称为汗，由此在成吉思汗之后顺利继承了大汗位置并开始以合罕自称的窝阔台在头衔称号上并未高于他的三位兄弟一等（高木小苗：《论 Qutb al-Dīn Shīrāzī书写的“蒙古人的诸情报”》,《亚非语言文化研究》第八十二号，2011年）。至于金浩东在文中强调的大汗以外的其他兀鲁思统治者不得使用“敕令”（jarligh）的约束在现实中更是无法得到制度性的保障，因为即使在与大汗家族同出拖雷系的伊利汗国中，不仅屡屡使用相当于汉语圣旨的“敕令”（jarligh），而且同样发展出与元朝帝制相平行的从高到低的一整套印玺规范制度。这当然是源于对后者制度的模仿与借鉴（四日市康博：《从欧亚史的视角所见的伊利汗国公文书——伊利汗朝公文书研究序论》，《史苑》2015年第2期）。

至于较伊利汗国而言，与元朝的政治关系相对疏远的立国于中亚的察合台-窝阔台系汗国就更加不会理睬只有元朝的君主才有资格以可汗（合罕）相称的无效规定。例如政治态度上更倾向于认同窝阔台-察合台汗国的阿力麻里人贾玛尔·喀尔施在他用阿拉伯语完成于 1302 年前后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中直接写到，“忽必烈合罕和他的孙子铁穆耳合罕（元成宗）一直没有能够战胜我们的诸可汗，而我们的可汗以人多势众阻挡了他们。”[华涛：《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下）》，《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一期，1987 年]在该书作者看来，察合台-窝阔台系汗国和元朝的皇帝的君主地位相当，均应称作可汗。这自然反映了处在元朝直接统治区域之外的十三至十四世纪的中亚人士所具有的君主观念。降至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廷所颁布的致察合台后王属下的用汉字音写的《纳门驸马书》中，依然还将察合台的头衔书写为“察阿歹合罕”，并将合罕（可汗）旁译为皇帝（小田寿典：《明初的哈密王家——成祖的哈密经营》，《东洋史研究》第 三十二卷一号，1966 年）。看来取代元朝的明廷也深知可汗的称号施用于察合台汗国君主这一基本事实。所以，杉山氏等人以可汗称号的唯一性来证明“大元兀鲁思”与整个蒙古汗国的同一性只是一种主观臆断。

杉山正明建构的庞大学说体系中还有很多不够严谨的论述。这里不妨再举一例，即如他将巴布尔在印度建立的帝国也定性为蒙古政权（《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中华书局，2016 年，179 页）。这一点大概是受到了西方人将巴布尔政权通称为“莫卧尔（蒙兀儿）帝国”的误导。其实到十六世纪前后，作为瘸子帖木儿后裔的巴布尔更倾于在其日记中把自己的部族称为突厥人，而与所谓的蒙兀儿人相区分。尽管有相当一部分蒙兀儿人也加入了他统率的军队，可是在对抗术赤系昔班尼汗的战争中，后者犹如墙头草似的拙劣表现使得巴布尔在日记中尽情地发泄对其的怨尤，甚至直言不讳地将这些成事不足却败事有余的蒙兀儿人比喻为丧门星，并把战事失利的一大原因归之为前者的临阵倒戈。他的儿子胡马雍后来还专门在其父日记的空白处用波斯语补白了几行诗句，对蒙兀儿人的名称予以无以复加的痛责与诅咒：“蒙兀儿人纵为神裔，其种亦劣；蒙兀儿人之名纵书以黄金，其名亦恶；慎勿取蒙兀儿人之一穗，其种实可咒。”（[印度]巴布尔著，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97 年，137-138，154-155 页）由此可见巴布尔等对于蒙兀儿之名毫无民族群体上的认同，所以如果将其建立的国家望文生义地定性为蒙古（蒙兀儿）政权诚属不当之极。其实曾与巴布尔反复争夺对中亚河中地区的控制权并最终取胜的昔班尼汗因为出自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直系后裔（这里暂不考虑术赤的生父问题），所以反而与此前十三至十四世纪的蒙古汗国存在一些关联。

昔班尼汗及其子孙对中亚河中等地的统治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而该支王族的旁系在中亚西部以乞瓦绿洲为中心的花剌子模（今属土库曼斯坦）的统治则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大概是因为这一原因，故昔班尼汗的名声以后遂在中亚一带长期持续下来，降至十八世纪，准噶尔汗策妄阿喇布坦还向清朝来使表示：“皇帝者，乃一统赡部洲之大皇帝……而西梵汗、俄罗斯察罕汗虽为较大之员，但皆属于异教无用之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黄山书社1998 年，1010 页]这里与俄国沙皇（察罕汗）并列的西梵汗实际上正是昔班尼汗在当时中亚的旁系继承者乞瓦汗国的君主。不过昔班尼汗统领的入主河中地区的游牧部族则以乌兹别克人相称。虽然乌兹别克之名实际上也来自早先金帐汗国的君主月即别（1313-1341 年在位），但这一人群在民族成分上却早已突厥化，故除了其拥戴的君主具有成吉思汗的血统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还遵循所谓的成吉思汗札撒以外，在其他方面与业已消逝的蒙古汗国的联系已经日益疏远。因此，今天中亚的乌兹别克人理所固然地拥有与蒙古人截然不同的民族归属感，更认同自己是说突厥语诸民族中的一员。何况君主的血统远非判断政权性质的最主要标准。这正如英国历史上的“光荣革命”期间，赶走原先的英王詹姆士并在伦敦加冕为王的新君本为荷兰亲王，但是这绝不意味着革命之后的英国就此成为了荷兰王国的一部分。总之，笔者认为杉山正明对于蒙古汗国在十四世纪以后的“遗留性影响”的夸大性评估带有过多的主观感情色彩。其或许能够引起读者大众的热议乃至接受，但若从实证的层面加以考量的话，则显得证据上的破绽过于明显而无法使真正的专家对之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