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家陈传兴眼中的“萤与日”：暗房与影像的从无到有

2019年11月1日，展览“萤与日——陈传兴摄影展”在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开幕。展览由顾铮担任策展人，展出台湾地区摄影家陈传兴珍藏了四十年、精心挑选的136件珍贵银盐原作照片，展现了称为“诸神的黄昏”的七十年代末（1976－1980年）法国、英国、爱尔兰等欧洲国家及美国城市空气与社会氛围。那些在镜头下凝结的情感与思想的冲撞，仿佛全带有生机，重现眼前。

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中，陈传兴表示自己不是摄影家，摄影是表达思想的途径之一。而对于摄影，他认为摄影是被拍摄者给予的礼物，“他们赠予我的片刻，你无法用很明白的语言去表达，那是微妙、神秘的，再以光影的方式表达出来。”

以往，摄影展都只呈现最后定格影像，视暗房工作为一个机械化工艺过程，而将之排除。陈传兴希望借助展览，启发观众思考暗房工作与影像的关系。

七十年代末，陈传兴镜头下的欧洲

陈传兴，1952年出生于台北，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语言学博士，行人文化实验室创办人，2012年获颁法国艺术与文学勋位（军官勋章），在退休前是台湾地区清华大学副教授。他长期耕耘美学、哲学、精神分析与影像论述等领域，同时是摄影家、艺术评论学者、作家与电影创作者，曾是文学纪录片系列《他们在岛屿写作》的总监制。

2015年，陈传兴带着他的作品来到北京央美美术馆，个展《未有烛而后至》展现他在家乡本土自由、野生粗放、完全自学的少年时期作品。而这些照片是在被他珍藏了40年后才首次呈现给观众。

在陈传兴高中时，家人给他买了一部柯尼卡相机，随后他又买了一台尼康，开始学习胶片冲洗，走上了摄影之路。在上世纪70年代，即他的大学时代，他成为了一名文青，“拍拍实验电影，拍拍照片。那时候比较野，20来岁，觉得学校的课没什么好上的，还不如去外面看看。因为我出生在台北，所以也很少去比较偏僻的地方。那是一种好奇，一种学习。透过拍摄，也是在认识整个土地，岛屿，记忆。”陈传兴这样说道。

陈传兴《送葬者》 1975年 银盐相纸（台湾少年时期作品，非此次展览作品）

在那期间，陈传兴走遍了台湾地区，拍下了各个角落，包括观音山、兰屿等。其中，观音山更多的是关于葬礼。“因为我的父亲也葬在那里。我当时念书的辅仁大学离那里不远，所以经常从学校溜出去，去那里拍拍。我对死亡、哀悼一向非常感兴趣。这次展览也可以看到巴黎的一些墓园。”

在拍摄台湾之后，陈传兴来到法国留学。此次的“萤与日”则是他到摄影发明地法国、经过严格训练与大师洗礼后所完成，两个时期的相互碰撞、渗透，成为这一时期的摄影。

冷战后期的西方社会种族阶级对立，裂痕日增，当时西欧正处于前卫思潮的薄暮苍茫时期。那时，在法国的亚裔留学生极为稀少，陈传兴成为了为数不多亲历70年代法国思想盛世的华人。

展览中的银盐照片按“市集”、“墓园”、“旅行”、“奥利机场”、“送货卡车之旅”、“婚礼”、“劳动者”和“影”8个主题、以七十年代末法国、英国、爱尔兰等欧洲国家及美国城市的社会现实情景为媒介，展现这位东方摄影师所见所闻的纪录瞬间。作品展现的是不同于西方摄影师的视角与观点，而是在文化思潮的冲撞中感受东方视角特有的异乡情感与思想精神。

其中，卡车司机系列是陈传兴跟拍一天的成果，作为其自身的公路电影，而大多数作品则是随意地，随手拍摄。

陈传兴告诉记者，“展览的时间跨度是5年，这5年是我成长变化的过程。我的观看角度变了，从台湾带来的东方观看开始改变了，变成一种‘混血观看’。从法国国立装饰艺术学校念摄影后，到了巴黎第三大学学戏剧，之后学电影等，过程是激烈、紧密的，其中思想的变化很大。另外，每周都去国家图书馆看那些大师的摄影原作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暗房工作

以往，摄影展都只呈现最后定格影像，视暗房工作为一个机械化工艺过程，而将之排除。随着数位化急速进展，暗房工作与影像的关系应该重新被思考。

此次展览标题“萤与日”指的是“黑暗”与“光线”，即影像从无到有的生产过程。同时，展览也巧妙地呈现了陈传兴与其团队利用三年时间沉淀的暗房工作，以影像装置、暗房空间与最后定格影像相对映。陈传兴表示，“我并非百分百排斥数码摄影，但相对于银盐等传统摄影工艺来说，数码影像是平板，平滑的，虽然能做到很精细，但还是缺少些什么。”出于对传统摄影工艺的喜爱，陈传兴搭建了自己的个人暗房。

在展厅入口，观众可以看到一面十公尺的触摸显像长墙，被设置成能直观感受的热蒸气显影过程生态箱装置、记录着反复无数次实验而得的最佳影像数据纪录墙；在那对面则展现了各种底片的状态与影像的比较，展现影像底片如乐谱般，透过暗房工作者诠释，释放出底片的各种可能性，产生不同的阅读感知。据了解，那是暗房工作者徐裕翔帮助陈传兴完成的。

那是“萤”的空间，即暗室的隐喻，而随后，藉由在暗中摸索打开感知，进入“日”的空间，即展示正相作品的“明室”。

在陈传兴看来，他的展览是一个团队的工作，从拍摄者到冲印工作者。“这个展览花了3年的时间做准备，从1000多张里慢慢筛选。展厅第一部分讲述了暗房里的工作，就是为了一张照片所做的工作。展览是我和工作室团队一起完成。所以从这一角度说，这个摄影展不是我的个展，而是一个团队的展览。特别是工作室里年轻的伙伴，这才是一种传承。”

“我就好像是一位作曲家，我的底片是我的乐谱，而我暗房的团队就是演奏家，把我的‘音乐’印出来。”

在接受采访时，陈传兴始终强调着摄影并非只关乎自己一人的功劳，“太多的摄影展都是关于自己，但在他身后帮他完成作品的人好像都被忽略了。其实不光是摄影，还有雕塑，建筑，都需要很多人来一起完成。近几年，在海外的会陆陆续续地把帮助摄影师完成暗房工作的工作室推出来。这是恢复一个团队工作应有的状态。不仅仅是所谓的延续、传承，而是打破那种所谓的艺术家，摄影家高高在上的状态。这也是我的摄影中有那么多的劳动者，阿拉伯人，黑人，对我来说他们一样地重要。”

摄影是被拍摄者赠予我的礼物

在展览现场，陈传兴讲述了他对于摄影的理解，也讲述了何偏爱古典摄影。在他看来，摄影家以及整个时代的品味都在发生变化，“别人批评我比较保守。我自己还是偏向于古典摄影。对于一些花花草草，色彩鲜艳的作品，又或者如日本的森山大道、荒木经惟等人的作品，我很尊敬，但这不是我的品味。每个人的创作方式不一样，思考方式也不一样，观看的方式也不一样。”

陈传兴告诉记者，在他看来，摄影是被拍摄者给予的礼物，“很多人觉得拍照是占有对方的影像。我很鄙视这种说法。我讨厌布列松所说的‘决定性瞬间’。我觉得在那个情景、空气中，被拍摄对象给你的是一种礼物，你应给去以不一样的心态感受它。他们赠予我的片刻，你无法用很明白的语言去表达，那是微妙、神秘的，再以光影的方式表达出来。”

近年来，古稀之年的陈传兴整理起了40多年来积累的底片，并按时间顺序，计划了一个“十年摄影计划”，希望以5个摄影展来呈现，此次龙美术馆的展览是其个人精神史第二部曲。

之后，他将呈现其彩色照片系列，跨度上世纪70、80、90年代；随后是拍立得系列，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到拍立得停产前；而最后的展览则计划回归家庭。陈传兴表示，“因为我很晚结婚，所以我小孩出生就一直拍他们，最后一个展览的时候，可能我的孩子二三十岁了，他们也可能有了后代。这些展览从我大学时代开始，一路走来。”

在被问及摄影之路的不同阶段时，他告诉记者，这些摄影其实是不分阶段的，阶段是为了展览而切分的产物。“摄影之路就像一条漫长的河流，河流会拍岸，然后再卷回来，用尼采的话说，这里面有永恒回转。它在平静地流动，可能在岸上，也可能在河中。”

“当你在路上走，可能看到有一片叶子或一个小场景，你会被深深地打动。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摄影最美妙的就是这个，一种神秘的共感。这不单是摄影经验，而是更深层次的。一种世界突然打开，然后又关上了。”最后，陈传兴这样说道。

展览现场 龙美术馆（西岸馆），上海，2019，摄影：洪晓乐

展览将展至2020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