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景云里与上海文学的历史地理

位于上海市虹口区横浜路35里弄的景云里曾经名人云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这个建于1925年，弯弯曲曲延伸的里弄，外墙立面红砖浅灰粉，坡顶覆盖着青色平瓦，曾经居住过鲁迅、茅盾、叶圣陶、冯雪峰、周建人等一批1930年代的文化名人。这些名人居住景云里，从事创作，编刊、领导和组织革命的文学活动。鲁迅在景云里居住期间主编或和其他人组织了《语丝》《萌芽》《朝花周刊》等刊物，叶圣陶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中发表了巴金的小说《灭亡》，施蛰存的《娟子姑娘》、沈从文的小说、朱自清的散文《河塘月色》、冯雪峰的《文艺理论》，也在这里完成。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也隐居于此，完成了中篇小说《幻灭》，柔石《二月》《为奴隶的母亲》也是在这里写成的。

本文系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拷问文学——景云里遗事》新书发布会上所做的演讲。

一个作家的活动，离不开当时的地理条件。因为我是研究历史地理的，我比较注意到这一点。

为什么选择景云里呢？景云里既不是租界，也不是一般的华界，景云里所在的地方，属于越界筑路地区。当时的租界范围已经划定，但是租界千方百计要扩大，清朝政府（治下）也不是你想扩大就扩大的。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强调租界里要改善交通，当然中国方面不肯拿钱。你没有钱我来做，同时我要保证交通安全，保证治安，就开始管这条路，以及路的周边区域。但这个地方比租界里面便宜。

作家从浙江小地方到上海，第一篇文章还没有发表，叫他在租界里面租不起的，但文化人不可能去住滚地龙。租界交通方便，还有房地产商也愿意在旁边这些地方买到便宜的地皮，造中档的建筑。今天说他是大师、革命家，当初看看他才多大，发表了多少东西？还没有成功、成名，所以鲁迅住在景云里，三层楼的房子租不起，后来稿费高了以后，他就搬走了。

景云里位置示意图

那些作家到了上海，要选一个合适的地方，那么景云里是一个好地方。而且景云里离火车站距离比较近，宝山路的北火车站步行走到横浜路很方便，交通也方便。有什么风吹草动，要走进租界也很容易，比如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里讲的，他们要进租界躲避，躲在租界的客栈里，鲁迅这么差的身体要走到租界很容易，步行就能过去了，所以它的安全性又比一般的华界要好得多。这是景云里当时特殊的地位。所以，他们选了这样一个中档的地方。像鲁迅，到了景云里以后定居的是山阴路大陆新村，这里就更方便了，步行不远就到四川路，要看病，他相信外国医生，有日本医生、德国医生，喜欢看美国电影，大片，电影院也不是很远，四川路有不少电影院，而且鲁迅有这个条件，包三轮车，呼朋唤友，他每次看电影带一大帮人一起去看，很方便。而且，作家们从事文学，后面的配套，报社、出版社、印刷厂，他们也要获得资源，比如说一些新书，外国作品，像鲁迅喜欢版画，版画主要都是外国出的，他也很方便可以通过书店代购或者可以直接买到。

作家们的作品，特别是那些比较左倾、比较革命的作品，不可能在大出版社出，往往自己弄一个小出版社，这些活动也要依托租界里的条件，因为有些书在华界出不了，或者是出了以后不可能有发行的渠道，就要到租界。比如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周恩来他们想办法吸引外国记者到根据地，为什么？因为外界不了解共产党，特别是共产党经过长征到了陕北的真相。国民党对外宣传说，他们已经都完了，剩下的都是流寇，老弱病残的。丑化了以后，外界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人写的东西不好传播，另外国际上不太相信。所以毛泽东提出，要找点外国记者，同时又有点名气的，这样才找了斯诺。毛泽东谈自己经历最详细的就是跟斯诺，他父亲家里怎么样，他父亲怎么对待他，全部都谈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共产党、真实的毛泽东。斯诺的英文报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版要到租界，而且找了能够起到掩护作用的杜月笙，杜先生要买这个书。书名本来是《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改成了《西行漫记》，一看是本游记，而且又提出杜先生买的书送人，这就出来了。

这些作家很多文章的发表，他们从事文学活动，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进行的。而且还有一个因素，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在青云路天通庵路，“文革”时期老的厂房还在，天通庵还有一个火车站。所以这样的话，到景云里的交通也比较方便，路也不太远。这样一系列的条件，都要放在当时的环境下。

所以我很赞成虹口区的做法，把有些地方恢复，能够表明这些地点的都要标出来，让人家到实地，虽然原来的建筑面貌已经变了，但是到这里沿途的路线感受一下。这个时候，你再来看这本书，再对它进行理解，把特定的空间复原出来。有了这些事实，了解这些基础，那就比较容易。

在这种情况下，再结合当时的人际关系，这样的话，就不是像原来研究他们，要么简单只是根据政治立场，要么只是根据作品。比如说大家应该注意到的，当时这些人中间，职业作家没有几个，好多人都是兼做其他事的。今天我们想得很辉煌的什么什么社，其实在当时不过是几个人，也不像现在正式的社团，需要登记，关键是能够运行下去，杂志能不能办下去？关键是能不能卖钱。

鲁迅跟人家不同，他到上海早已经是名作家了，所以他的文章只要写成文字，有些还没有出版，预付稿费已经来了。但一般的，包括跟他一起活动的那些人，没有这样的。像茅盾，一开始主要的工作是商务印书馆做编译，写作是业余的，成名以前，要靠写作来维持生活，是不可能的。茅盾在大革命以前，还是中共的重要成员，中共最高层的联络员之一，所以很多文件都要寄给他，他还有革命本身的责任。所以他们实际的生活状况，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美妙。我记得看到过好像是郁达夫去看郭沫若，说非常狼狈，小孩好几个，这个闹了，那个流鼻涕，郭沫若狼狈不堪，当时就是这样的条件。

我们来考察景云里，来考察当时的文学活动，应该放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去看，看上海作为红色文化，也要放在这个文化里面去看。

如果说这些是具体因素的话，那么广泛的人文地理因素，那就希望我们大家考察当时的文献。比如说现在上海市领导非常重视的，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红色文化这三者之间，实际上从物质上，从地理基础上，是融为一体的，很难具体区分。只是不同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不同的政治场景下，这方面的特色就显示出来。

比如说，鲁迅为什么思想那么深刻？鲁迅为什么反映出那样一种风格，很多人联系到鲁迅的家庭，联系到鲁迅生存的环境。绍兴长期是出师爷的，师爷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知道怎么样在成文条例法规下，达到自己的目的，另外中国的法令运作有很多是不成文的，善于找到一个突破口，根据自己的目标去扩大它，把利益最大化，师爷就具有这个本领。当然，鲁迅的祖上并不是直接做师爷的，而是做官的，比师爷还高一点。但是，这样长期形成的人文环境，这种风格，这种思辨，会不会对他有影响呢？

上海类似景云里这样的地方还有，不同的作家不同的阶层，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地方，所以文学地图不是固定的。像鲁迅离开景云里，假设再活十年，也许从大陆新村再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了。其他作家做得到吗？恐怕做不到，因为根据计算，鲁迅当时的收入，折成人民币的话，一年有上百万，所以他可以维持这样的生活。三层楼的房子，两个佣人，底下是客厅，二楼是他的卧室兼书房，三楼他儿子住，还有一个是专门给他带孩子的。这样的排场、开销，如果没有稳定的收入行吗？而且鲁迅在上海期间，曾经有三年还有其他收入，蔡元培给他挂了一个名义，其实是空的，大概300大洋，拿了几年。一般的作家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能选择像景云里这样的，一种中等的生活水平，但是有各种便利。

当然，作家也要吃喝拉撒和衣食住行，所以很多配套的设施，比如说咖啡馆、茶馆、点心铺子，还有电影院，也需要在他们的附近有这些。从越界筑路一路往北，进入四川路，基本上这一带，都可以满足大家生活、社交上的需求。

我们要这样来看，比较容易得到当时这些作家们存在的真相，也可以比较客观复原出真实情况来。在这个基础上，再对它做艺术、政治的评价，会比较公允。发现这些实际存在的矛盾，我想再提出“拷问”这个词，就比较客观了，而不是一种苛求。

顺便讲讲我们现在有两个倾向：以前像夏衍写的《包身工》，还有当时一些左翼作家写的上海，就写成一个罪恶的场所，写成一个地狱。但现在没有这个经历的人，特别是一些影视作品，网络文学，还有新创作里面，把上海描绘成一个天堂。其实真正的旧上海，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其中就包括景云里，它是一种真的存在。当时他们既不是过着像一般劳动人民这么艰巨的生活，当然也有的，有些文学青年或者是刚到上海生计无着，但是要维持体面，上海话说的“洋装瘪三”。就是重要场合要穿西服，但就这一套，裤子就这一条，回来在亭子间里面，也没有熨斗，拿一杯开水，压在裤子上，两条缝。到了天热，就把这件衣服当掉，需要穿外衣再去想办法拼钱借钱赎回来。为什么住亭子间呢？因为房子租金最贵的是二楼中间那一间，其余的厢房便宜一点，阁楼更便宜，亭子间最便宜，为什么？下面是灶间，顶上是晒台，夹层中间，而且方向肯定是朝北的，这种地方便宜，有些还两个人合租。

电影描述出来有很多，上海的特点是流动性很大，阶层之间不固化。等到他明天写一部畅销小说出来，或者是编了什么戏，马上可以住到洋房里面去，洋房可以先租，也不要向大房东租，可以向二房东、三房东，有钱人当时要做二房东，拿两根金条顶了一幢房子，顶下来又分租给人家，利用差价致富，这种也是上海的地理历史。

有些北方到上海的作家，他们跟江浙来的作家相比，往往就比较不容易融入到上海的作家同类圈里面。而景云里这批作家，你们看看来源，大多数都是江浙一带。

这个要研究也好，可以大胆地怀疑，但是最后还是需要求证。怎么研究？我看《拷问文学》这本书给大家提供了比较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