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大家 | 郜元宝：心情微近中年

原刊于《书城》2019年10月号

一

《在酒楼上》是鲁迅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彷徨》的第二篇小说，写于一九二四年初。那一年鲁迅四十三岁，当时已是典型的中年了，而这篇小说整个也确实弥漫着一股中年人才有的彷徨、失落、苦闷、消沉。

但这并非一般所谓中年心态，它带着鲁迅的强烈个性，不止是彷徨、失落、苦闷、消沉，也有对这一切深深的不满，因此始终又透出挣扎和反抗的意味。

这种心态在中年人那里很常见，但也不限于中年，而具有某种人类的普遍性。或许，中年处在承先启后的人生阶段，中年人的处境和人生况味，本身就具有某种人类的普遍性吧？

 《在酒楼上》
  收入鲁迅小说集《彷徨》
  北新书局1927年版

《在酒楼上》可以分四段来欣赏。第一段写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从北方旅行到东南部的故乡，住在离故乡三十里的S城一个小旅馆里。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说：“这不但是‘绍兴’二字威妥玛式拼音的头字，根据著者常用的S会馆的例子，这意思是很明了的。” 

“我”曾在S城教过一年书，但这次旧地重游，过去的同事们全都离开了，连学校的名称和模样也改变了，因此很快，“我”就“颇悔此来为多事了”。

怀旧的冲动并未立即消失。“我”不死心，又想起过去熟悉的一家名叫“一石居”的小酒楼，就冒着南方特有的微雪天气，特意跑去一看。不料又大失所望，“从掌柜以至堂倌却已没有一个熟人，我在这一石居中也完全成了生客”。没办法，只好将计就计，就在这酒楼坐下来，叫了几碟小菜，姑且独自喝上几杯。周作人说：“一石居的名称大概是北方式的，这是酒楼，在小楼上有五张小饭桌，不是普通乡下酒店的样子，并不以咸亨酒店为模型，其所云‘一斤绍酒’，是用北方说法，本来这只叫作‘老酒’，数量也是计吊、计壶，不论斤两的。”也就是说，《在酒楼上》虽暗示在作者的家乡绍兴，但关于酒楼细节的描写，则融合了南北不同的样式，而不专于绍兴一地。这除了类似于鲁迅写人时一贯的“杂取种种”的手法，也暗示“我”的走南闯北，真是一个到处漂泊的旅人了。

不料从这楼上往下眺望，竟看见在荒废的小花园里，还有几株傲雪的蜡梅，“毫不以深冬为意”；又有一棵山茶树开着红花，“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周作人说“著者对于他的家乡一向没有表示过深的怀念”，“但是对于地方气候和风物也不无留恋之意”，例如上引的一段就是。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周作人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面对此情此景，独自喝酒的“我”益感寂寥。他还进一步想到，无论北方的干雪如何纷飞，南方的柔雪怎样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至少此时此刻，“我”无论在他乡还是在故乡，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局外人。

这是《在酒楼上》第一段，它既是小说，又如诗歌和散文，语言极其潇洒，所传达的却是双重局外人的痛苦心态：在北国“我”是一个游子，漂泊无根，现在又“独在故乡为异客”了。不管在哪里，“我”都与周围的环境疏离。生活还在进行，但那是“我”无法进入的别人的生活。“我”被抛在生活外面，成为一个游离者和旁观者了。

第二段，写“我”正品味着孤独寂寥，忽然来了一个特殊的酒客，就是旧日同窗，也是做教员时的同事，名叫吕纬甫。旧友相逢，寒暄过后，便添酒加菜，畅饮一番。“我”在寒暄、畅饮的同时，也留心观察吕纬甫，发现他行动格外迂缓，没有当年“敏捷精悍”了。但仔细一看，那失了精彩的眼睛偶尔还会露出青年时代所特有的“射人的光彩”。

这个描写很有意思。如果吕纬甫只是一味颓唐、消沉，坐下之后，也就不会牢骚满腹，甚至连跟“我”谈心说话的兴趣都没有了。正因为他既颓唐、消沉，又心有不甘，这才是消沉与激昂、颓唐与愤懑相交织的复杂的中年心态。

二

头两段只是开头，第三段才是小说的主干。

但这第三段几乎是吕纬甫一个人在说话。吕纬甫滔滔不绝，跟“我”讲了他此番回乡所干的两件事。原来吕纬甫和“我”一样，也离开故乡，到处漂泊。他这次回乡，第一是奉母亲之命，给死去多年的小弟弟“迁坟”；第二也是奉母亲之命，给过去的邻居、船工长富的女儿阿顺特意送去当地买不到的两朵红色的剪绒花，因为他母亲记得，阿顺姑娘很喜欢这种绒花。

许多读者看《在酒楼上》，都感到奇怪，鲁迅为何不顾小说叙述的忌讳，让人物那样长篇大论，自说自话。尤其吕纬甫给弟弟“迁坟”，给邻居女儿送剪绒花，这两件事似乎也并无怎样的深意，值得这样大写而特写吗？

我觉得这些读者的疑惑并非毫无道理，我过去也曾跟他们一样，对这种长篇大论的说话方式很不适应。但也许如今我也人届中年，渐渐倒觉得鲁迅这样写，手法其实很巧妙，含义也很微妙。

比如让吕纬甫一个人长篇大论地讲述他的过去，以及此番回乡的所作所为，虽然绝非短篇小说普遍运用的手法，却也并不罕见。托尔斯泰的名篇《克莱采奏鸣曲》，不就是一个人在火车上听另一个人诉说他的经历而听者本人极少开口吗？生活中这样的情景经常发生，作家如此构思，也并非无据。其不利之处，是容易单调。唯其如此，则更见作者的手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李长之著《鲁迅批判》，说这一篇“写得特别坏，坏到不可原谅的地步”，就因为它“利用一个人的独白，述说一个人的经历，结果就往往落雨单调”。这种评论不可谓不大胆，衡诸事实，却并非如此。

“迁坟”“送花”两件事本身并无多大意思，但我们要注意吕纬甫做这两件事时的心态。按周作人的说法，给弟弟“迁坟”，送邻居女儿剪绒花，这在鲁迅都是真实经历，所以说《在酒楼上》是鲁迅的一篇自传性小说。问题是鲁迅通过小说人物吕纬甫写这两段亲身经历，重点不在这两件事，而是通过这两件事，写出吕纬甫那种凡事模模糊糊、敷敷衍衍、无可无不可的颓唐、消沉的心境。

 《克莱采奏鸣曲》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一个人，对别的事模模糊糊、敷敷衍衍、无可无不可，倒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像吕纬甫这样反复强调，无论给弟弟迁坟还是给阿顺送花，他都不仅仅是满足母亲的心愿，也是他自己愿意，甚至乐意的。他深爱着弟弟，对那个“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的阿顺姑娘，也有过朦胧的爱意，曾经真诚地“祝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可就在做这两件事的全过程，他的心情始终矛盾着，时而认真，时而马虎，时而很热切，时而很冷漠，时而很充实，时而又感到极度的空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仿佛他做这两件事，完全是为了哄母亲开心，跟自己毫不相干，而事实又并非如此。

吕纬甫之所以这样古怪，这样矛盾，也情有可原。首先，当他掘开弟弟的坟墓，发现已经什么也没有了，却仍然不得不照章办事，煞有其事地包了一抔黄土，算是弟弟的骨殖，移到父亲坟墓旁边去安葬。这对母亲是个安慰，但自己亲手办理，就觉得毫无意义。认认真真做着毫无意义的事，如果只是给弟弟迁坟倒也罢了，问题是他由此想到自己的一生，似乎都是这样子认认真真做着一些事实证明毫无意义的事，也就不免悲从中来。

尤其他拿着绒花找阿顺姑娘，进门才知道，阿顺已经非常委屈地病死了，他的一腔柔情落空，更是觉得遭到了极大的讽刺，那种认认真真煞有介事做着无意义之事的感觉因此又被强化了。

所以讲完这两件事之后，吕纬甫很诚恳地问“我”：“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给弟弟迁坟，给阿顺姑娘送花，这两件事只是他所有的失败的小小代表，问题是他由此扩张开去，想到了人生整个的失败，整个的失意！

吕纬甫当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失败、颓废、消沉。叙事者“我”就可以为他作证：他们年轻时曾经“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如此热血青年，而今成了颓唐消沉的中年，其间肯定经历了太多变故和失败，最后才成为今日的吕纬甫。只不过小说仅仅选取了老友相逢的几个小时而已，更多的故事如藏在水下的冰山。

吕纬甫总结自己一生的失败，有个核心比喻。他是这么说的：

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

这也是中年人常有的经验：似乎做了许多事，一转眼又好像什么都没做。不知怎么就不再年轻，不知怎么就突然人到中年，而且很快就要进入老年。好像跑了许多路，最后发现这都是徒然，人生真正的问题几乎一个也没解决，就好像蜜蜂或苍蝇，绕了一个小圈子，最终还是回到原处，一切归零。所谓白驹过隙，浮生如梦，也就不过于此吧。

三

那么问题来了，《在酒楼上》自始至终就是两个中年loser在抱头痛哭，在比赛着吐槽各自的人生吗？其实不然。这就要说到小说结尾，也就是第四段。

第四段写“我”听了吕纬甫的长篇大论，并没有跟吕纬甫一样大倒苦水，甚至也没有附和几句，而是很严肃地问吕纬甫：“那么，你以后豫备怎么办呢？”

这个很现实、很有挑战的问题，就和全篇阴郁低沉的气息大不一样，似乎撕开一道缺口，吹进来许多清新凉爽的空气！

吕纬甫的回答还是很消沉：“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作者没有让吕纬甫把话说完，“我”也没有再接着说什么，只是帮吕纬甫买了单，然后一同走出酒店，就在门口分手，各自朝着相反的反向走去了。

这结尾很有意思。两个离乡的游子在故乡重逢，谈得正热火朝天，却戛然而止，痛快分手了，这似乎很突兀，其实也很自然。

当吕纬甫滔滔不绝吐槽时代、吐槽社会、吐槽人生时，在一边静静当听众的“我”肯定从吕纬甫身上也悲哀地看到了自己。“我”的情况并不比吕纬甫好多少，但“我”比吕纬甫多了一份对自我的省察，“我”知道光吐槽没用，光沉溺于一己的悲欢也没用，重要的是“以后豫备怎么办”。人可以无聊，可以寂寞，可以悲哀，甚至可以享受自己的无聊，欣赏自己的寂寞，怜爱自己的悲哀，但生命不能就这样无声无息走向终点。生命不能被无聊、寂寞和悲哀压垮，生命应该有它更美好的明天。

《鲁迅批判》
  李长之著
  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版

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我”一见吕纬甫，几乎本能地“很以为奇，接着便有些悲伤，而且有些不快了”。这稀奇、悲伤和不快是针对吕纬甫，也是针对“我”自己，因为吕纬甫犹如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自己的真相，也明白自己不能就这样沉沦下去，必须有所挣扎，有所奋斗。

不同于吕纬甫，“我”是一个尚未放弃，可能也尚未完全失败的失意之人。“我”想冲出这消沉的陷阱，给自己争取一片新天地。所以“我”走向下榻的旅馆，走在扑面而来的寒风和飘雪之中，反而觉得很“爽快”。这就像小说开始，“我”看到几株斗雪开放的蜡梅，“毫不以深冬为意”，而山茶树的红花，“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傲慢”。

《在酒楼上》固然写了中年心态，但仍然显示了鲁迅的强烈个性。它不完全是落寞、空虚、寂寥、颓唐，还有不肯服输的对于命运的抗争，对于自己和同时代人的不满，对于未来的希冀。如果说这也是一种中年心态，那它应该是虽然失望但并未绝望、虽然跌倒但还可以再次站立、虽然受过伤却基本健康的中年心态吧？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四日初稿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