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有益｜金庸逝世一周年：金庸江湖的道德秩序与行为准则

【编者按】

2019年10月30日，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我们邀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的主持人，同时也是金庸作品的粉丝远歌，来为大家朗读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田晓菲的《留白：秋水堂文化随笔》里《瓶中之舟——金庸笔下的想象中国》一篇的节选片段，并摘录该段文字如下，以示纪念。

武侠小说，就像科幻小说或者悬疑小说在西方一样，是一个非常流行也十分商业化的文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金庸开始了他的武侠小说写作。他的小说最初往往是一天一段地连载在报纸上，用以吸引报纸读者。他的小说和报纸都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上的成功。

虽然金庸小说在很久以前就已成书出版，而且金庸花了十年的时间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删削，但是它们最初在报纸连载的形式却值得我们略作思考。报纸和读者的关系，比任何其他商品都更能反映出产品和消费者的关系 ：因为报纸和书籍不同，通常一看完就被随手扔掉了（热衷剪报的读者是另一回事，因为剪报不是一张报纸的全部）。坐在地铁里面全神贯注地阅读斯蒂芬·金（Stephen King）、约翰·格瑞山（John Crisham）或者金庸小说（如我不止一次地在纽约地铁里注意到的）的读者是一群具有特别需要的消费者 ：他们需要被手中的物体所“抓住”，需要暂时忘却自己和周围的环境。金庸小说基本上是符合这个需要的。如上文提到过的，很多金庸迷都有过类似的体验 ：一旦开始阅读，就不能自已，放下任何其他可以被暂时中止的事情，“全力以赴”地阅读，哪怕通宵达旦，直到读完为止。日常生活带来的干扰会破坏这段幻想之旅的连续性，而阅读金庸小说带来一种如梦如幻的体验，是很难容忍被打断的。【1】

构筑这样的梦想世界的先决条件，和玩电脑游戏不无相似之处，那就是建立一套毫不含糊的规则，读者必须根据规则来参与游戏。【2】金庸的小说世界是建立在一个清晰完整的道德秩序和行为准则之上的。这个道德秩序的结构是水平的，不是垂直的——因为它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而不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几乎所有的痛苦，除了爱而不得的苦恼以外，都是因为破坏了这些行为准则而引起的。这些行为准则的核心是两个概念 ：恩与义。

金庸小说人物常常在内心独白或者在和他人的对话里分析、疑问或者辩护他们自己或者他人的行为，常常试图在道德的基础上判断某种行为空间合适不合适，应该不应该。江湖虽然风波险恶，并非没有一定之规。金庸自己曾经说过，他在所写的武侠小说之中，不仅“自行设计了一套侠士们必须遵行的伦理道德观念”，而且“还有一套众所公认的是非标准”。【3】有些为武林人士所公认的基本行为准则，就连书中的所谓邪派人物也往往迫于体面或舆论而不敢公开违反——一种高度理想化、浪漫化的生存情形。如《笑傲江湖》中所言 ：“武林中人最讲究‘信义’二字。有些旁门左道的人物，尽管无恶不作，但一言既出，却也是决无反悔，倘若食言而肥，在江湖上就颇为人所不齿。连田伯光这等采花大盗，也得信守诺言。”（第三十五回）

更高一层的道德境界，是只有所谓“侠之大者”才能够达到的，那就是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奉献。“为国为民”的信条反映了儒家的信仰，虽然这不是原始的儒家教派或者中世纪时期的儒家的观念，而是近代中国士人所选择的对儒家经典的诠释。金庸的“射雕三部曲”中的三个男主人公——郭靖、杨过、张无忌——虽然性格不同，经历各异，但是归根结底，无不俯首于“为国为民”这条原则。《神雕侠侣》里，通过郭靖对杨过的谆谆教诲，作者对英雄精神和侠义之道作了定义 ：“经书文章，我是一点也不懂，但想人生在世，便是做个贩夫走卒，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那就是真好汉，真豪杰了。”（第二十一回）

不管怎样狂放不羁，金庸笔下的侠或大侠决不会游离于金庸意义上的是非善恶的框架之外。《笑傲江湖》的男主人公令狐冲是金庸小说里“自由精神”的代表 ：他不为帮派规矩所拘，抗拒社会传统和世俗礼法，藐视关于剑术的正统学说，不执着于名门正派和异端邪教之间的区分。但是，他却决不曾超越“侠士们必须遵行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是非标准。他的太师叔风清扬曾说，“大丈夫行事，爱怎样，便怎样，行云流水，任意所之”，完全不用理会“什么武林规矩，门派教条”。这一席话，说得令狐冲拍手称快。（第十回）但风清扬所斥责的，只不过是那些“假冒为善的伪君子”，并不是仁善侠义的真君子。令狐冲追求的目标——也是这部小说所宣传的理想——是超脱一切世俗的羁绊，实现“自由自在”的境界，但是收束全书的，却是一个异常严厉的道德裁决的意象 ：作恶多端的劳德诺，被令狐冲的妻子任盈盈用铁链和两只猴子锁在一起，跌跌撞撞地消失在深山之中。这种作为“人猿”度过余生的惩罚，既不自由也不自在的终身禁锢，比起小说结尾所描绘的令狐冲和任盈盈的幸福生活，是一幅更为强大、更为令人震撼的画面。

的确，金庸小说里面所常常反对的主要东西之一，便正是一种狭隘的“正义感”和在是非善恶之间划出一个过分简单化的绝对界线。他通过笔下人物之口一再强调：“善恶”（或曰“正邪”）常常很难区分，对“恶”的仇恨有时会带来更大的毁灭。而且，作者也竭尽心力，向读者显示就连所谓“邪恶”的人物也值得同情，不是因为他们的性格被复杂化、多元化了，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这个烦恼人世的牺牲品 ( 比如《天龙八部》里的“四大恶人”)。但是，金庸小说里面“善恶”与“正邪”概念的有力存在和出现本身，就足以揭示这个小说世界的道德化程度。在这个虚构的宇宙里，尽管有干扰、中断以及慈悲带来的宽容和怜悯，但读者绝不会怀疑善良、正义以及所有“美好人类感情”的根本性存在。阅读金庸小说，这是最基本的“游戏规则”。

金庸自己曾说过，武侠小说的世界其实很不理想，因为它“只讲暴力，不讲法律”。【4】但是，武侠小说中的世界唯其超越了国家法律，才得以生存，这是武侠小说这一文体类型决定的。不过，这个世界却并非“只讲”暴力，恰恰相反，它是一个由种种严格的道德准则支架起来的叙事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之为阿多诺（Adorno）所谓的“社会的社会性对立面”（the social antithesis of society）。

援举一位金庸小说评论者的话为例，“在现实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感情为重、利益为轻的人绝不多见，至于说为朋友而牺牲性命，为原则而放弃前途的人，那就更少了，可以说，现代社会，早已没有人期望别人这样做。然而，在金庸小说的世界里，这种事经常发生……”【5】这里我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在现代社会”这个修饰语似乎用不着，因为在“古代社会”里，“利益为轻的人”也不多见，我们没有必要把“古代社会”浪漫化。但是这位评论者的话确实向我们表明 ：金庸的小说世界虽然并不见得理想，但是却绝对被理想化了。这个理想化的世界，为渴望寻求“另一时间、另一地点”的读者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时空框架。金庸小说的魅力不仅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源自一种强大的文化怀旧情绪，更源于人们对于梦幻的热爱。

注释

1.这里我似乎是在暗示“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被无数次引用过的华罗庚语）这一老生常谈。老生常谈往往有其真实性，不因为是老生常谈而泯灭；但是，正如一切小说都是“幻设”，一切文学作品归根结底都是“成人的童话”（在构造一个想象的时空这一意义上）——小孩子们的“白色谎言”（编无害的“假话”以自娱）就是小说的发端。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我在此所用的“日常生活”是有限的概念；换句话说，文学不是人生的脱离，而是人生的内容之一，阅读就和看电影、电视一样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阅读属于日常生活，而且好像积木块一样，以其存在来参与和改变作为整个积木大厦的日常生活，也被这个积木大厦的整体形状所影响（inform）。

2.其实任何小说的阅读都是建立在一套作者和读者心照不宣地共同遵守的规则之上，否则会产生“荒谬”的后果。我想到一个有趣的例子：当年一个美国同学在课上讨论前面提到的《赵太祖千里送京娘》这篇小说的时候，曾经发表看法道：“什么义不义的——其实赵匡胤不过是对京娘不感‘性’趣而已！”赵匡胤的确对京娘不感兴趣，但不是因为京娘不够性感，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好汉”；不是说不可以打破一个文体的阅读规则对于作品进行阅读——读者有读者的权利和自由——但是，作为文学批评家，则必须对文体的内在阅读规则具有清醒的意识。

3.金庸：《“说侠”节略》，收入刘绍铭、陈永明编：《武侠小说论卷（下）》，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第715页。这个“自行设计”很值得玩味：金庸小说里的道德观念不都是“传统”道德伦理观念，而是经过我们的现代作者修正过的道德伦理观念。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古代中国，我们知道人们最关心的伦理问题之一是对父母的孝顺，而没有男性后嗣、不能继承香火被视为不孝的行为，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于是男子常常以此为理由纳妾，而“专一的爱情”与此相比，其道德重要性远远不及，甚至被当成障碍；在侠义小说里，男女痴情也常常被置于男子之间的义气之下，所谓“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就连才子佳人小说里的男主人公也常常娶两个夫人。但是，金庸小说里英雄人物最看重的品质之一，也是最能打动现代读者的品质之一，就是忠贞不贰的爱情，这完全是现代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反映。

4.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5.吴霭仪：《金庸小说的情》，香港：明窗出版社，1990年，第14页。

【朗读书籍】

田晓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2019年6月版

本书收入了田晓菲教授12篇关于文学阅读、文化批判的文章，涉及了《红楼梦》、《金瓶梅》、《牡丹亭》、《十日谈》等古典文学，也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艾柯的历史小说，以及作为文本谛视的《大话西游》、《弗里达》等电影作品，传达出她对当下活生生的社会文化和现实的关怀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