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古国·古族·古史：商周的国家与社会

10月12-13日，商周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邮科技大厦顺利召开。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商周文明研究中心主办，不仅有来自北京大学、香港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参加研讨，更吸引了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等海外名校的专家学者参与。四十余位商周史领域的学者共聚一堂，就商周国家与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会议开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助理黄国辉副教授主持，著名先秦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商周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晁福林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教授分别致辞，对拨冗参会的诸位专家表示欢迎。随后，北京大学的朱凤瀚教授和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尤锐（Yuri Pines）教授分别作了主题演讲。

朱凤瀚教授演讲的题目是《新出金文与西周封国君主称谓》，讨论了公、侯、伯、甸、男等西周封君称谓的意义及其使用的变化，对“五等爵”制进行了反思。“侯”在西周初年不一定意味着封君的地位，而是表示其军事职能。“公”一般是王朝执政大臣，外服封君极少有称“公”的情况，应当是受王命为执政大臣。畿外封国内的陪臣也偶有称“公”者。“公”“侯”均非爵位，实际上也未形成严格系统的等级差别。“甸”“男”应当是位于边地与王畿之间的封国。非“侯”的畿外封君一般以“国名”+行辈为称，故多见“某伯”之称，但此“伯”与“公”“侯”“甸”“男”并无系统关系，称“伯”者地位也未必低于称“侯”者。而“伯”是邦国君主之称，还是亲属行辈之称，目前还是一个问题。

尤锐教授演讲的主题《战国时期诸子关于国家起源的争论》。尤锐教授提出了非常有趣的一种比较方式，即对战国诸子和西方近代思想家的政治思想进行比较，因为二者都是集权国家诞生前的社会思潮，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两位专家的演讲极具启发性，演讲结束后，与会学者和旁听人员进行了热烈的提问和讨论。

在为期一天半的研讨环节，会议分为A、B两组进行，研究相近问题的学者在同一组进行交流和讨论。

商周国族的相关问题，是本次大会最受学者关注的话题之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陈絜教授的论文《过甘敦鼎铭与商周东土過族》，以上世纪在山东章丘出土的《過甘敦鼎》铭文为切入点，推断铭文中的“過”就是传世文献记载的东土妊姓過氏，并勾勒出商周时期過族的历史线索。商代武丁时期的卜辞中就已经出现了過族，其居地在鲁西南或鲁中南一带。周公东征之后，過族顺服周王朝，此后还参加了昭王南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曹斌的《胶东半岛东缘铜器与西周纪国》一文重点梳理了胶东半岛所出西周青铜器，将之分为以归城为中心和以烟台——莱阳为中心的两群，二者是相对独立又互相竞争的关系。作者推断，这两个器群对应西周时期的莱、纪二国，其阶段性的变化和流动与齐国兴衰有直接关系。西周后期，纪国青铜器向南侧扩张，影响力扩大，这应当与文献中记载的“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有关，正是纪国兴盛而齐国衰落的时期；而到了春秋早期偏晚阶段，纪国青铜器基本消失，正可对应齐国灭纪的时间。同组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凯的论文《周王“烹齐哀公于鼎”事件考析》正可以与曹文相照应、相补充。李文认为，“烹齐哀公于鼎”是周王打压当时齐国所崇尚的东夷文化、通过强硬手腕推行周人制度文化的一个极端结果；所谓“纪侯谮之周”，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强调周人文化与东夷文化的冲突。

武王克商是商周历史中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其时间的判断以及相关青铜器铭文的理解，一直是学术界不断争论的话题。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杜勇教授的《武王伐纣日谱的重新构拟》一文，在上世纪赵光贤先生对武王伐纣日谱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调整和重新解释，形成一份新的日谱。杜勇教授将武王出兵的时间定在公元前1045年一月癸巳（二十七日），牧野之战及克商的时间定在二月甲子（二十八日），驻师管地的时间定在三月辛未（五日），祀于太室山的时间定在三月乙未（九日），返回镐京的时间定在四月丙午（十一日）。这样可以兼容多数文献的记载以及《利簋》、《天亡簋》等铭文。同组中国国家博物馆田率的论文《天亡簋铭文释义补苴》则提出了与杜勇教授不同的对《天亡簋》的理解。田率认为，铭文中的第一个“将”当理解为“降阶”而非“下山”，第二个“降”当理解为“喜悦”之义；作器者“天亡”，当为霍叔处，而非太公望。此外，田率提到，《利簋》铭文中的“管地”可能就在今安阳附近，而非今郑州的管地。

与会学者也很重视新近公布的金文材料。如去年刚刚发表的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的材料，就引起了几位与会学者的共同关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韩巍的论文《西周王朝与河东盐池》，就是从大河口墓地M1017所出的霸伯簋和霸伯盨铭文入手，对西周王朝的供盐体系、霸国在西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以及两周之际王室权力的变迁进行考察。通过铭文中出现的“井叔來求鹽”的记载，韩巍推测霸伯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负责食盐的生产，而著名的河东盐池就在距离翼城西南约一百公里的位置，应当是盐的产地。结合霸伯器铭文和其他相关记载，可以归纳出西周中期王畿地区食盐供应系统分为生产、运输和分配三个主要环节，生产由霸伯负责，运输由周王朝官员负责，分配则由周王亲自掌控。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吴雪飞《霸姬盘铭文与西周狱讼相关问题研究》则是从大河口墓地M2002所出的霸姬盘铭文入手，在解读铭文的基础上对西周司法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吴雪飞对霸姬盘铭文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譬如该器的作器者，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气”，本文则主张作器者是“霸姬”，故将此器定名为“霸姬盘”。在疏通铭文后，本文重点考察了两个问题：西周狱讼体系中的“誓”，以及西周贵族诉讼的审判者。霸姬盘铭文中四次出现“誓”，“誓”是由国家强加给个人的约束，由审判者拟定；有一些“誓”可以转化为国家的成文法。通过对相关铭文进行整理归纳，吴雪飞提出，西周王朝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一，贵族诉讼均起诉至王朝执政者处，由王朝执政者审判或调解，个人或宗族力量并不参与司法审判。张利军的论文《子展簋铭文与商周礼制文化沿革》，从新近公布的《子展簋》铭文入手，先对铭文中“展咸播王赏”和“惟王八士听用祀彡”两句中的疑难问题进行解释，然后以铭文中出现的“八士”考察商周商周文化的传承，可谓以小见大的佳作。

历史地理的问题也是学者非常关注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赵庆淼的《金文“旁（原字从方从茻）京”若干问题的再检视》一文对金文研究中一个争讼已久的历史地理问题进行了再探索。“旁京”内有宫室、辟雍、大池，自西周早期起就是周王经常驻跸的地方，但其具体地望，说法虽然众多，但尚无定论。赵文认为，“旁京”位于丰鎬和岐周地區，当无问题，其具体位置的判定，应当借助考古资料。“旁京”内有“辟雍”“大池”这种大型人工水池，那么现存近似的人工建筑遗存，应当可以作为判断“旁京”地望的线索。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云塘—召陈建筑带以东、美阳河西岸的姚家南部钻探发现了一处大型水池遗迹，其面积约有12万余平方米，且其遗存堆积中发现了少量瓦片，说明可能有建筑遗存，其特征与“旁京”有一定的相似性。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光的论文《上博简<邦人不称>史事发覆——兼论定公五年“麇”之战》结合简帛材料，重点对“麇”的地望进行考证。“麇”的地望有岳州巴陵县、鄂西北之郧县、安陆府当阳县东南、襄阳东境之汉水东北岸四种说法，但此四说均有一定的问题。《左传》之“麇”，与《邦人不称》简文中的“津”相对应，“津”应当是“麇”附近的一条河。刘文推测，“津”即《水经》之义井水，义井水在随州东南附近，故“麇”在随州东南。

两周之际是中国上古历史的一个重要分界点，但因史料稀缺，故学者争论颇多。近年来一些新史料的发现，让两周之际的史事引起了不少先秦史研究者的兴趣。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邵蓓的《平王东迁年代的史料分析》一文，对目前所见记载平王东迁史事的三种文献——《史记》、《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进行分析，指出其来源和优劣之处。《史记》的原始资料应当来源于《秦记》，秦人支持周平王，不承认两周之际携王与平王并立之事，故所记平王即位与纪年均直接接续幽王，东迁也在幽王死后不久。《竹书纪年》的原始资料来源于晋国的史书，虽然晋文侯结束二王并立和平王东迁过程中最关键的人物，但晋国史书明确承认了周二王并立的史实，持论最为公允。《系年》的原始资料或许是来支持携王的周王朝史官记录，记录者承认携王政权，且不认同周二王并立之事，将平王的即位书写在携王被杀之后。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白国红的论文《论两周之际鲁国非平王继立的支持者》也是对不同史料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进行辨析，其着眼点在于鲁国在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期的立场。《竹书纪年》记载鲁侯是拥立周平王的外服诸侯之一，但根据周平王末年《春秋》对周王室的记载，多讥讽王室非礼，显然对周王不是非常恭敬。因此，《竹书纪年》所载“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鲁侯”或为“晋侯”之讹误，鲁侯并非周平王的支持者，而是在平王继位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勉强接受现实。

“清华简”是近十年来先秦史研究的热点，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论题。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小寺敦的论文《关于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中理想的君主像》以《晋文公入于晋》为切入点，结合相关传世文献，归纳出先秦时期理想君主的形象。理想中的君主，其德政有既定的要素，且要按部就班地实施德政。首先要对臣下表示谦让的姿态，缓和刑罚，向民众施以恩惠，以达到收拢民心、稳定统治之效；做到这一点后，则可以很好地执行国家仪礼性、精神性的祭祀活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强化军事力量。有谦让才有恩惠，有恩惠才能完善祭祀，完善祭祀才能提高生产力，提高生产力才能加强军力。澳门大学教育学院杨兆贵的《由清华简<天下之道>论儒家对禹德及禹得天下的评论》一文，是从一个小的切入点入手，探寻儒家思想发展演变的大问题。杨兆贵将《天下之道》视为儒家文献，作为孔子之后儒家对禹德看法的文本，上及孔子，下及孟子、荀子，梳理出一条儒家对禹德看法的演变线索。孔子认为禹兼用文德、武力而一统天下。《缁衣》基本继承孔说，称赞禹德且欣赏其德化之成效。孟子把禹列为圣人，认为禹得天下是因为他得天命、得民心。荀子也称禹是圣王，是化性起伪而成为圣人的典范。

青铜器研究一向是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通过探寻青铜器器型、纹饰、群组的历时性变化，有助于理解认识先秦历史的发展变迁。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王泽文的论文《海昏侯刘贺墓所出西周早期提梁卣纹饰补说》从江西南昌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子畯父乙”提梁卣上非常罕见的歧羽大鸟纹和双首共身夔纹入手，爬梳搜集此类纹饰所出现的青铜器的地域，推测歧羽大鸟纹应当与关中地区有较为紧密的联系，而双首共身夔纹应当是山东中西部地区比较流行的一种特殊纹饰。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杨博的《周初中原地区贵族墓葬铜礼器器用的二系分途》一文提出，由于墓葬中青铜器用组合、位置可以反映出不同族群文化的特性，通过分析周初墓葬中随葬青铜礼器的相关因素，可以将西周初器的贵族青铜礼器分为两个体系，即周人和殷人。殷遗民随葬青铜器组合中多见爵、觯等量配比，食器分置；周人随葬青铜器组合中食器比重提升，爵、觯不等量配比，食器、酒器按大类分置。香港大学中文学院邓佩玲的论文《谈王子申盏盖铭文拓本》对现今流传的若干种王子申盏盖铭文拓本哪些是原拓、哪些是翻刻拓印进行了辨别，也有精彩的论述。

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先秦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本次会议也有不少学者运用“二重证据法”对传世文献中的一些“老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山东社会科学院赵燕姣的论文《徐偃王之谜再探析》，梳理文献中有关徐偃王的相关记载，并结合《班簋》铭文和以往学者的研究，论证了《班簋》、《孟簋》等青铜器铭文所载史事就是周穆王伐徐偃王之事。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套《<尚书·汤誓>新探》一文，对《汤誓》篇的成书、史料价值及难解字句进行了讨论。由于近出“清华简”的《尹至》、《尹诰》、《赤鹄之集汤之屋》、《汤处于汤丘》和《汤在啻门》这五篇文献都与商汤史事有关，可以为重新解读《汤誓》篇提供参照。阮明套认为，“商汤受命”是以往学者不太关注但非常重要的一个论题，“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汤处于汤丘》和《楚辞·天问》所记商汤射获鹄鸟作羹祭祀上帝之事，就是商汤获天命的征兆；《汤誓》篇虽经东周时人修饰，但其记载的史事，应当是大体可信的。

家族研究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也成为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数十年来一直受到学者的重点关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罗新慧的论文《西周宗法制下的小宗祭祀》，将礼书中的记载与金文中所见的情况相对比，得出不同于与以往认识的观点。礼书记载，支子没有祭祀大宗先祖的权利。从金文材料看，大宗宗子在祭祀先祖时，小宗可以助祭；但支子也可以单独祭祀，祭祀范围为其父、祖，甚至可以远及宗族始祖，也就是说存在支子祭祀大宗先祖的情况，但此类祭祀是助祭大宗之后的私祭，还是小宗完全独立掌握的祭祀，目前尚无材料能够证明。在商周贵族家族的研究中，家臣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王进锋的《金文所见西周贵族家臣的晋升之途》一文，着眼于以往研究较少关注的家臣晋升，提出西周时期贵族家臣的晋升渠道比较多元且相对灵活，这说明西周贵族家族的运作是比较有活力的。因为贵族家族的活力，从而使政府运行机制相对固化的西周社会能够有所发展，同时也是春秋时期贵族阶层焕发更大活力的最初源头。

西周王权与国家结构作为本次会议主题“商周国家与社会”的一个重要子课题，也得到了充分的讨论与交流。吉林大学文学院王坤鹏的论文《西周时期的王巡与王权运作》指出，西周时期周王巡省其治域和附属区，是当时王权运作的重要形式。周王设立众多都城，并非奢靡之举，而是与其巡行是相配合的，是确立维护王权的一种手段。周王通过巡省诸侯、邦伯，可以加强王室与外服邦国的政治联系，也体现了王权对地方国族势力有较强的控制力。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刘源的论文《西周金文所见异姓通婚的政治功能》，通过《昔鸡簋》、倗伯、霸伯诸器和《胡应姬鼎》的铭文分别来看周天子与异姓通婚的政治考量、内服世家大族与外服邦伯的政治联姻、外服诸侯之地缘政治，这些共同加强了周天子对内外服的控制力。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于薇的论文《从<逸周书·王会解>看西周封国政治等级中的血缘原则》对西周初年诸侯的分类和等级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本次会议中，还有一些学者立足于商周而对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一些重大的长时段的宏观问题进行了高屋建瓴的论述，譬如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晁天义的《“天下为家”与中国古代亲属称谓的泛化》、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徐义华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析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胡进驻的《中国古代高级贵族宗庙制度的传承与演变》等论文。这些论文视野广阔、涉及面大，是大多数学者都很感兴趣的话题，在报告后引起了学者的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