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岳：单身者的困扰，并不只有没结婚︱我们这个家

钱岳，社会学博士，现在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助理教授，主要研究婚姻家庭和社会性别相关的议题。从本科到博士，钱岳的专业都是社会学、人口学，虽然当年填大学专业时是“想着先去学，走一步看一步”，但或多或少存在重男轻女的成长环境，使得钱岳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对性别研究产生兴趣。

本科毕业时，父母以“女孩大学毕业了考个公务员就行”为由，不支持钱岳继续读博，但是钱岳不顾父母的反对，在美国读完了博士，并且留在国外任教。

读博期间，临近而立之年的钱岳和大多数中国的适婚女性一样，遭到了父母的催婚，为此，她和父母之间有过抗争。从2016年开始，钱岳成为了由社会学家谢宇教授创立的“缪斯夫人”公号的主要编辑和作者。她说，近两年父母催婚的频率变少了。一方面因为父母朋友的子女里面也越来越多人晚婚了，另一方面她经常发自己写的科普文给父母。

2018年夏天，钱岳在一席做了一次演讲，演讲的主题是“大家真的都结婚了吗？”在那次演讲中，钱岳通过数据，展示了不同国家的婚姻家庭现状，并结合社会学研究，对如何减少离婚风险和提高婚姻满意度给出了建议。钱岳希望通过国外婚姻制度变迁的研究，结合中国的婚姻现实，为中国的婚姻问题提供解释。

钱岳爽朗健谈，但是她告诉我，在加拿大生活工作的这几年，最困扰她的不是单身，而是身边没有朋友。钱岳说，自己遇到困难、心情低落的时候，也会想：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是不是会很孤单？

但是，钱岳说，一个人不谈恋爱或者不结婚，并不代表他/她就是一个孤独的原子。比起结婚，现阶段，她更想找到谈得来的朋友。

“填志愿时，真的不知道社会学是什么”

澎湃新闻：您大学本科专业是社会学，当时报志愿的时候就很明确想学社会学？

钱岳：其实报考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社会学是什么，当时就是想着先去学，学了一年之后觉得挺喜欢的。我也不是很早就知道自己以后要干什么，然后一条路走下来；我算是走一步看一步。社会学，现在还稍微普及了一点，我是2006年读的大学，当时大家都想学经济，真的不知道社会学是什么。

澎湃新闻：您是什么时候将研究方向确定为婚姻和性别研究？

钱岳：我很小的时候就对性别这个议题比较感兴趣。

澎湃新闻：为什么？有什么特殊经历吗？

钱岳：我想和我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高度性别化的环境里，家长会根据孩子的性别来给他们做出不同的人生规划。

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说女孩坐着的时候不能把腿张开，因为这样不够“女孩子”。小时候跟小学的朋友一起玩，妈妈总说你不要学另外一个谁谁谁，疯疯癫癫的，一点女孩子的样子都没有。还有，我周围很多朋友，文理分科的时候就学文科，其实她们在文科、理科上没有特别的偏好，她们就觉得我是女孩子，我理科成绩又不够好，那我就学文科吧，但是有很多成绩不好的男孩还是选择留在理科了。大学时，人口学的课要做一个presentation（介绍），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做的主题：生育和职场性别不平等。现在想起来，因为自己的经历，我从小就对这方面挺感兴趣的。

澎湃新闻：在您的成长过程中，身边有比较明显的重男轻女现象？

钱岳：因为我和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独生子女，在家庭内部看不出来重男轻女，每个家里都只有一个孩子，所以我并不会觉得在家里，因为我是女孩就不能得到资源，但是我觉得男孩和女孩从老师和家长那里得到的期待是很不一样的。比如小时候，家长、老师会告诉我们女孩子后劲不足，男孩成绩好总是被形容为聪明，女孩成绩好就是因为她们用功。我很小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子的？一直想不通，后来大学上课学到一些东西我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澎湃新闻：您的亲朋，包括您的父母是怎么看待您的女博士身份？会不会觉得女生干嘛要读到这么高的学历？

钱岳：对，我决定读博士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是比较反对的，因为一来他们觉得你要去美国，我们没有钱资助你，他们当时不知道有奖学金。另外，我爸妈觉得你人大（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了考个公务员多好，他们确实不想让我读那么多书，其实当时想申请国外的博士，还是有阻力的。

澎湃新闻：很多父母希望女孩大学毕业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好是到公务员系统，结婚生子，他们认为这是女孩的理想归宿。

钱岳：对，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年，在我读书的过程中，我父母也受到了我的影响。尤其是我开始给“缪斯夫人”微信公众号供稿后。我父母会读一些我写的东西，逐渐知道我在研究什么。虽然他们可能不完全理解我写的东西，但是他们逐渐接受不一定每个人都要结婚生子，而且他们周围很多朋友的孩子也没谈恋爱、没结婚、或者没生孩子，他们可能慢慢就接受了。社会的大环境在变化，对老一辈也是有影响的。

“如果不生孩子，我的人生真的就不完整？”

澎湃新闻：您目前还单身吗？

钱岳：对，没结婚。

澎湃新闻：父母催婚吗？

钱岳：有时候还是会。他们希望我结婚生孩子，也是担心我老了太孤单。他们总觉得，你现在不结婚，以后不生孩子，那你以后老了就没有人照顾。但我总是跟他们说，其实在婚姻里，很多时候女性是承担照顾者的角色，结婚后往往都是女性在做家务，孩子长大了也会离开家，不会总是待在父母身边。

澎湃新闻：会不会因为您是这方面的研究者，所以您会非常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单身），当他们抛出这种担忧的时候，您是怎么回应他们的？

钱岳：我自己也会思考这个问题，有时候甚至也会怀疑：如果不生孩子，我的人生真的就不完整？一个人生活太辛苦的时候，我也会想：如果我嫁了一个有钱的老公，生活会不会轻松一些？连我这种冷静的学者也偶尔会这样想，所以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些年轻的女性会因为社会舆论的压力做出一些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人生选择。

澎湃新闻：您是一个坚定的不婚者吗？

钱岳：我从来没有说不结婚。我很赞同徐静蕾的观点：我不是不婚主义者，我是婚姻无所谓主义者。因为在我看来，婚姻只是一个社会制度，它在中国被看得很重要，在美国甚至已经成为地位的象征，因为在美国有钱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可能结婚，没钱的或者说教育程度很低的群体，不婚比例是很高的。

在瑞典，很多人同居但不结婚，没结婚也是可以生孩子的。其实这是个怎么样看待婚姻的问题，从另一方面来说“该不该结婚”是由主流的价值观、法律，还有政府/媒体的导向来决定的。所以我觉得婚姻是一个社会构建的东西，结不结婚真的无所谓。

澎湃新闻：同居，现在在中国也不稀奇。

钱岳：对，但很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加拿大、美国，你可能找不到一个比婚姻更能够代表更高承诺的感情形式，比如说你跟人介绍这个是我的男朋友，那么人家可能不确定你们俩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但是如果你跟人家介绍说这个是我老公，那可能人家就会预设，你们是有一段很稳定的、很认真的感情，比较少的模棱两可。但是，对于其他的感情形式，可能当你跟人家提起的时候，对方不知道怎么样去界定你的感情。

澎湃新闻：您在一席的演讲中，提到一些研究数据，如一线城市中30-35岁本科以上的人，单身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您近期还有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吗？现在中国整体的单身率一直在上升？

钱岳：我自己没有算这个数据，但是我看到一些其他的研究，中国大陆的未婚率确实是上升的，但是正如我在一席里面提到的，相对日本、韩国，甚至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中国大陆的不婚率还是很低的。

澎湃新闻：如果单身率继续上升，甚至有一些人终生不结婚，一个人就是一个家庭。政府针对这部分人是不是可以有一些针对性的家庭政策？

钱岳：不仅仅是单身的人，现在有很多孤寡老人，可能他们结婚了，但是老伴先过世了。所以老年时的照料需求，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现在的很多老年人可能都存在照料问题。日本政府有一些政策满足老年人的照料需求。

澎湃新闻：现在很多父母催婚、逼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担心子女没有成家，老了孤独、没有人照顾。如果有完善的家庭政策保障这部分人老有所依，可能父母的顾虑就少了？

钱岳：对。老龄学里有一句话，“社会化养老”，就是说对老年人的赡养方式由家庭向社会的转化。

现在很多讨论都是把家庭的功能集中在家庭，比如当我们谈到年轻人都要工作没人带孩子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年轻人的爸爸妈妈给他们带孩子。还有，提到养老，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孩子给父母养老。但在国外，这种家庭功能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承担了。老年人并不期待子女给他们养老，他们从开始工作起就有退休计划（养老金），等到退休的时候他们已经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去享受人生了。我现在住的附近就有条件很好的老年公寓。

所以当家庭规模在缩小的时候，怎么样去提倡和健全家庭养老社会化的体系，如何把家庭的功能分配到社会不同的机构，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澎湃新闻：说到单身，就一定会提“剩女”。您怎么看待将大龄单身女性称为“剩女”？

钱岳：我跟美国同学提起这个词的时候，他们都觉得非常有侮辱性，因为在英文里面的翻译叫做leftover ladies，leftover指的是剩饭、剩菜。其实这个词也反映了社会态度，为什么30岁以后没有结婚的女性就会被认为是剩下来的，但是对男性来说就没有这样一种紧迫感？

澎湃新闻：这与我们的传统观念有关？

钱岳：我觉得这里面有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双重压迫，男性40岁还没结婚，如果他很有钱，他会被认为是“钻石王老五”，可是如果是生活在边远的农村、没有受过教育、家里也很穷的男性到了四十岁还没有结婚的话，他们也会被歧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话语框架下，真正可能得益的就是一批有权力、有经济地位的男性，但是女性和那些没有权势或经济地位的男性都是这种话语框架下的弱势群体。

澎湃新闻：社会对于所谓“剩女”的宽容度和包容度会慢慢改观？

钱岳：我个人感觉近几年已经变好很多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媒体往往过分强调“个人选择”。有一个比较新的社会学研究发现，近十几年来中国的舆论导向发生了很大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舆论强调国家的功能，比如单位提供幼儿园来帮助双职工家庭实现家庭和工作的平衡。但是现在的舆论更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比如说女性是不是想不结婚就不结婚，想结婚就结婚，或者说女性要怎么做才能够维系完美的家庭，或者说离婚之后怎样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现在中国的媒体，特别是精英媒体，非常强调个人层面的东西。

澎湃新闻：现在生育率、结婚率下降，晚婚、不婚、离婚率上升，在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政府开始鼓励生育、鼓励结婚，个别地方的政府还奖励生育，公众和政府在对待生育上的态度有些背离。

钱岳：现在生育政策发生了变化，鼓励生二胎，但是政府并没有相应的支持政策，比如说帮助年轻人能够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政策，或者说改变中国家庭传统的性别分工的政策。目前政府并没有从国家层面去推动一些改变，而是让个人、家庭去承担绝大部分的工作、经济、育儿等压力。仅仅只是靠放开生育政策，我觉得很难提高生育率。

“不结婚不代表我就是一个孤独的原子”

澎湃新闻：您在一席演讲中提到，美国的婚姻经历了制度性、陪伴式到个人化三个阶段，那中国的婚姻制度也会经历类似的阶段吗？

钱岳：现在中国的婚姻是制度化和陪伴化相结合的。一方面，婚姻的制度化是指婚姻承担了很多的功能，比如说婚姻是唯一合法的人们发生性行为、生孩子、养孩子的地方。虽然现在的婚前性行为越来越普遍，甚至婚外性行为也很多，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生孩子还是和婚姻捆绑在一起的，所以婚姻在中国还是承担了很多制度性的功能。婚姻的这种制度性在中国并没有消失。

另一方面，如果你问年轻人，你们是不是仅仅为了结婚而结婚？也不是的。他们会说，跟配偶是很相爱的，能互相陪伴，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特别是相对年轻的一代人，婚姻是制度化和陪伴化相结合。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婚姻制度还没有到达个人化阶段，因为个人化强调的是两个人在一起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就是说是把个人成长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放在婚姻选择的核心考虑之中。

澎湃新闻：您是支持取消婚姻制度的？

钱岳：我个人觉得任何的一种家庭形式都应该得到政府的支持。现在社会往往强调完整的家庭，那么当女性离异之后，她们一个人带孩子的话可能会经历很多困难，如果政府有政策去帮助这些离异的女性抚养孩子，从长远的角度来说，这批孩子长大之后也许更能够为社会做贡献。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将所有家庭政策都建立在婚姻上，政府对各种不同的家庭形式都应该给予足够的支持。

澎湃新闻：您生活的加拿大针对不同的家庭类型会有不同的家庭政策吗？

钱岳：会，比如说我们报税的时候，会说我们的婚姻状态是什么，未婚、同居还是已婚，会说需不需要有人依靠我，我是不是有孩子要抚养，是不是有老人要照顾，会根据家庭情况决定我交多少税，能得到多少的政府资助。

澎湃新闻：很多女性认为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甚至比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还要好。您自己的婚姻观是怎么样的？

钱岳：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过度地强调感情或者婚姻的重要性，但其实要过好生活，我们应该把生活看成像投资一样，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如果所有的事情都依靠、指望配偶去完成，比如说既希望配偶是自己的知己，又希望配偶能够照顾自己的，还有足够的财力，这么高的期待就会很容易失望。虽然我没结婚，但如果我需要帮忙，我是有很多朋友的，而且对于不同的需求，我有不同的朋友网络来帮助我。所以，一个人不谈恋爱或者不结婚，并不代表他/她就是一个孤独的原子。

“理想的家庭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定义家是什么样子”

澎湃新闻：从您个人的成长经历来看，你自己成长的家庭是怎么样的？那从您的学术研究来看，理想家庭又是怎么样的？

钱岳：我理想的家庭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定义家是什么样子。

澎湃新闻：您怎么定义家？

钱岳：我怎么定义家并不重要，但重要的是我不想把我的定义强加在别人的身上。现在为什么总是有父母逼婚、催生孩子这种讨论？就是因为父母那一代或者其他很多人，喜欢把他们所认为的理想的家庭模式强加到别人身上。我觉得最理想的家，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定义“家”，这就很好。

我们不应该认为家就只能是两个人结婚再加孩子，而一个离异的男性带着他的孩子或者说一个单身的女性带着孩子，就不叫家。我觉得每个人不应该把自己对家庭的定义强加到别人身上，这也是我一直极力想去倡导的观念——对家庭的理解应该多元化。

澎湃新闻：家庭多元化，意味着政府在制定社会政策时会有有非常大的挑战。我们现在的社会政策比较单一对家庭的类型没有做细分，很多政策是按传统的家庭类型来制定的。

钱岳：美国现在也面临这种挑战，很多社会政策不能顾及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家庭，但是我觉得这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退回到30年前，大家都觉得离婚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如果单身的女性、离异的女性自己带孩子，那简直非常耻辱了。但现在，很多的80后、90后，他们可能闪婚又闪离，或者说他们结婚、生孩子之后，觉得过得不幸福就离婚了，不会说因为孩子非要勉强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社会观念和家庭模式都是在变化的，关键是政府应该尽快推动政策，尽量跟上社会的变迁。

澎湃新闻：在国外求学教书的这些年，就您的观察，国外家庭有什么地方令你特别有感触，包括家庭成员的关系，社会对一些特殊家庭的态度，还有国家政策等。

钱岳：我硕士论文写的是有关“剩女”的问题。当时我在写论文的时候，正好要过27岁的生日，我就跟我美国同学开玩笑，我说在中国我这个年纪已经是“剩女”了。他们就跟我说，在美国，你到了40岁也没人觉得你是“剩女”。虽然在美国单身的女性还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相对来说社会包容度更高一些，各种不同的人生选择都被尊重。但是美国也有它的问题，比如学历比较低、经济基础也比较差的女性，她们可能一直没有结婚，但是有很多的孩子，可能孩子还是和不同的男性生的，孩子在这种剧烈变动、不同的男性来来去去的家庭里长大，对成长也不太好。

很多时候我们对西方家庭的理解也是不全面的，总是觉得西方可能什么都比我们好，但他们也有他们的社会问题。

澎湃新闻：您在外面这么多年，有没有特别沮丧，特别想结婚，希望身边有个人照顾你的时刻？

钱岳：在美国的时候，还稍微好一点，因为有离得近的朋友。其实学生时代是很容易找到朋友的，大家年龄相仿，也都还没结婚或生小孩。工作后，同事的年龄不太一样，大家也有自己的家庭，所以相对来说就难找到朋友。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好像除了去找一个男朋友或者结婚外，没有一个更好地去建立社会联系的方式，这真是一个让我很苦恼的问题，但是我并不认为因此我就要结婚。

澎湃新闻：您到温哥华工作几年了？

钱岳：两年半快三年了。

澎湃新闻：您刚才说的孤独的境况，最近有好转吗？

钱岳：还没有（笑），主要是没离得近的朋友，不是因为没结婚。我跟我同事前段时间还一起讨论了，大家都觉得在这边不好交到朋友。可能也跟这个城市有关，这边相对来说生活压力比较大，可能大家都会忙自己的事情，不太愿意去扩大社交圈。我跟读博时候认识的朋友交流，他们也发现他们工作之后很难找到朋友。反正找不到住得近、谈得来的朋友，这真的挺困扰我的，但是我不认为结婚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