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缺失：中国科研体制改革的四个建议

尽管在过去的70年间，我国的科研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一些领域甚至取得了世界性的突破和贡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尖端科研方面的整体发展水平与经济大国的地位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例如，在代表世界科学尖端水平的诺贝尔奖方面，我国本土环境下培养出的自然科学领域研究成果，目前只有屠呦呦的青蒿素研究一项获奖。而我们的邻居日本在2000年以来，共有19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平均每年一位。

从根源上讲，这固然和我们国家当前的发展阶段有关，但是，也和我们现行的科研体制密不可分。可以预期，如果不能对这种科研体制进行有效地改革，那么，中国在尖端科研领域的突破依然会受到牵绊。概括而言，我国在科研体制方面至少需要实现四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对科研工作者的物质生活保障需要大幅度提升。纵观人类历史，科研创新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尖端科研更是。环顾当今世界，一个科研强国，其科研工作者的收入应该是体面的，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自由探索、发现和创新。如果缺乏最基本的物质保障，那么想要进行科学研究和创新，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客观来看，尽管我国科研工作者的物质条件在不断改善，但是受限于科研单位的事业单位运行体制和行政化管理体制，我国科研工作者的收入和应有的大国地位有着一定的距离。部分高校给科研工作者的基本待遇，甚至不及所在学校硕士毕业生的市场平均薪酬。尤其是，近年来中国房价急剧上涨，让一些年轻的处于创新前沿的科研工作者无法安居，更谈不上乐业了。当记者问到我国唯一的自然科学领域诺奖获得者屠呦呦获奖的奖金会怎么使用时，屠呦呦开玩笑地说：“这点奖金还不够买北京的半个客厅吧？！太少了啊！”这种“低收入”直接带来了科研的“逆淘汰”，那些最聪明、最有创新力的学生要么选择其他行业去获取高收入，要么选择在其他国家从事科研。

第二，对科研工作者的工作时间要予以全力保障。科研创新需要集中时间精力，对一个科研难题进行攻克，这就往往要求给予科研工作者不被打扰的工作时间。然而，在现行的科研体制下，一方面，行政服务体系对于科研工作很难给予充足支撑，科研工作者需要处理各种各样的行政性事务；另一方面，在前述缺乏相应体面的物质保障的条件上，一部分科研工作者，不得不分配出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满足基本的生活水平。这些活动挤占了科学工作者用于攻克尖端科研创新的时间。尤其是，现实中，科研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倒逼一部分优秀的专家，选择“学而优则仕”“双肩挑”的路径。但客观来看，行政事务的时间碎片化和科研创新的时间完整化之间，存在内在冲突。

第三，对科研资源的错配亟需纠正，尽力实现科研资源的扁平化。在整个科研学研究的过程中，科研资源的配置是最为关键的。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固然有大器晚成者，但是总体来看，科研人员越年轻、越富有创造力。一些重要的发现、发明，都是在科学家较为年轻的时候创造的。诺贝尔奖的科学发现往往可以追溯到数十年前，是获得者在他们的青年时代做出的成就。这就意味着，在科研资源分配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年轻人，给年轻人更多的支持。然而，现实中，科研资源配置存在着一定的行政等级化和资历等级化，人们往往按照科研人员的行政级别或者职称级别来配置资源，这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年轻的科学家即使有很好的创新点，也很难获得科研资源支持，这就导致创新最终受限。破解这种科研资源的错配，就需要改革科研资源配置方式，实现扁平化，科研资源配置要“看水平”，而不是“看职称”“看级别”。

第四，对科研工作者的创新环境急需改革完善。科研创新之所以是创新，往往是在修正甚至推翻前人观点、学说的基础上进行的突破，这也意味着，创新需要“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师、只唯实”。但是，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对于创新的鼓励不足。例如，在目前的中小学教育中，往往在各个科目上都有“标准答案”或者“权威参考答案”，在十多年的教育过程中，潜在科研工作者的创新思维就受到了一定的禁锢。而在后期科研工作者进行科研的过程中，这种“标准答案”或者“权威参考答案”的惯性思维，再加上科研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就会导致很难对权威学说和流行观点进行质疑，做出新的尝试。在这样的条件下，就很难做到“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师、只唯实”的科学精神。这就要求，如果我们要鼓励创新，一个重点就是对于科研工作者的创新环境和创新土壤进行大力改善。

从人类历史上来看，哪些地方在上述几个方面做得好，创新就会领先；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创新就会落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正是通过在物质、时间、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不断改进，中国才在科研领域取得了卓越的进步。然而，展望未来，如果我们还想进一步突破尖端科研，在世界前沿的领域进行探索甚至实现引领，就必须对现有的科研体制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使得更多的尖端科研成果不断涌现，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作者刘瑞明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