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帕·拉希莉：我成长在罗得岛，一个我从未真正知道的地方

【编者按】本文为《纽约客》对普利策文学奖获奖者、印度裔美国女作家裘帕·拉希莉进行的专访，由周思翻译。裘帕·拉希莉小说《低地》中文版日前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文由出版方提供。

裘帕·拉希莉

问：裘帕·拉希莉的最新小说《低地》讲述的是印度独立后两兄弟的故事。苏巴什和乌达安从小形影不离，却在二十岁时踏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富有冒险精神的弟弟乌达安成为加尔各答的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坚定追随者，而勤奋谨慎的哥哥苏巴什则离开印度，前往美国罗得岛继续研究生学业。乌达安因卷入纳萨尔巴里革命而死，留下破碎的家庭和怀孕的年轻妻子高丽。这部小说探寻了乌达安的死如何改变了这些人的生活——苏巴什、高丽和他还未见到的孩子贝拉。最近我和裘帕聊了这部小说，以及她写完这本书后的阅读和写作——尤其是她的意大利文实验。下面是我们的谈话记录。

这部小说在加尔各答和你成长的新英格兰罗得岛之间来回移动。加尔各答和新英格兰一直是你许多小说创作的背景。描述你童年时代的家是什么感受？

答：当我这次想到罗得岛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好像以前用一种遮掩的方式写过这里。在一些长篇和短篇故事里，我公开写过马萨诸塞，那里也是我熟知并住过的地方。但在这本书之前，我想我从来没有特别地提过罗得岛。我并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提到我成长地方的名字有些尴尬——我不知道，感觉哪里有点奇怪。马萨诸塞在一段时间中都为我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盾牌。比如我把《同名人》的场景设置在波士顿之外，甚至我的第一本书《解说疾病的人》里的一些故事，我在脑海里构思它们的时候是在罗得岛，但我不会说它们发生在那里。所以场景可以是康涅狄格，可以是马萨诸塞，也可以是罗得岛。但这是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真的感觉想写罗得岛。几年前我为肖恩·威尔西和马特·韦兰德编的《美国的州》这部选集写过一篇文章。我想这是我开始进入《低地》写作的时间节点。写完这篇文章，我第一次面对我生命中的一个事实——我成长在罗得岛，一个我从未真正知道的地方，一段在某种意义上我从未全然接受的经历——这帮助了我，我想，好吧，我愿意有意识地将这本书设定在罗得岛，并这样命名。所以我这样做了，我想这在某种意义上解放了我，让我可以真正地思考它，书写它，以更完整的方式回忆它。

问：自然景观——尤其是这个州的海岸线——对苏巴什来说非常重要。你是否开始以苏巴什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罗得岛？

答：我的确这样做了。我开始驾车前往他学习的校园，他曾在那里学习。我会开到那里，假装我是他。我会沿着小海滩散步，去看看他会看到什么。在我参观罗得岛的时候，理解这个人物需要做的一部分事情是去思考他每天怎样生活。比如，邻近海滩的那座教堂令我非常震撼，于是我想，是的，这是一些他会看到的东西。

问：乌达安深深地卷入了六十年代发生在加尔各答的纳萨尔巴里运动。你花了多长时间来描绘那个时期的画卷，通过阅读或者与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交谈？你会先写小说的这些部分，然后填充细节，还是觉得在开始写作之前就要完全理解那段历史？

答：不。我想在开始写作前完全理解并消化那段历史。但我发现我不能，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令我沮丧。我从图书馆，从我的父亲那里借了两本书，我想我借了七年了。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读它们，做笔记，然后收起来。然后我会重读它们，再做笔记，再收起来。我觉得我必须坚持这样做许多年。我常常感到非常不安。我想，我真的理解它吗？我真的懂了吗？它真的是这样发生的吗？

对我来说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部分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大约在准备进入写作的四分之三的时候，去加尔各答。我一路上都在和人们交谈。“哦，告诉我它是什么样的？那些年是什么样的？发生了什么？”我曾询问过我父母在这边的朋友，那些当时还没有搬到美国的，还记得那些历史的朋友。但当我回到加尔各答，我与人们交谈得更具体。我想知道关于那场运动更多的东西——它为什么发生，它怎样发生——这像是在解锁一些事。忽然之间，我感到自己做的所有笔记都是有意义的。

最后的关键时刻是，忽然，我感到好像不需要所有这些研究、这些书的支撑，就可以去写这部小说了。我感到这些角色都足够强大。对我来说，他们的动机或多或少都变得坚固，使我可以深入理解他们，知道这是他们自我的一部分，这是他们世界的一部分。这是最后的一个阶段。最初的阶段需要很多研究，但它仍然是不透明的，随着慢慢地研究，这段历史对我来说就越来越清晰。它越清晰，我就感觉越不需要它。

问：在《低地》的许多地方，你的写作都不同以往。这些句子有时更短促、简洁——比如与以往的写作相比，你使用更多的残缺句——你的语调更为急促。你在写作时有意如此吗？

答：我会思考一点这件事。我想用一点不同的方式写这本书。我不想这本书感觉是沉重的，因为我觉得这本书本身是沉重的——我的意思是它的故事很沉重，材料很沉重，场景，环境，所有这些都很沉重。我不想让写作再是沉重的。我只想用最朴实的方式讲出我需要讲的。我想获得某种轻。所以我比平时更努力减掉多余的词。之前的草稿确实感觉更沉重更坚实，我并不满意，因为我觉得那里有太多信息，太多历史，太多感情——所有事情都在发生。这是一种负担，我希望能以某种方式解放这本书。

问：国会图书馆为《低地》列的子类别除了“兄弟”和“纳萨尔巴里运动”，还有“三角（人际关系）”。在小说里，主要的三角当然是由苏巴什，他的弟弟乌达安——或者对乌达安的记忆，还有乌达安的遗孀高丽组成的。但书里还有许多其他这样的关系（比如，在苏巴什，高丽和她的女儿贝拉之间）。这种创造三角关系的过程给作为小说家的你带来什么？

答：嗯，很多年前，当我在波士顿大学学习写作时，老师告诉我三角关系对搭建一个故事非常有用，因为三角是稳固的东西，但它不是正方形。关于它的某些东西创造了戏剧。不过我确实对一系列三角关系有明确的意识，它们的确贯穿全书。我想它们在制造戏剧冲突方面非常棒。太多文学作品，太多长篇和短篇小说都充满这样的张力。两个人都想要一件东西，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或者他们想要的是谁？这可以向许多方向发展。我常常觉得这部小说最为关注的是什么是家庭，家庭意味着什么。虽然一个家庭可以有任何数量的成员，但如果你构思一个至少两代人的家庭，那它需要由三个人组成。所以这是我在探寻的另一个关键元素。

问：我们在夏季小说专期刊载的选段结束于苏巴什问高丽是否愿意跟他搬到罗得岛，她当时怀着乌达安的孩子。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在美国发生，一种可能是高丽和苏巴什可以在一起找到某种幸福。你对这种可能性有多少认识，你是不是一直意识到现实会更为复杂？

答：我一直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一直知道，即使在他们觉得问题迫切，并酝酿这个解决方案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这会是个错误，但同时也不是个错误。这是某种必须去做的事，但又是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的事。我想很多生活看起来都是这样的，你去做一些事，你知道这不是能做的最好的，但你必须去做，因为在那个时刻你感觉这是必要的。所以我会写这些，但从没兴趣给他们一个幸福的结局。我从没想过这不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充满问题的发展走向。

问：你写作之前就知道他们在罗得岛上的婚姻生活会如何吗，还是你在写的时候明白了？

答：不完全是这样。我知道他们会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会出生。我并不确切知道这会怎样影响他们两人。我觉得我花了一些时间去理解高丽和苏巴什对孩子的尖锐分歧。谁会感受到什么，怎样去感受的。一种可能的情节走向会是，嗯，高丽有了这个孩子，她非常爱她，因为这是她深爱的去世的丈夫留下的孩子，孩子使她满足。而苏巴什则被边缘化或者怎么样。这可能是一种走向，对吧？但当我开始写孩子出生后发生了什么的部分，我就只想跟随他们，所以我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问：高丽是那个对乌达安的死感受最深切的人，对她来说，好像并没有什么能够取代他。他们的孩子贝拉并不能真的弥补失去他的空缺。虽然她的工作是某种替代，但在某种程度上是贫乏空虚的。她在这部小说最悲剧的轨道上，但在最后却也有一线希望。有一些可能的节点使她的故事真的无望——你有没有想过让她走这最后一步？

答：全部放弃？最后一跃？

问：是的。

答：我这样想过。的确，我想过让小说有一个更灰暗的结尾，但我后来又想了想，不。我觉得这本书已经有足够的死亡，有足够的失去。不止这样，从写作的角度，我考虑了贝拉。当我对贝拉这个人物更有兴趣，更想让她发展为一个完整的人时，我开始对她思考得更多。她会真的成为什么样的人，她的感受如何，她怎样被抚养成人，以及所有发生在她身上的秘密和谎言。我觉得，天啊，我就要在书的结尾给她另一重负担，让她终生背负。好吧，她的父亲是一个暴力革命者，天知道他做了什么。他死了——他被执行死刑。同时，她的母亲结束了她的生命。这对我来说似乎过度了，我感觉想要保护她。而且我觉得高丽经受了足够的痛苦。我不想帮她解决任何事，但我想为可能性留一扇半开的门。

问：去年你在罗马，沉浸在意大利文学和文化中，我很好奇你有没有在写新的小说，你会觉得意大利语以某种方式渗入你的写作吗？

答：是的，从字面意义上来说是完全渗入。我今年所有的写作都用的意大利文。我处于一个用另一种语言写作的疯狂又鲁莽的实验阶段。我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件事，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它会在哪里结束，或者它甚至会以任何形式结束。我所知道的只是一年前我去了罗马，几天后，我多年来写日记所用的英文忽然变成了意大利文，这是我学过很多年的一门语言。我很快就开始描述我看到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并用意大利文每天做点小小的记录。我仍然在学习这门语言，仍然犯许多错误。我可以很流利，但显然很受限。我有许多不足，还有很多很多要学习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写作是一种帮助我学习语言的方式。这可能很疯狂，因为大多数人认为你要真的学会一门语言，然后才开始用它写作，写作是最后的一道界线。但对我来说，我时常觉得用意大利文写作比说话更有自信，因为至少写作可以停下来，把事情想明白，重构这些事。而在说话时我要一边说一边想，哦，我用错时态了，我用错词了，或者其他什么，但太迟了，我已经说出来了。

但我真的从这奇怪的、实验性的，随便你想叫它什么的阶段中感到自由，是因为我爱这种以不完美的方式写作的自由。我获得了儿时的感觉，当我第一次学着写故事，我经历了句子落在纸面的那种愉悦和兴奋。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仍能感到那种兴奋，但却是不同的。用另一种语言写作是谦逊的。它太难了。我这样向人们解释，我感觉就像把我的右手故意绑在背后，我只能用左手写作。我知道这会错误百出，笨拙而失控。但我喜爱没有拥有很多的在写作。当我用意大利文描述一件事情，我只有很有限的资源。我的工具箱很小。我只有有限的词汇，还有语法，我可以把它们都用上，但结果会是一种更简单的样子。这和我用英文写作的过程不同，用英文我可以从二十五个不同的词里选出一个来描述天空。但我不能用意大利文这样做。我只有两三个词。所以过程会显得更直接，因为有一种奇特的纯粹，尽管是不完美的。

裘帕·拉希莉《低地》入围百利女性小说奖

问：你也用意大利文写小说吗？

答：嗯，我写过一篇，可以把它称为小说。这个故事有开头、中间和结局，然后我用四五页描述了一个人物或者一个时刻。

问：会不会觉得当你用意大利文思考人物的时候，他们发生了某些改变，还是仍然是同样的人物，同样的动机？

答：这是很疯狂的地方。我把一篇我写的短篇展示给我的意大利朋友们，他们以前读过我的英文作品，然后他们都讲了同样的事情，你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不同的作家了。我所知道的只是我写了这个故事——它是一个我永远不会用英文写的很奇怪的故事。这是使我兴奋的地方。我发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房间。我不知道你是否做过这样的梦——我想这是一个经典梦境——你有一幢房子，忽然在厨房后面有另一个房间。你知道，生活中还有更多的二十五平方英尺。这与这样的梦一样，但它变为了现实。因为 我现在真的可以通往这个房间，这太神奇了。就好像我放弃了我人生中赖以生存的、表达自我的一种语言，忽然有了另一重空间，而我的确感到我写的东西完全不同了。

这使我对语言做了许多总体性的思考。我想如果一个作家用一种以上的语言写作，你真的会体会到一门语言的特殊与复杂。它们是不同的实体。它们完全不同。它们听起来不同，感觉上不同，本质上也不同，即使它们可以表示相同的事物——你可以翻译一件事，表达同样的意思，但是语言运转的方式太特别了。作为一个作家，这件现在发生在我生命中的事情，使我对语言产生了一种敬畏，语言是什么，它如何工作。我想这次写作实验使这些问题变得明晰。

问：你可以想象去加尔各答或者罗得岛做这种小说研究之旅吗，用意大利文做笔记？

答：如果我去加尔各答我会用意大利文写作吗？我想我不会。奇怪的是，我现在已经回美国一个月了。在罗马我把笔记本写满了，回美国之前，我跑出去买了一本新的。我以为，好吧，我会继续这样写，至少每天写几个意大利文的句子。但是我一句都没写。我知道如果回到罗马，这些就回来了。但我无法在这里接近它。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沮丧，因为现在我觉得自己爱上了这门语言，沉浸在里面，我愿意有意识地处于一种语言的流亡中。我开始自发地用意大利文写作，这种情况最终发生的部分原因是我已经一年多没有用英文阅读了。对我来说，写作一直是某种对阅读的本能反应，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一直用意大利文读啊读啊，所以这些阅读进入我的脑海，我会想着它，我读着句子，吸收这门新语言，新词汇，新节奏，新的说话方式。由于我这样投入地用意大利文阅读，我会觉得用英文写作是非常精神分裂，也不能满意的。我觉得当我停止——我不知会是什么时候——但当我停止，开始把英文阅读再次纳入我的意大利食谱，就像从前那样，我的写作就可能会变回来。前段时间我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关于句子的文章，解释在我的孩提时代，当我阅读时，我就会想把读过的东西用自己的方法复制下来，这是我对阅读做出反应的方式，我觉得现在这又一次在我生命中发生了。所以这很有趣。我想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它。我真的不想思考太多这件事。我只是感到兴奋和奇怪，好像在一个未知的领域，只想享受它本来的样子。无论它结果会成为什么，无论是什么形式，今后都会以正式的形式展现我所做的一切。我不想以任何方式控制它。我没有任何特别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