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一洲︱ “日清杯面号”，始于轻井泽的历史快车

用不同的纪年法标示同一个年份会给人以完全不同的时间感。在日本，同一个时间可以用至少三种方式表达。首先是已经脱去基督教教义、成为国际计量单位的西历；其次是承袭自中古、从明治以来稳定为一世一元的天皇年号；最后是以彻底改造了日本社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标尺的战后纪年。

在令和元年重温柄谷行人在1989年昭和时代终结时的这一分析恰得其时。可以说，这种交错的时间感始终主宰着战后乃至维新以来日本人的历史意识。在年号这一独立话语空间下的历史事件一旦进入西历，就会被纳入世界史意义上的普遍性思考。人们也会因为某一阶段的时代气质而有意识地选择，比如“昭和三十年代”后，“昭和四十年代”的表达就付之阙如。战后这一纪年法又与这两种纪年法略有不同，因为这个词就语义而言与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革密不可分，表征了现代日本的基础组织结构。

不过撇开这些时间感，纯粹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观察，“战后社会”并不像战后纪年（至今）一样可以无限延展，而是指向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军主导的一些具体的政治安排以及相应的国际地位。显然，这些安排都没有随着美军占领的结束而告终。而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发展是以朝鲜战争的物资调度为契机，那么从世界体系而言，冷战前线的日本恰恰介于战后和战时之间。更何况就历史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逆转地重创了日本国民的自我意识，而这绝不是“55年体制”及其伴随而来的高速经济增长能够迅速拨回的——战争记忆永远是只有世代更替才能加以遗忘。

如果说“战后社会”的定义已经处于日本当代史的模糊地带，那么“后战后社会”更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概念，因为这个时间段高度依赖于“战后社会”本身的定义。仅仅从词汇本身来说，“后战后”已经比“后现代”“后真相”这些“空洞的能指”更进一步。这意味着迟至七八十年代左右，日本人已经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所处的时代不同于灰色的战后，却缺乏标志性的事件加以划分，只能用Post的二次方来迁延概念的贫乏。就像雅克·勒高夫热衷于讨论“中世纪”的种种划分一样，界定战后日本社会的分型期已经是现代历史学争议频发的路段。

不过，东京大学的吉见俊哉为此著书，多少让人有些不解。作为东大情报学环的教授，吉见教授一向以研究现代都市和媒介的兴起而闻名。一般对战后历史的讨论都是以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作为一个时代的分水岭，用吉见自己的话说，那是“日本进行成果自我确认的纪念碑”。考虑到吉见早年的作品《博览会的政治学》，难道本书只是他以更专业的博览会研究者的身份来重复这一命题的健身操吗？

“从东京出发，搭乘前往长野的新干线，只需要一个小时就能抵达轻井泽，走出车展街道对面的南出口，那里鳞次栉比的品牌商家多得令人炫目。”这本名为《后战后社会》的简史居然像旅行日记一样，以熙熙攘攘的轻井泽来开场。这当然不是作者业余的表现。在强手如林的日本历史学界，由吉见俊哉来操刀岩波书店的后战后通史，本身就隐晦指向问题可能的答案。事实上，作为一位世博会专家却不以大阪世博会破题，更能显示出作者的机心。我们将看到，作者如何在第一幕用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将他的研究方向与后战后社会的主轴衔接在一起。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六十年代，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光谱始终在向左摆动，而作为这一周期的高潮或终结，六十年代全球范围内的学生运动是很多国家现代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不独日本。不过相较于欧美学生与警察之间的频繁拉锯，以联合赤军为代表的日本左翼青年显然更为激进，他们不仅策动绑架日航的飞机，骨干成员也前往巴勒斯坦，在解放人民阵线的庇护之下筹建日本赤军，践行了“化批判的武器为武器的批判”。

在骨干成员或出境或入狱后，联合赤军在国内的残余势力不得不与采取暴力手段的“革命左派”合流。后者由“社会主义学同盟”与日共中因响应“文革”而被驱逐出党的神奈川县委会组成，并因成功劫掠了枪械店而武器充足。此时，双方都受到日本警方的穷追猛打，一方拥有经验和国际范围内的影响力，另一方则手握枪杆子，双方彼此联手似乎完全可以理解。

然而，双方虽然同样信奉暴力却路线迥异：联合赤军走的是国际主义路线的世界革命，而“革命左派”更多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当两班人马在一个队伍中彼此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时，意识形态上的隔阂立马就暴露了出来。从1971年12月联合集训时，革命左派领袖永田洋子谴责赤军成员远山美枝子的举止过于女性化那一刻起，悲剧的种子就已经种下。

“为成为更优秀的革命战士，人人都得自行批判自身的小资产阶级行为，并加以剔除。”为了在集体中破除自我的躯壳，他们一边流泪，一边坦白自己的黑历史，彼此毫无防备地袒露于同伴面前。这种程度的自我改造很快演化为集体施暴。一个月左右就有十二位成员惨死，是为“山岳据点事件”。在警方的拉网式搜索面前，赤军成员们一边穿梭于群马县腹地的群山之中，一边继续残杀同伴的行为，为他们即将到来的结局增添了一抹血色。猜测长野县警备不足而转进的新赤军成员，却因迷路出现在这趟革命之旅的终点——轻井泽的浅间山庄。在这里，他们遭遇了机动队，挟持了人质，最终遭到警方清剿。

至此，这些似乎是日本中学生都知道的历史。然而，吉见却笔锋一转，不再正面描述浅间山庄的枪战本身，而把注意力放在了事件发生的地点。事发地浅间山庄乃是用于分售的别墅，距离轻井泽不过十分钟车程，远远不是日本群众所想象的深山老林。而日本群众之所以产生这种想象，恰恰是因为电视台采取山下仰视的角度拍摄，将浅间山庄置身于温泉酒店式的远景之中。身处都市的观众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深山某处一帮凶徒的残暴之举，与自己所在的都市或文明相距甚远。然而，就是事件发生的前后两年，轻井泽刚刚开通了两条巴士路线，翌年又有普林斯顿酒店的滑雪场开张。当代中国读者想必对日本这一时期的国土化改造不会陌生，在高畑勋的《平成狸合战》中有一幕，丘陵被次第削平，漫长的城市带无远弗届，吞没了一切山泽原野。农业的没落、村落的凋敝、核心家庭的瓦解，这是城市化带给现代社会的三道创口。当革命左派想把山岳基地改造成拉丁美洲或井冈山那种游击根据地时，他们面对的实际上是一个作为城市外围的休闲胜地，而他们的革命事业本身也被吸进了这个消费场，成为消费的对象。

顺带一提，浅间山庄事件也是日本至今为止收视率最高的一次直播。从事件第一天开始，电视台的摄影机就已闻风而至。除了一千五百名警察，警方还征用了吊车以拆毁山庄的正面。在好莱坞特效风行以前，很少有观众见识过如此大手笔。到救出人质那一刻，收视率接近百分之九十。这次直播还造就了广告史上的一个营销奇迹。正值寒冬的警方只能食用泡面这一画面，让日清杯面一炮而红。而自相残杀的革命青年挟持人质与警方对峙的画面也被写进观众的脑海，左翼运动在社会中的人气逐渐跌落，与日清杯面看涨的行情形成鲜明对比。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一切的起点，永田洋子谴责赤军成员远山美枝子的理由是后者的举止过于女性化，而现代意义上的女性化已不再是相夫教子的三从四德，更多是由消费社会打造的精致形象，包含了服饰、妆容和发型等方方面面。女性的“角色”显然与革命者的身份之间产生了摩擦，也就是说，触发联合赤军内部不合的，正是消费社会中革命青年的身份认同问题。

有了这些背景铺垫，我们才能从更宏观的角度勾勒浅间山庄事件。在山间无处容身的左翼运动甫一出现在轻井泽，就与已经拓展到山脚下的消费社会迎头相撞。无论内在理念还是外在火力，他们都无法为这个新的社会形态理解，更无力与之抗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消融在工薪族的汪洋大海，轰轰烈烈的城市化与国土开发已经把他们心中革命的乐土变成了都市的飞地，高度发达的媒介更是让他们的革命本身成为一道景观。唯有如此，浅间山庄事件才堪称整个日本战后历史命运转折的缩影。

至此，吉见教授擅长的都市论和媒介史研究已经全都“露出了狐狸尾巴”。除了战争的伤痛渐行渐远之外，日本国民的认知方式也被城市化和新媒介等等条件给改造了。明治二十二年日本颁发宪法召开国会后，国内的极端言论骤减，是为“近代文学的起源”。而这一次，左翼革命的低潮则表现为运动本身的景观化，是为“后战后社会”的开端。非常有意思的是，作为博览会研究者的吉见教授在后文中并没有对大阪世博会倾注多少笔墨，反倒转而强调，大众传媒才是1970年大阪世博会真正的主办者。整个“后战后社会”的关键词，也并不是特定的时代意识，而是由都市、景观和媒介共同营造的虚幻感。

虚幻感绝不等于经济繁荣本身，毋宁说是对繁荣的不适应。《拱廊街计划》开启的现代都市研究认为，现代都市文化造就了“闲逛者”这一新的无产阶级形态——没有消费能力却始终在都市的橱窗前逡巡的人们。可以说，那些在消费品面前感到无力的日本国民都是这个时代的“闲逛者”。在高歌猛进的经济面前，他们不是对手，只是冗余。革命的理想消散之后，以东京迪士尼为代表的筑梦空间和种种被冠以亚文化之名的自由艺术形式才成为日本社会的标签。此外，通过有意识地将意识形态和消费社会直接对立起来，这部日本的国别史也收获了世界史意味，显然，走出战后、走向消费社会的问题并不独属于日本人。考虑到吉见在他的新作《平成时代》中专门辟出一章讨论“世界史中的平成时代”，没有理由怀疑他会忽略“后战后”问题的普遍性或国际性。

当然，尽管鲍德里亚或居伊·德波的概念似乎无比贴合日本的现状，以至于八十年代一度产生过“日本就是后现代本身”的说法。但作为一本通史，作者从未明确将这一时期的日本界定为“消费社会”或“景观社会”。我们当然不可能说，田中角荣金权政治或冲绳美军基地争端像宫崎勤虐杀幼女案一样，属于消费社会下认识扭曲的外延。但从浅间山庄的直播到奥姆真理教中的若干教义，这种不真实感始终是日本社会繁荣表象下的底色，不以泡沫经济的破裂为止。选择浅见山庄来开篇，正凸显了作者身上社会学家的气质。即使是写作通史，历史学者所能做的也远远不止鸟瞰的平铺直叙。见微知著的洞察力和以小见大的技法，是史学家和剧作家共同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