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艺界追忆导演吴贻弓：上海电影的一座丰碑

《巴山夜雨》《城南旧事》《阙里人家》……作为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吴贻弓一生导演的作品不多，却影响力巨大。

9月14日，吴贻弓在上海瑞金医院去世，享年80岁。吴贻弓曾担任中国影协和上海市文联主席，10月25日， “心系电影 德艺双馨——吴贻弓导演艺术与文化精神纪念座谈会”在上海市文联举行，与会嘉宾从不同角度，分享了和这位电影人相处的时光，回顾他一生的艺术成就。

诗意的电影美学风格在当时独辟蹊径

吴贻弓的电影，有其独特的美学风格。在1980年代，他就以细致入微的风物、绵长的意蕴、悠悠弥漫开的情感营造出无形又有形的意象氛围。其艺术风格在当时国内主流电影中显得独辟蹊径。

“吴老师是一名个性鲜明的艺术家，如同一道清流在时代的洪流中留有自己清晰的印记。“上海市文联主席、著名演员奚美娟回顾了吴贻弓的三部代表作《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和《阙里人家》。

奚美娟记得，在1980年，中国电影事业还处在“拨乱反正”阶段，揭露“伤痕”的社会悲剧成为时代主流。然而吴贻弓独辟蹊径导演了《巴山夜雨》，在山河美、人性美、抒情美的电影叙事中，描写出黑暗时代的一线光明，让人在惆怅中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和生活的暖意。

1980年代，文学创作越来越强调思想的深刻性和内容的尖锐性，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影评标准。吴贻弓又一次别开生面地奉献出怀旧电影《城南旧事》。“这部电影跨越海峡两岸，把作家林海音的怀旧之作搬上银幕，通过呈现老北京的日常生活细节，推出了‘文化电影’的新视野。”

1990年代，电影开始走向市场，出现了多元发展的探索格局。1992年的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上，奚美娟凭电影《蒋筑英》获最佳女主角奖，那一年上海获奖的电影是吴贻弓导演的《阙里人家》，在那一次颁奖会上，奚美娟第一次近距离与吴贻弓分享了艺术创作的荣誉和喜悦。

“《阙里人家》直面当下社会生活，描写了市场经济发展与古老中华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影片题材是重大的、尖锐的，但一如既往地寄托了‘淡淡哀愁’的叙事风格，显现了文化电影所达到的高标水平。”奚美娟评价。

“吴贻弓导演想与理想亲近，与生活亲近，他具有这样的天性。这让我想起舒婷早期的诗歌《童话诗人》有这样一句诗，‘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 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任仲伦认为，吴贻弓的电影总是有一种纯粹，总是喜欢过滤太多的黑暗，去寻找生活的暖色。《巴山夜雨》虽然是描写“文革”的苦难，却没有戏剧般的剑拔弩张，而是温润的人性复苏和化解。

“吴贻弓等第四代导演，是有童话情怀的一代。”任仲伦总结，“他们与前辈的电影表达出强烈的政治激情有区别，与后来者顽强的表达自己的艺术倾向也有不同。”

法国电影美学家马赛尔·马尔丹《电影语言》曾说：“电影语言含有各种言外之意,又有各种思想延伸,因此我们更应该将电影语言同诗的语言相比。”

复旦大学教授汪涌豪认为，吴贻弓的电影是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的，较之于故事的生动与情节的新奇，他更重视人物情感的诗意演绎和温情浪漫的氛围营造，“《城南旧事》有意调用‘艺术上的重复’，包括让《骊歌》音乐不断唱响，伴着井台打水、学生放学等镜头的多次出现，同时长镜头特别多，空镜头的运用特别成熟，都很完满地实现了导演‘要留出时间让观众去想”的初衷’。”

以“工匠精神”热爱和雕琢电影

在对电影艺术的追求之外，与吴贻弓有过交往的人，亦都深深折服于他的人品。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陈东曾与吴贻弓在文联共事，她说，吴贻弓亲切、平和，没有架子，文联同事们不论官职大小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吴”。

在陈东印象里，吴贻弓有一股不论干什么都要成功的劲头，“他拍电影，就获得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他当导演，就成为第一个可以‘走出去’为中国国产电影争光的导演；他当主席，就可以把活动搞得很好。有事找到他，只要他有时间，只要他身体吃得消，他一定去‘站台’，他不是为某个人‘站台’，他是为文联‘站台’。他要干什么就能成什么，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永远值得我们缅怀。“

上海影协原副主席，上影集团原副总裁汪天云对吴贻弓在电影教育上亲力亲为的开创性贡献印象深刻。汪天云在上师大期间请吴贻弓去上师大担任硕士生导师。

“当时还不像现在这样热烈地学习电影，我们根本不知道这能不能培养出研究生，这个专业能不能成为一个大专业。”让汪天云没想到的是，吴贻弓欣然同意，在上师大招了第一届研究生，认真备课、讲学。

“今天我们纪念吴贻弓的方方面面，他对电影教育的贡献我们也是不能忘怀的。当时他帮助我们年轻人走上电影的道路，教育我们的年轻人从事电影产业、电影文化、电影事业，我觉得吴贻弓永远是我们的老师。”汪天云说。

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江海洋跟随吴贻弓导演拍摄了《城南旧事》《姐姐》《流亡大学》，完成了从场记、助理导演，到副导演的过程。

他回忆，自己和吴贻弓学到的终身受用的第一课是：热爱电影。在江海洋印象里，吴贻弓是一个绝少发脾气的导演，他师从吴贻弓拍摄了三部电影，仅仅看到他发过一次火，是因为一根马车缰绳。《城南旧事》拍摄中，吴贻弓特意嘱托道具组准备考究的缰绳，因为是富人家的马车，但现场准备的是一幅麻绳。吴贻弓气得摔了茶杯，颤抖着说：“可以怠慢我，你们不可以怠慢电影。”

而江海洋见到吴贻弓沮丧，是因为他“升官”了，被任命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得知这个消息，吴贻弓没有丝毫开心，而是抽着烟，沮丧地说，“这件事终于来了。”比起职务的上升，他更愿意担任一个导演，一直在他热爱的电影第一线。

“他曾经对我说‘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那么的喜欢电影。’”江海洋感慨，“ 一个人一生最幸运的事，莫过于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喜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初心。因为喜欢，所以百折不挠，矢志不渝；因为喜欢所以虔诚敬畏，初心不改。”

上海市文广局原艺术总监吴孝明则用“工匠精神”形容吴贻弓对电影的热爱，他说：“吴贻弓导演是上海电影的一座丰碑，几十年来，他就做了一件事——电影，而且把这件事做得那么好，这就是一种工匠精神，是我们当下要弘扬和学习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