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托克维尔与法国当下关于民主的讨论

10月16日下午，来自法国索邦大学的弗朗索瓦兹·梅洛尼奥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有关“托克维尔的政治生涯和对法国政治的思考”的主题讲座。托克维尔作为思想家、政治家，曾经竞选议员，也担任过第二帝国时期的外交部长，丰富的政治生涯影响了他对政治的思考，形成了他的思想表达。本次讲座即对这两者关系进行考察，由此来思考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特征。本次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肖琦担任中文翻译，本文整理自中文译稿，经译者审读。

法国教育部长米歇尔·布兰克曾说：“法国当下正处于托克维尔时刻”。法国近几年此起彼伏的“黄背心运动”表达了部分下层民众不满的声音：他们指责投票程序不够公正，无法使全体人民的意志达成一致。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所了解的法国乃至欧洲各国兴起的民粹主义运动，也正是基于民主讨论的不足而激起的抗议浪潮，而一百多年前托克维尔关于日常民主的观点和思想似乎可以拨开历史的重重云雾，直达当下的话语场域。1856年托克维尔曾言：“我们把独立与自由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没有什么比一位自由的公民更不独立的了。”在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思想和实践中，最重要的是民主讨论，其形式是所有人都参与到共同事务的管理和议会的代议制民主之中。今天对民主讨论的思考将使百年前托克维尔关于民主议题的研究重新拉回到我们的视线当中。

我将根据托克维尔的生平来阶段性地考察他关于民主的讨论。一般来说，按照思想家的生平阶段来做思想史是不恰当的。但在托克维尔的情况中，这种思想传记的方法是合理的，他的生活经历和他的思想轨迹紧紧相扣。

首先，托克维尔被认为是“在摇篮里找到了理论上的问题”，他的社会学或历史学的作品在某种程度是对他家庭不幸的分析。这位经常被我们认作是“预言者”的思想家是旧制度的人民、旧贵族的后代。他分析新世界，只是因为他了解旧世界，且不时为旧世界感到些许遗憾，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使得托克维尔成为诠释新世界的预言者。

其次，托克维尔的思想是由他作为旅行者与政治家的经验往复铸就形成的。他并非是一位学院派的思想家，也非一位纯粹的文人。19世纪的法国并不像那时的德意志一样，拥有诸多有活力的且有实力的大学。托克维尔身为一名学者，学院并未为他提供施展才能的平台，他最终目的是为了从事政治实践。他在1839-1851年期间被选为议员，1849年担任法国外交部部长，从政期间从未停止过对理论的社会观察和实践，并将之应用到全国及地方政治事务中去，我们因而可以强调他的思想转向或者是其概念的不明确性。他的著作都是政治著作，如法国1830-1850年的选举方案（即《民主在美国》1835-1840）、回忆录（1850年写就，解释第二共和国失败的原因）、《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出版，解释了为何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革命中没有实现自我的变革，进而也没有在之后的体制中取得成功的原因），从中可以发现这些政治著作都与所处时代的政治状况和他亲历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的报告将分三个部分：公共讨论与贵族自由主义传统的关系、在美国发现民主讨论、如何在法国实现民主讨论。

一、公共讨论与贵族自由主义的传统

1805年，托克维尔生于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他的家庭与旧王朝（波旁王朝）有着密切联系，与新制度保持着距离。对于托克维尔来说，思考民主的变革或思考从旧制度迈进新社会的困难，其实就是讲述他的家庭史。他的外曾祖父马尔泽尔布、外祖父、舅舅、姨妈等人都在1794年4月走上断头台，他的父母得以幸免的原因是罗伯斯比尔的突然倒台，而托克维尔和他的兄弟们差不多都是奇迹般生存下来的孩子。

作为旧贵族的后代，托克维尔本可以像他所处环境中的很多人一样反对革命。但在这个贵族家庭中，他的母系是颇具声望的自由派，他的外曾祖父马尔泽尔布即是当时著名的贵族自由主义的拥护者。托克维尔的民主自由主义源于贵族自由主义传统、源于孟德斯鸠，但更直接的来源则是他的外曾祖父马尔泽尔布——启蒙运动时期的重要人物、公众讨论的捍卫者。

马尔泽尔布属于穿袍贵族阶层，通过购买世袭职位而于1741年进入巴黎高等法院，并于1744年成为参事，之后成为间接税法庭首席院长；1750年至1763年期间担任书报审查大臣一职。虽然议员、法官的职位都是通过金钱购买得来，但这并不妨碍马尔泽尔布捍卫自由的思想行为。

在马尔泽尔布负责印刷品审查期间得知狄德罗住宅将被查封的消息时，他建议狄德罗将《百科全书》的手稿藏在他自己家里。他甘愿冒此风险的原因是认为新闻自由对于民主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而书籍在法国本土出版比从荷兰秘密出版再进口至法国更为直接便利。保卫出版和新闻自由作为贵族自由主义的遗产，将成为托克维尔在民主社会中传播民主思想和保障个人自由及其集体行动的一个重要手段。马尔泽尔布还在1787年宗教宽容敕令的颁布出台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敕令给予那些非天主教徒（新教教徒和犹太教徒）以合法身份，从而打破了天主教徒对合法身份的垄断。托克维尔此后将承继这一捍卫宗教自由的遗产。

1770-1771年，马尔泽尔布向国王提交谏言书，要求由他主持间接税法庭来审议税收问题，反对仅仅由皇家意志决定、不经议员同意而设立的临时税。马尔泽尔布强调了税收问题的公开性和公众同意的必要性，而这是现代国家组织中的核心问题，即税制问题。当托克维尔提到马尔泽尔布时，经常暗示的是一种道德的姿态与一种双重的保护，即在国王面前对人民的保护与在人民面前对国王的保护。曾经在国王滥用征税权的时候为人民代言的马尔泽尔布却在路易十六受审时保护国王，在1792年12月国王受审时，他挺身而出为国王辩护，1793年1月21日国王被送断头台，马尔泽尔布也于1793年12月被捕并于1794年4月22日被送上断头台。马尔泽尔布这种捍卫个人权利和司法保障的勇气将在托克维尔身上得到印证。

托克维尔的家庭史说明了历史学家所称的“批评的政治”（即“启蒙运动对绝对主义的批评”）、公共讨论的思想（公共讨论而非民主辩论）是如何先于公共讨论的民主空间出现，以及如何决定了后者的出现。这对于欧洲思想史至关重要，因为民主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植于贵族自由主义，而对自由与团结的新形式的思考往往使得旧的思想重获新生。

托克维尔受益于马尔泽尔布的贵族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具体实践，此外托克维尔对道德的诉求亦来源于马尔泽尔布，同时他也批评绝对主义对权力的独揽，认为这种绝对主义导致了中央集权。他继承了公开性批评这一思想遗产，这是马尔泽尔布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但同时马尔泽尔布的思想也是一种不民主的思想，因为他没有一种人民立法的观念。从马尔泽尔布的经历来看，其身上体现更多的是自由，而非民主，其所在议会就并非民主程序产生，而托克维尔所要讨论的是在民主社会到来的时候，这些政治实践将会如何？

二、民主讨论的发现：美国

托克维尔于1831年4月2日出发至1832年2月20日返回法国，其美国之行前后历时9个月。当时美国并不是主流的旅行目的地，欧洲人前往美国的目的则是为了宗教忏悔或政治流亡。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一些法国贵族（包括未来的国王路易·菲利普）曾在美国流亡。而1830年代的美国不是很富裕，并被认为是新生的国家。托克维尔在其26岁之际选择前往新生国家——美国真实的原因是：作为旧制度的遗民，他在法国前途渺茫，经历着双重失败。第一重失败是身为年轻法官的失败。他学习过法律，并且得益于马尔泽尔布的荣光，由家庭推荐进入司法系统担任助理审判员（即长期实习生，无报酬，这保证了法官的公正性和司法部门的社会多样性），而随着1830年革命的来临，新政权的建立使他再也没有在司法部门任职的希望。第二重失败是他的政治野心受挫，因为他的家族与旧政权联系密切。因此他选择去美国是希望在一般意义的政治上，准确来说是在监狱政策方面成为一名专家，回国后以此为资本介入政治实践，实现其政治野心。作为一次完全自费的旅行，法国官方予以他的任务是提交一份关于美国监狱的报告，以促进法国监狱改革。监狱问题在19世纪的欧洲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意大利、捷克、法国等国家均派出人员去美国考察监狱。而监狱问题与我们的民主讨论问题并非毫无关系，其中涉及到如何对待异常人、如何使一个社会团结在一起、实现社会共同价值观的问题。托克维尔通过视察监狱发现了自治政府和日常讨论的重要性，他与朋友博蒙最终一同撰写了一份关于美国监狱系统性的报告，该报告使他于1841年被评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托克维尔在美国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因为他出身法国贵族，亦是法国政府的特使。在美国期间他们会见了政界所有重要的人物，包括两位美国总统（前总统约翰·亚当斯和杰克逊）。美国之行的民主考察活动使他最终提炼出两卷本的《民主在美国》：第一卷出版于1835年，详细勾勒美国的机构与制度；第二卷出版于1840年，论述美国社会一般民主的讨论。

用司汤达的话来说，美国对于托克维尔就是金钱、自由与上帝。他在纽约发现了一个商人社会，但在这个商人社会中他并没有看到民主的商议，有的只是个人意见的并置和金钱充斥的氛围，而缺少一个可以进行讨论的公共空间。真正让他信服的，是7月31日对与社团、集体讨论相关的自由向度的发现。这种自由与讨论相关，与政党、民间团体（包括匿名戒酒会）、市镇的共同管理相关，即一种日常民主讨论。托克维尔发现美国人的一大乐趣是参与社会治理、发表个人意见，而家庭妇女对于政治的热情尤为使他诧异。美国家庭主妇常常将自己的家庭问题摆在一边，去参加公共集会、听取政治演讲而非直接参与政治，与政治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对她们来说，政治俱乐部就是一个娱乐的场所。可以说一个美国人不知道如何交谈，但他会讨论；不会高谈阔论，但他能说到点子上。上帝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展开来探讨会费时颇多，在此先不予以讨论。

托克维尔总结了美国民主以下几个特点：1.国家建设是从下到上的，从地方社区开始之后集权至中央，而中央政府的权力非常薄弱；2. 与欧洲大陆浓厚的天主教传统不同，清教徒精神赋予个人很大的自主权，也十分重视理智的作用。他也发现了美国民主存在的问题，例如对于民主讨论的称颂只适用于美国东海岸，美国西海岸的新州常常被描述为民主失控的地带，在那里民主讨论常常伴随着喝酒和尖叫，毫无秩序而言。种族问题亦是困扰美国民主实践的乌云，白人不愿意给予黑人民主讨论的空间。

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日常实践和地方一级民主的讨论予以充分肯定与赞扬，但是这一美国模式的民主是否具备广泛的适用性，即是否能够适用美国以外的尤其是欧陆国家？1835年出版的《民主在美国》“乡镇体系”这一章节向我们展示了托克维尔的疑虑。他认为乡镇一级的民主对于一个没有民主经验的国家来说，很容易被中央政权所摧毁。因此，没有一个真正的美国模式，因为美国民主处境特殊：美国是一个没有经历过旧制度的国家，因而提炼一个美国模式将之运用到具有悠久传统的欧陆国家时会遇到各种问题。托克维尔只是提出了一个思考善政的理想典型。

三、法国与民主实践

回到法国后，托克维尔希望进入政府部门以将他的政治理念付诸实现。接下来将考察他重返法国后的政治经历和他在法国引进民主审议的困难，探究他从政治实践中汲取的经验，进而影响到他的政治思想与写作。托克维尔自1836年就希望进入地方行政机构，并于1839年3月成功当选诺曼底大区芒什省的议员，直到1851年12月2日政变辞职为止，诺曼底的政治经历恰恰对应于他关于美国民主讨论的研究。

他对竞选活动的积极影响非常敏感，因为竞选活动创造了一种带有民主讨论意味的广泛交流，即使这是一种谎话连篇的交流。而在引进美国式的民主审议和民主讨论时，他发现了巨大的阻碍。他将民主视为选举计划的思想难以被法国人接受，同时也发现了真正建立地方性生活的困难。他发现了当地选民具有很大的人格缺陷：“这里的人诚实、聪明、比较有信仰、比较有道德，非常有规矩。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无私的”，从中他发现了法国人自私、个人主义的一面。正是多次担任议员的经历，使其在撰写《民主在美国》一书时汲取更新更多的启发，发现了个人主义的问题。托克维尔认为“个人主义”一词在美国被赋予正面的意义，在法国却被赋予相反的意义，而个人主义并非利己主义，利己主义是自古就有的，并不从属于特定的社会，个人主义与民主社会相联系的，是在民主的境况下发展起来的。他认为“自私自利是一种自古有之的恶，它根本不从属于特定某个社会。而个人主义源于民主，随着条件趋于平等化，个人主义有发展起来的危险”，托克维尔基于他的美国之行和在地方选区的政治观察得出每个个体基于个人主义在实践着民主讨论，已然导致了分裂，而当分散的个人主义诉求向上汇集时会遭受上层专制主义的镇压与摧毁，专制主义不啻可以视为某种个人主义，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托克维尔曾如此描述绝对主义、专制主义：“在这些人之上，有一个巨大的权力在监护着他们，独自负责确保他们的幸福和命运。它是绝对、无微不至、合法、有远见和温柔的。如果说它是一种父权，以教导人如何长大为目的，它最像父权不过了。但相反，它喜欢公民去娱乐，并且要他们只想着消遣。它乐意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但想成为他们的唯一代理人和裁判；为他们的安全负责，为他们的需要提供保障，为他们的快乐提供便利，管理他们的主要事物，管理他们的产业，管理他们的继承，分割他们的遗产，这不是完全不让公民开动脑筋和操劳生计吗？”有人将此看作是极权主义的预言，但极权主义显然不如此般温和；有人将之视为法国作为福利国家的证据，但在托克维尔写作时，福利国家还没有出现（1840年代的法国，国家也没太多的力量去保护照顾民众的利益）；而革命摧毁了许多慈善机构，除了军人以外的政府官员没有退休金，公共行政体系的组织非常薄弱。托克维尔描绘的只是一幅思想的图景，不是对当前状况的描述，也不是预言。

1851年12月2日政变发生，随之建立起拿破仑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告别政治家的生涯，回到学术研究领域，最终于1856年出版了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关于回归研究领域的原因，托克维尔是想反思政治实践的失败，比如当选者并非经过合法的选举程序而是被政权直接任命，这些失败在他看来是争取自由的失败，这种失败不仅存在于法国，整个欧洲亦在面临这一困境。正是反思政治实践的失败，才有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的诞生。他对档案进行了大量研究，采取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加之他熟悉法国地方事务的管理状况以及欧洲范围内的思想运动。而作为前外交部部长，托克维尔亲眼见证了1848年革命的退潮，种种因素的汇集使他成为研究法国十八世纪史的翘楚。

在这本书中，托克维尔追溯法国大革命失败的根源、法国之恶的罪魁祸首——绝对主义。从十七世纪起，法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任何人都不能处理自己的事务。工业生产几乎全部被资产者垄断、政府对社团实行监督、市镇缺乏自由。人们对政府抱持强烈的不满，却又深藏在内心。托克维尔这样描述道，“法国行政当局的特点是，无论是贵族还是资产者，所有想从它的外部左右公共事务的人，对于政府一律怀有强烈的仇恨。任何一个似乎想不靠政府帮助便自行组建起来的最小独立机构，都使得政府感到害怕；最小的自由结社，无论是什么目的，都使政府感到不快，它只留下它一手组建和主持的那些社团。它也不太喜欢大型工业公司，总之，他们不愿意让公民以任何方式干涉自己的事务，他们宁愿贫乏，也不要竞争。”

对于加速革命爆发的原因，托克维尔给出另一种解释：繁荣加速革命的到来。“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常见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经验表明，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一个伟大的天才才能够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痛苦，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似乎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察觉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人们的感情更为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了，是真的，但感觉却更强烈了。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的最轻微的专权都似乎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主义更难忍受。”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而这种繁荣甚至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在书中描绘出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流血冲突与暴力斗争，那么是否就意味着他对革命保持否定的态度呢？答案是否定的，托克维尔在赞颂革命之余，要将日常民主讨论随之提上议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日常民主讨论的实践，该国政权又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推行这种民主化改革时，将会使革命堕入深渊。托克维尔认为英国议会辩论传统的存在导致民主化改革的有效推展，而法国没有这样一个传统，那应该采取学习吸纳他国民主经验的态度。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后的法国处于一个民主过渡的时期，对于没有民主经验的法国来说，存在一个学习民主经验并将之建制化的阶段。

结论：托克维尔的当下性？托克维尔时刻？

托克维尔作品中呈现的世界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就像巴尔扎克小说里呈现的世界一样，他写的那个年代正是欧洲国家处于民主过渡的时代，而这种民主过渡是一种不间断的，直至今日仍在发生。托克维尔去世后，他的作品在意大利、俄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其传播程度甚至可以写著一部托克维尔著作传播史的书。而在亚洲，1880年《旧制度与大革命》被翻译成为日文出版。冷战时期以来，托克维尔又再次进入到读者的视线当中。“托克维尔热”这一现象背后呈现的是当下的民主危机和对民主的广泛讨论，人们在百年前托克维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某种思想共鸣，产生了不同时代对同一主题的思想震动，托克维尔的当下性日益凸显，而当今社会亦处于托克维尔时刻。

对托克维尔来说，民主社会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如此才能允许共同管理，目的是实现普遍富裕和逐渐消除经济与社会差异。如果不平等破坏了人们据此可以进行共同审议的那种相似感，那么政治民主就面临危险。托克维尔简短地考察了一个新的工业贵族的诞生。这种对不平等的政治影响的思考在今天至关重要。 但托克维尔只在相似性中思考平等的诉求，忽视对差异的平等要求，对不同文化的尊重要求。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之间的分歧比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更重要，托克维尔的民主讨论就会面临困境。因此，重要的是他的思考方法，而不是解决方法，是在政治思考中考虑历史性和比较的方法。诗人勒内·夏尔曾说，“留给我们的遗产没有任何遗言”，对托克维尔的阅读是激励我们与他一起思考，但是是不一样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