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师大｜老吾老⑥如何减轻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

中国正经历着快速的城市化，城市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城市老年人口群体呈快速增长的趋势。据预测，城市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由2011年的8209万增长到2050年的3.8亿，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将由2011年的7.9%增长到2050年的35.8%，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将由2011年的962万增长到2050年的8256万，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由2011年的11.7%增长到2050年的21.46%。

目前，我国城市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出现新的变化趋势，独居老人的比重大幅增长。根据“六普”数据，2010年城市7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已经达到483万人，占到70岁及以上老人的14.0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庭小型化和核心家庭主流化使更多老年人与子女分开居住。劳动力人口空前活跃的空间流动、计划生育带来的少子化等因素也使独居成为很多老年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目前大部分70岁及以上的城市老人一般会有子女在同一城市居住，可能是“一碗汤的距离”，彼此关照且互不打扰，这样的居住安排有助于家庭和谐，减轻独居老人的孤独感。

2019年9月20日，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三康庙社区的老年居民使用健身器材锻炼身体。 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 摄

5个城市2153个样本调研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未来十年我国城市老年人口居家养老保障体系研究”课题组开展的“中国大城市城区7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状况和需求调查”。

该调查依据我国区域分布与社会经济状况，选定上海、广州、成都、呼和浩特和大连5个城市作为调查地区，采取四阶段随机抽样设计，依次选取5个城市中有代表性的行政区域、街道、居委；从被选中的居委中，按习惯的门牌号从前到后抽取50位（上海为100位）7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作为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是2012年12月31日年满70岁及以上、在调查时常住本地区半年以上的独居老人（以晚间睡觉仅１位老年人为准）。分析样本为2153个。

该调查收集了个人信息、经济收入和社会参与、健康和照顾、居住和家庭设施、文化和精神生活等方面的丰富信息，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

调查主要发现

（一）城市7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的孤独感现状和样本分布特征

在被调查的城市7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中，从来不感到孤独的比例是39.76%，有时感到孤独的比例是44.68%，经常感到孤独的比例是15.56%。

独居老人的居住环境和社会关系与孤独感有着紧密的联系。子女与独居老人住在同一居委会的约为21.6%，超过一半的住在同一城市但不同的街道或镇。还有大约7.7%的独居老人子女住在其他城市或其他省份，这个比例虽然比较低，但是当这些独居老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子女会由于距离太远无法提供。虽然独居，但是大多数老人与家人都有比较频繁的联系，每天有联系的占26.8%，超过2个月看望或联系的只有约10.5%。独居老人对与家人关系的评价都比较积极和正面，老人自评关系“很好”和“好”的比例约为86.2%，自评“差”的只有1.25%。

虽然常说“远亲不如近邻”，但是独居老人与邻居的联系频率低于与家人的联系频率，这可能与独居老人参加社区活动的比例比较低（不到50%）有关。不过，独居老人与邻居基本能够保持不错的关系，只有约1.8%的老人认为与邻居的关系差。大约6%的老人在过去两年由于搬迁、亲人去世或其他原因失去子女的帮助，约19.2%的老人失去其他人的帮助。

（二）影响城市独居老人孤独感的因素

１.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对孤独感的影响。

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自评经济状况和所居城市均显著影响独居老人的孤独感。

年龄的影响不是线性的，仅80-84岁组高龄老人产生孤独感的风险显著高于70-74岁组老人（参照组），其他年龄组与参照组没有显著差异。

女性独居老人比男性更容易产生孤独感，其发生风险比男性高约45%。没有配偶的独居老人产生孤独感的风险比有配偶的独居老人高约52%。

受教育程度越高，独居老人发生孤独感的风险也越高。小学教育程度的独居老人与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初中教育程度的独居老人发生孤独感的风险大约是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独居老人的1.31倍，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独居老人大约是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独居老人的1.9倍。

老人的自评经济状况越差，发生孤独感的风险也越高。自评经济状况困难和一般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发生风险比宽裕组的孤独感发生风险大约分别高78%和40%。这与我们的认知相契合，经济状况较差的独居老人会比较担忧自己的生活和养老，同时，与富裕老人对比也会产生心理落差，这些可能成为孤独感产生的诱因。

居住在不同城市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发生风险有显著差异。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是：从北到南，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发生风险是递减的。呼和浩特的独居老人孤独感的发生风险是上海独居老人的近2倍；大连独居老人的孤独感与上海的独居老人虽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前者发生的风险要比后者高；广州和成都独居老人的孤独感的发生风险显著低于上海独居老人。

2.社会关系对独居老人孤独感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独居老人在与邻居的交流中大多能保持不错的关系，但是来自邻居的支持并不显著影响独居老人的孤独感。这极大地凸显了家人（主要是子女）在独居老人精神世界中的重要性。子女与老人的居住距离往往决定着能否与老人进行频繁的联系与互动，所以子女的居住距离越远，独居老人的孤独感越强。由于独居老人对家人的情感依赖，所以对于最近3个月内与家人联系频率较低，或与家人关系较差的老人更可能产生孤独感。

可见，与家人的紧密联系以及维持良好的关系有助于排解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

由于各种原因失去可提供帮助的人对独居老人的孤独感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与没有失去提供帮助的人的独居老人相比，失去子女的独居老人产生孤独感的风险高约65%，失去其他提供帮助的人可以使独居老人孤独感的发生风险提高约76%。可见，损失社会关系，不论是失去子女，还是失去配偶以及其他能够为老人提供帮助的人，对独居老人的打击都很大，会导致其强烈的孤独感。独居老人是否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并不显著影响其孤独感。

３.健康状况也是影响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的显著因素。

自评健康状况一般和不好的独居老人孤独感的发生风险分别是健康状况好的独居老人的约1.94倍和2.25倍。部分或完全不能自理的独居老人比能自理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的发生风险高约1.9倍。认知能力在本文的研究中并不显著影响独居老人的孤独感，这可能和我们筛选样本时将认知能力较低的老人排除在外有关。

结论与思考

伴随着少子老龄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独居逐渐成为城市高龄老人普遍的居住方式。孤独感作为影响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备受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关注。本文深入分析了我国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及其影响因素，得到了一些值得讨论的重要结论。

（一）城市7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的孤独感水平较低

相比于其他一些类似研究，本文的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较低。样本中有39.76%的独居老人从来不感到孤独，有时感到孤独的有44.68%，经常感到孤独的只有15.56%左右。在上海崇明区开展的一项针对6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的调查中，具有较低水平孤独感的占比15.4%，中等孤独感的占比58.9%，较高水平孤独感的占比25.7%。与该项研究的结果相比较，本文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水平较低。上海崇明区以农业为主，年轻人大多都在区外就业或读书，独居老人可能会有更大的孤独感。

还有研究发现，老年人（不分独居与非独居，不分城乡，包括70岁以下的老年人）有较低水平的孤独感大概在19%-51%区间内，中等水平的孤独感为41%-56%，较高水平的孤独

感为9%-25%。本研究中的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较低可能在于孤独感的测量方式与其他研究不同，我们只使用一个问题来度量孤独感，而其他研究有的使用UCLA量表。

UCLA综合了20项指标测量情绪和情感体验，其复杂度高，有可能导致被调查者孤独感的得分较高。

此外，城市可以通过提供更丰富的生活和更加健全的保障及服务降低独居老人产生孤独感的风险。目前70岁及以上的老人还是以多子女为主，由于城市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独居老人的子女不需要迁移到异地而获得工作，同城不同住的居住方式使得子女能够为独居老人提供必要的支持，从而降低独居老人产生孤独感的风险。

（二）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显著影响城市独居老人的孤独感

女性、无配偶以及经济状况较差的独居老人更可能产生孤独感，本文发现的这些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同时，这3个特征也是独居老人的普遍特征，比如，在本文的样本中，女性的比例约为71.2%、无配偶的比例约为84.4%，经济状况一般和贫穷的比例约为68.2%。这些类型的独居老人需要特别的关注。

通常来说，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人有更多的资源来消减独居的负面影响。但是，本文发现，受教育程度高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发生风险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独居老人。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源，参与的各种社会活动也会比较多，独孤感发生风险比较低。但是，丰富的社会资源对情感和情绪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甚至有可能是负面的，从而会增加孤独感发生的风险。

正如本文所发现的，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并不能降低独居老人孤独感的发生率。而且，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层次相对较高，内容也相对丰富和细腻，当较高的需求预期与较低的现实之间产生差距时，则会增加孤独感。

健康状况较好的独居老人独孤感的发生风险也比较低，这一发现印证了以往健康对孤独感影响的研究结论。究其原因，老年人患病以及身体机能下降会影响日常活动，社会交往相应减少，社会活动的参与也减少，更容易产生孤独感。另一方面，健康状况较差的独居老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的帮助和照护比较多，其自我效能感差，也会导致他们产生孤独感。

（三）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存在南北地域差异

呼和浩特、大连、上海、广州和成都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从北到南越来越低，表现出明显的南北地域差异。这可能和地理气候有关，也可能和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建设对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有关。

呼和浩特地处北方，调查进行时天气寒冷，老年人只能在室内活动，而且有很多老的小区是没有公共活动空间的。呼和浩特的城市建设速度很快，改造旧城、建造新城，打断了以往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联系，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联结机制尚未建立，即使新的小区有公共活动空间，但是并没有形成能够进行有效的社会交往的环境，独居老人在这样的环境中非常容易产生孤独感。

大连地处海滨，气候比呼和浩特暖和及宜人，独居老人的孤独感低于呼和浩特。

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比较高，城市生活非常便利。但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上海，城市文化呈现多元性和异质性，且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彼此相互融合，在这样的环境中，上海独居老人孤独感的水平处于中间。

广州地处华南，和上海相似，也是人口净迁入的国际大都市。但是，广州宗族观念浓厚，在城市化进程中原来的生活肌理没有被打断，而且广州的休闲娱乐和饮食文化丰富，这些能够为社会资本的产生提供极大的便利，有助于降低独居老人的孤独感。

成都地处天府之国，有丰富的休闲娱乐与饮食文化。在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经济转型中还保持了传统的社会生活和情感连接。这些特点为社区居民（包括独居老人）的社会交往提供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使独居老人有较低的孤独感。

（四）家庭支持能有效降低城市独居老人孤独感的发生风险

有效和亲密的社会支持对降低独居老人孤独感的发生风险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通过促进独居老人的人际关系和参加有益的社会活动来消减老年人的孤独感。

我们的研究发现，来自子女和家人的支持比来自邻居的支持更重要，这和其他关于中国独居老人孤独感研究的结论一致。但是在西方国家，朋友和邻居的支持对预防和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非常重要，这种差异可能与中国传统的家庭和亲情文化有关。中国人通常与家人保持非常亲密的联系，彼此间提供很多帮助。独居老人也更加看重和依赖子女和家人的支持和慰藉。虽然与邻居也保持来往，但多是礼尚往来，是浅层次上的交流，而孤独感是较深层次的情感体验，因此与邻居的交往对降低独居老人孤独感的发生风险的作用很微小。我们在分析中也曾考虑加入独居老人与社区干部的交往和关系状况这两个变量，但是这两个变量对独居老人的孤独感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和社区的治理和建设资源匮乏、来自社区干部的支持不能真正满足独居老人的需求有关。

在过去两年内由于搬迁、亲人或朋友去世以及其他原因失去能够提供帮助的人对独居老人的独孤感有非常强烈的影响作用。独居老人面对子女、亲人和朋友的离开非常脆弱，特别是失去那些对自己很重要、为自己提供很多帮助的人后，独居老人很可能会将自身封闭起来，也可能再难发展或接受新的社会关系，从而感受到非常强烈的孤独感。因此，当独居老人的居住地发生变化，周围是不熟悉的社区，或者亲密的亲人和朋友离世时，要特别关注他们的行为和情感变化。如果出现减少社会交往，并将自己隔离起来的情形，一定要及时采取措施来关心和照顾老人，以应对和减轻老人的孤独感。

概而言之，尽管本文所使用的调查数据不是专门针对独居老人的孤独感，而且受经费的限制和抽样的困难，仅选取5个相对有代表性的城市来抽样，从中只能对城市独居老人的孤独感有一个总体的认知，而不能从多个维度深入考察独居老人的消极的情感体验，但是，本文实证分析所得到的结果，仍应引起社会和政府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目前70岁以上的老人一般拥有多子女，家庭支持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比较高。但随着独生子女父母逐渐步入老年，人口的快速迁移流动和关系的变迁使得更多的老人和子女分开居住，甚至相互间异地居住，今后独生子女即使愿意也无法为老人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

在这种情况下，来自邻居、朋友和社区干部以及志愿者的支持会由于其较高的可获得性和便利性而越来越重要。但是，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重塑了城市居民（包括独居老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加之社区建设尚不成熟，因此，如何构建有益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使邻居和社区干部以及志愿者对老人的支持能够真正有益于老人，满足老年人特别是独居老人的需求，减轻其孤独感，已成为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目前在许多社区中推行的结对互助活动、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提供服务的老伙伴项目等，帮助了很多有需求的老人，包括独居老人，也推动了老人特别是独居老人走出家门，参与社区活动。使这些活动进一步规范化和持续进行，不仅需要社区的努力和建设，也需要国家与政府的支持和引导。

[作者李强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徐刚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口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张震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研究所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未来十年我国城市老年人口居家养老保障体系研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我国老年人的自评幸福度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的区域差异、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的研究成果。本文首发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刊发时做了删节和改写]